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齐帝政治制度

齐初，中央官制中的三公仍为尊宠之位，并由刘宋之尊宠皇族向尊宠功高望重的异姓大臣转化。母为女巫的王敬则、“以劳历驱使”的陈显达都先后拜为三公，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齐明帝时三公仅此二人，一个高门也没有。寒族在高级士族面前，有时不免自卑，但在政治上毕竟能平起平坐了。萧齐在三公任用上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寒族在逐渐兴起；另一方面也起了鼓励寒族为王朝效力，以及客观上提高寒族声望与社会地位的作用。

齐朝二十多年中，录尚书事的设置很不正常，算起来前后只有三次。一次是齐高帝以褚渊拥立功大，又固辞司徒之位，故遗诏单拜他为录尚书事，成为江左以来的特例。然而这只是荣宠，大权全在继位的武帝手中，且四个月后褚渊即死去。第二次是西昌侯萧鸾通过宫廷政变杀死郁林王后，掌握全部大权，自封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海陵王为帝后，连饮食起居都受萧鸾控制。这里，录尚书事完全控制了皇帝，但不属于正常情况，也是四个月后，萧鸾即帝位，录尚书事一职自然废除。第三次是雍州刺史萧衍在推翻东昏侯后，掌握一切大权，拥立和帝，自封大司马、录尚书事，皇帝任他摆弄，同样也是四个月后，萧衍代齐自立而此职废置。前后三次录尚书事，时间加在一起，统共才一年，即使是正常设立，影响也不足道。

在录尚书事权力削弱的同时，尚书令、仆射的权力有所扩大。尚书令、仆射的揽权，很快又与帝王集权产生矛盾，于是引起了中书舍人一职的显赫。这个职位通常由皇帝的佞幸充任，其缘由一是他们官卑地微，容易驾驭；再就是当时的华门安于清闲，已无心也无力处理朝廷的繁杂吏事了。平心地说，这些皇帝佞幸除了擅长阿谀奉迎外，确实也有一些才干，其中有些人还有相当好的学问。这种情况在刘宋中期就开始，齐时更为突出，并成为“寒人掌机要”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齐时中书舍人有四人，各任一省，号为“四户”，官品虽微，权任却极重。当时人说：“宁可拒至尊之敕，不可违舍人之命。”由此可见他们的逼人势焰。

如同中央官制，萧齐的地方官制大体依刘宋之制，少有变更，只是在地方特察制度上，刘宋出现的地方行事制度和典签制度的作用，在齐朝发挥到极致。这两个制度，都是朝廷为加强对诸王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控制而实行的措施。行事是指都督府的高级佐僚，像长史、司马、谘议参军等，代府主都督刺史总揽府州军民政务。其始多由于以幼王出任都督刺史，不可能治军理民，故设“行事”实掌握其事。其后皇帝为防止都督刺史（无论是皇族充任还是庶族充任）独霸一方，尾大不掉，设此职使都督刺史不能掌实权，难以逞强。行事权力源于皇帝，是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步骤。既受皇帝付托，行事权力甚大，对都督刺史看管极严。如刘暄为行郢州事时，“执事过刻”，郢州刺史萧宝玄想看一看别人送来的宝马以及府内食品都受他管辖。从此例可见行事对诸王、都督刺史的约束、削权乃至架空作用。

典签初由都督刺史自行辟用，刘宋中叶以后则为皇帝任命。自此至齐，皇帝皆以左右亲近之人领典签，作为分驻督镇之耳目，每镇二至四人，名为监护与照顾幼王任都督刺史者，实则如行事一样总揽府州军民大权，并对都督刺史及其下府州各官进行监督。诸王镇将的一举一动必承典签之意，甚至生活小事也不能自专，如当时人说，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咨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以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作为皇帝的耳目，典签要轮流回京，一年数次，定期向皇帝面奏诸王刺史及其属下各官的情况，遇到特殊情况还要另外召见。皇帝对典签的汇报大都信从，因此，刺史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典签之所以能威行州郡，主要原因在此。萧齐典签是很嚣张的，明帝之后，不仅充当皇帝的耳目，还充作皇帝消除异己诸王的刽子手。

在选官制度上，世族仍凭其祖荫，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当时各种谱牒的撰修仍有为此服务的目的。但寒人势力也起来了，中书舍人已部分地掌握了选举权。尽管寒人得官的主要途径还是靠皇帝提拔和同类引荐，制度上尚无与土族享有同等机遇的规定，但人事权为世族所专的局面有了不小的改变。

萧齐的军事制度基本上也沿袭刘宋，但高帝曾作过局部的改革。一是禁止将帅自行募兵，一是任用心腹控制兵权。前者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各外镇都督自开军府，一旦遇有战事，要充实、扩大兵力，只有自行募兵这一途。事实上，将帅自行募兵的现象在南齐自始至终地存在。后者实行后也没有好效果，它一方面导致了签帅权力的膨胀，另方面造成了军队指挥系统的紊乱。如武帝用吕文度为外监，控制中央禁军兵权，使领军将军形同虚设；东昏侯任用徐世为直阁骁骑将军，控制京城驻军，使护军将军空有其名。这种做法只会加重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在法制建设上，萧齐和刘宋一样，沿用晋律。永明七年（489），虽有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之举，其大旨仅在于统一晋律的张、杜二注，克服其“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病。就是这样的举措，结果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没有施行，王植删定的律章也就亡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