简明正史——南朝齐帝文化

萧齐初年，儒学有一个很短时间的复兴，这与高帝本人对儒学的态度是有关系的。高帝十三岁曾师从名儒雷次宗学习“三礼”、《左氏春秋》，即位之初表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要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大臣王俭更是积极倡导儒学，并潜心于丧服和礼制的研究，时人称他为“儒宗”。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齐初出现了一批钻研儒学的学者，如虞通之、张充、张绪、宗测等，《南齐书》说这些士人“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不过，此时已是儒学中衰时代，儒学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这些经学家在治经的同时，也研习“三玄”，就连王俭本人也不是一个醇然的儒者。尽管这一时期的玄学已不同于魏晋，没有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没有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但玄学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宠遇，将它立为国学之一，因而玄学也就成了士人的必修知识，善玄言仍可以饮誉士林，王玄载、王僧虔等就是这类人物。因此，萧齐的儒学是玄学化的儒学。

齐高祖建国后，一时无暇整顿教育。建元四年（482），高祖下诏立国子学，置学生一百五十人，以太常卿张绪领国子祭酒。可是不久高帝病死，此事束之高阁。武帝在位凡十一年，除永明三年（485）曾下诏“省总明观”及“崇建庠序”外，其他有关教育之事未有所闻。武帝死后，齐宗室接二连三地爆发帝位之争，教育之事无形停顿。建武四年（497），明帝下诏复立国子学，但复学情形未见记载。总之，萧齐一代共二十三年，除尚书令兼领国子祭酒的王俭开学士馆监视诸生一事尚足称道外，学校教育毫无成绩可言。

萧齐对教育不重视，却大力崇奉佛教。高帝建国后，即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兴建寺院，供养僧众；武帝对佛事的尊奉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曾下诏沙门在天子面前不必自称贫道，准许他们自称名号谈话叙事。这是佛教传入东土以来的一件大事。传统上，僧道一向被视为与巫觋同样的低微，但经过武帝这道诏令，僧侣的人格获得了明确的肯定。萧齐诸王多奉佛，但最迷狂的是竟陵王萧子良。他设立义斋，并在西邸招请名僧，讲说佛法，作新的梵呗，由唱导师来演唱。僧侣与在家奉佛者共同举行盛大的佛教仪式，这在江南还是前所未有的。萧子良因而成了这种佛教盛事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主持下，永明六年（489），范缜同数十名僧人及奉佛者进行了第一次因果大辩论。

道教也获得了萧齐帝王的支持。褚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高帝为他立太平馆，建元二年（480）又敕蒋负刍于馆行道。但总的看来，萧齐诸帝对道教的情绪没有像对佛教那样高昂。

萧齐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一是艳体诗的露头。永明年间，在竟陵王萧子良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凡稍有才名者，均为其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王融、谢朓、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号称“竟陵八友”。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立四声八病之说，对诗歌创作讲究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篇幅的长短，通常在十句左右，后来定格为八句一首。此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就是“永明体”。“永明体”的形成是诗歌创作追求音乐美的复归，是对晋宋以来文人诗语言艰涩的一种纠正，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关键转折。艳体诗的特点是语言华美，色彩浓艳，内容多写男女之情。由于此期传统道德意识的淡化，加上民间情歌的影响，诗中的艳情成分日益增多。谢朓、沈约等人对这些都是行家里手。这种艳体诗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此外，骈文在齐代也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江淹的《恨赋》、《别赋》，文辞富丽高雅，音韵铿锵优美，句法错落有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仍然盛行，先后出现了不少著作，如臧荣绪的《晋书》、庾铣的《东晋新书》、孙严的《宋书》等等。官修国史最突出的成绩是沈约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百卷的《宋书》编撰。从保存史料来说，这本书做得不错，但书中既为宋讳，又为齐讳，本纪中极尽曲笔之能事，因而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另外，檀超和江淹在掌史职时制定了修齐史的条例，拟立十志，虽然江淹粗成了十志，但整套书最终没有完成。此期，与史学相关联的学科有所发展，如谱学、目录学等出现了好的作品，王俭的《百家谱集》、《七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谱学是研究有关家谱、族谱、宗谱源流的学问，与当时的世家进取关系极为密切，因而为时人所看重。自晋以来，谱学形成了贾氏之学和王氏之学的分脉。刘宋时期的王弘在刘湛《姓氏簿状》的基础上撰成《百家谱集》，王俭复在此用力，并以贾氏所传之谱作为补充，做到了繁简适中。王俭的谱录是在当时检籍的情况下所作的，因而具有维护大族利益的时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王俭的《七志》在继承汉刘向《别录》之体的基础上，新创了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由于这部目录是私人完成的，也开启了私人编撰书目的先例。

南齐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现了谢赫的绘画理论。他本是一位不错的肖像画家，有《安期先生图》、《晋明帝步辇图》等作品，在总结了过去绘画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绘画理论名作——《古画品录》，把始于魏晋迄于南齐的画家二十七人分成六品，各加评说，并提出了“六法”的绘画创作理论，在我国绘画史上极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