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王俭

王　俭（451—489）　字仲宝，琅邪临沂人。他的祖父是宋右光禄大夫王昙首，父亲王僧绰，宋文帝时，位至金紫光禄大夫。王俭生时，父亲遇害，为叔父王僧虔所养，袭爵豫宁侯。

王俭少时，眉清目爽，颇有神采，又学而不倦，见识博广。稍长，为丹阳尹袁粲知爱，将他推荐给宋明帝刘彧，明帝见他胸藏锦绣，志向宏远，大为器重，让他娶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之后，王俭安流平进，如坐春风，历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又为吏部郎。萧道成为太尉时，又引他为太尉府右长史。

元徽五年（477），萧道成废杀刘昱，立刘准为帝。越二年，萧道成又欲逼刘准禅代。百官对禅代一事心态各异，或静观待变，或起事反对。萧道成计划延聘一些当时德高望重之人来襄助他的王朝革易大事，他看中了人地俱华的左长史谢朏。一天夜里，萧道成将谢朏请进太尉府，在密室中与他谈论魏晋禅代的旧事，可谢朏偏不肯主动说出萧道成想要听的话。萧道成见到两位童子在室内举烛照明，以为谢朏有所顾忌，便把他们打发走，亲自执烛，可谢朏仍一言不语，两人不欢而散。

在谢朏以沉默不语来应付萧道成的热情召见之后，王俭却主动来投合萧道成。他找了一个机会向萧道成密语道：“自古以来，功高难受重赏。萧公功高德隆，岂可久居人臣之位？”萧道成口上喝令他不得胡说，面上却露出喜色。王俭见此，进一步说道：“眼下刘氏失德，非萧公不能安定天下。但世心浇薄，未能长久。若再迟疑难决，失去人心，不仅大事不成，连七尺之躯也难以保全。”萧道成颔首赞成。王俭又说：“公今日名位，不过是一普通宰相。依公之功德，宜当加礼，微示变革。”在王俭的策谋奔走下，萧道成被加封太傅，假授黄钺，向禅代又靠近了一步。

昇明三年（479），在作出“三让不受”之态，进行了一番“禅让”仪式之后，萧道成建立齐朝。其间，凡礼仪诏策，都由王俭操办。作为回报，高帝萧道成先是让王俭顶替了谢朏的左长史职位，接着又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封南昌县公。之后，王俭的官职每年升迁，至建元四年（482），任尚书令，兼侍中，总揽朝政，位居百僚之上。

刘宋亡国，一失于内相残杀，二失于外施暴政，以苛刻百姓供皇室奢靡之费。所以，萧齐立国，提倡节俭，与民休息。王俭虽身居高位，又为大族，但他淡泊寡欲，不经营家财，车辆、衣服都很朴素。建元二年，为了显示新朝的气派，高帝打算拆毁宋明帝用金玉建造装饰的紫极殿，用这些材料修建一道宫门。王俭认为劳民伤财，与褚渊、王僧虔联名上表谏阻。又有一次，高帝率领群臣在华林园中宴集，命群臣各露一手绝技，君臣同乐。在场几个最重要的大臣，有的弹琵琶，有的唱民间小调，有的跳舞，连平时最严谨的王僧虔也弹起琴来。而多才多艺、精通音律的王俭却说：“臣什么技艺也没有，只会背书。”于是跪在高帝面前滔滔不绝地背诵司马相如的《封禅书》。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祭祀天地的隆重仪式，把人间的权力与天意沟通起来。王俭背诵《封禅书》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劝谏，希望高帝更加关注奉天治国、经天纬地的大业，而不沉溺于享乐。之后，他又屡屡上书，建议朝廷不兴土木之役，让百姓安心耕作，发展经济，均被高帝采纳。

高帝死，王俭与褚渊同为顾命。武帝初，王俭仍居高位，数掌吏部，广交贤能，对才学之士多所引进。此时士大夫喜欢文章辞采，以文辞章句互相标榜，而对经典少人问津。为培养更多精通儒学能够治国化民的人才，王俭倡导国学。永明三年（485），武帝下诏设立国子学，招收贵族子弟入学，以王俭为国子祭酒。又令他在家中开学士馆，把宋时总明观所藏的儒、道、文、史四个方面的国书都放在他家，作为学生们研究学习的图书馆。

王俭自幼就喜欢《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即使随便言谈，也遵循儒家法则。在撰写朝廷礼仪、国家大典时，对晋宋以来的掌故，无不了如指掌。因此，在他处理朝廷各项事务时，能够迅速作出决断。每当朝中有所争议，他旁征博引，议论风发，别人很难提出异议。拿着公文向他请示的令史经常有几十人，宾客盈门，王俭从容接待，条分缕析，从不积压延迟，无论是口头发表见解，还是下笔批示，都是有声有色，神采飞扬。

王俭每隔十天到国子学巡视一次，或考试学生。学监内都是头戴葛巾、手持试卷的学生，佩剑的卫士和令史站立一旁，仪式非常隆重。可王俭态度随和，举止随便，常常把头发散开，斜披着一块头巾，别有一种潇洒自如的风度，朝廷内外都很羡慕他的风采，争相模仿。对此，王俭也颇有自负，他对人说：“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一人而已。”言外之意，他是以谢安自比的。

武帝初期，王俭荣耀当世莫比。可王俭亦有苦衷，真正的实权并不在他手中。从刘宋以来，皇帝虽然表面礼遇世家子弟，借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其实对他们很有戒心，真正信任的是寒人。对此王俭是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的。当他与王敬则一起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时，曾自嘲道：“这真是老子与韩非同传！”老子与韩非的传记在《史记》同为一卷，学人认为韩、老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王俭借此表示他与王敬则不可同日而语。王敬则是寒人出身，母亲是女巫，王俭的话中有牢骚、有不平，也有对寒人的蔑视，羞于与之为伍。

永明七年（489），王俭病死，年仅三十八岁。武帝为之大恸，谥号“文宪公”。

王俭以佐命起家，官至总揽朝政的宰相，对萧齐的开基和政权的巩固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于经学、谱学、目录学均有建树。

在经学之中，王俭特别强调《孝经》的作用及其在经学中的地位。永明三年，王俭于崇正殿讲《孝经》，以摘句令周颙为义疏。至颙卒官时，王俭讲《孝经》尚未结束。五年冬，文惠太子临国学，提出许多关于孝慈、敬爱、尊卑等问题，王俭老于典故，一一作了解释，并且说：“孝义的道理弘深博大，非大贤不能尽其奥妙。”

汉代立五经博士，不立《孝经》，而在萧齐的国子学中，由于王俭的建议，除设立郑玄、王肃《易》，杜预、服虔《春秋》，何休《公羊》，麋信《穀梁》外，还立了郑玄《孝经》。度支尚书兼国子博士陆澄据此上书王俭，讨论立学之旨。独于《孝经》，两人看法不同。陆澄认为《孝经》郑玄注可能是伪造，又属于小学之类，不宜列于国学。王俭则认为，“孝”是人伦道德的重要准则，百行各业都必须遵守，无“孝”不能治天下。他不仅在国子学里为《孝经》立了博士，还在他编撰的《七志》之中，把《孝经》列入第一部类“经典志”中的最前面，冠群书之首。

王俭擅长《春秋》，尤重“三礼”，对舆服、丧葬诸礼钻研精深。他依据《春秋》“貌者情之华，服者心之文”的理论，对当时的朝服、乘舆、礼纬、丧葬等均有论述。

王俭治经，不以寻章摘句为务，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他的上书和奏议，多据典言事，解决实际问题。由于王俭的重儒向学，魏晋以来日渐衰微的经学一度复苏。据后世学者统计，王俭在经学方面的著作有：《古文丧服集记》、《尚书音义》、《丧服图》、《礼论要钞》、《礼答问》、《礼义答问》、《春秋公羊音义》、《孝经义疏》、《皇室书仪》、《吊答议》等等。可惜，这些著作都亡佚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只有《礼义答问》中的一部分。

南朝君王多出寒门，对世家大族不无顾忌，加之大族士子以门第自矜，而庶族寒人努力仕进，所以寒人势力逐渐抬头。寒人的兴起是对世族贵族地位的一种挑战，世家大族由极盛而衰落，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其特权。王俭的重视丧服和《孝经》的研究部分地以此为目的。由于世族高门在政治、经济、婚姻、社交等方面都享有特权，不少人私自作伪，或施行贿赂，冒称世族。有司选官，需先查谱牒，考其真伪。再者，当时避讳之风盛行，与人交谈不可触犯对方的祖讳。涉足官场，避讳更加讲究，否则会有不意之祸。所以人人必须熟悉谱牒，谱学日显重要。官府亦专设谱局，命以令、史司职此事。

江左谱学，以贾氏、王氏最为当时所重。贾氏谱学，系指晋太元年间员外散骑侍郎贾弼所撰的谱状，后经其子孙反复续编，成为一个庞大的谱系。刘宋时期，王弘、刘湛对贾弼的《姓氏簿状》甚感兴趣。刘湛为选曹时，在《姓氏簿状》的基础上编成《百家谱》，作为铨选人才时的依据。王俭以刘湛的《百家谱》失于寡略，便进行扩编，成《百家集谱》十卷，成王氏谱学。

王俭对谱学的重撰也反映在他的《七志》中。六朝以前的书目收录谱牒很少，更无谱牒专类。王俭《七志》的分类体系虽准刘歆，但于六部之外，又立图谱一志，专门著录地图和谱牒，从历史的发展和整个学术体系上，肯定了谱学的兴起，确认谱学已成为“专门之学”。

王俭对学术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目录学。魏晋以来，目录体例有所变化，郑默和荀勖的《中经簿》、《中经新簿》虽以四部分类图书，却单记书名，体制简陋。王俭一反此风，借用汉刘向父子的《七略》分类体系，撰成《七志》，包括《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事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类，于七类之外，又将佛经、道经各为一录。在体制上，每书撰有提要，各类皆有序例，并于每书之下，为作者立一小传，开创了书目解题中的传录体。

王俭治学，追踪汉学，又吸取新的学术营养，根据现实需要适当变通，为当朝服务，这与当时一般士子不求学问进取，一味放任旷达是大不相同的。《七志》以及其后的阮孝绪《七录》，是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目录专著，压倒了这一时期内的一切官修目录。

评：王俭只活了三十八岁，但其短暂一生却做成许多事业。他是宋齐之际最活跃的政治家和学者。他著述甚丰，除经学、目录学、谱学外，他又是诗人，钟嵘《诗品》把他列入“下品”，而凡能入品的都是“才子”。在学术方面，特别是推动儒学的复兴与发展方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先祖王导，也超过其他王氏子弟。他是王氏家族历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至于其为萧道成积极策谋与佐命，典型地体现出王氏子弟善于与时推迁的传统，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另一显赫家族陈郡谢氏有着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