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文化

“中国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用这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待南朝的文化，大体上没有错。所谓转化，通俗地说，就是继承和发展，南朝文化就是在汉代文化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大约从东晋时期起，儒学开始分南、北两宗，其中缘由相当复杂，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及生活习俗的种种因素，但南北的分裂和对峙，则是形成南、北二学的重要原因。儒学和老庄思想相结合，阐发经义时不拘家法、章句，这是东晋南学的主要特色，刘宋时仍然如此，治经时不求渊综广博，注重清通简要，重在从综合的、抽象的义理中去探求儒学的精神，而不拘泥于经典中的每一句话，或以背诵经书为能事，故能做到“约简”而“得其精华”。由于政治尚未稳定，刘宋时难以形成经学大兴的声势，故《宋书》无《儒林传》。但精于五经的学者，仍不在少数。宋重玄学经学，尤重王弼《易》注。此外宋亦颇重《礼》学，以雷次宗治《礼》最为著名。

宋开国以后，粗鄙无文的宋武帝倒是十分重视人才和教育。在他称帝的次年（421）就亲临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和孝廉。转年正月，议建国学，命金紫光禄大夫范泰为国子祭酒。范泰亦颇积极，屡屡上表详陈办学事宜。因武帝不久病逝，此事暂时搁置。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前有少帝被弑、庐陵王被杀之事，继有文帝平定谢晦之乱，为稳定政权而杀伐。虽然文帝雅好艺文，但国学亦难以一时弘振。因此，一些硕师宿儒往往聚徒讲学，私学风气颇为盛行。如雷次宗于庐山开馆讲学，何尚之在南郊立学聚徒。元嘉十五年（438），文帝征召雷次宗至京师，立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次年，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这就是我国学制史上的“四馆学”。儒、玄、文、史四学的创建，突破了过去学校教育单纯学儒的藩篱，为隋唐时期的专科教育制度开了先河。元嘉十九年，文帝又下诏重建国学，营造学舍，召集生徒。后常入国子学，策试诸生。文帝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博得了后人称赞。泰始六年（470），宋明帝下诏立总明观，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由于当时阴阳学无人，因此这五部学实际上仍是四部学。

继陶潜在东晋开创了田园诗后，刘宋时期，谢灵运创山水诗，颜延之创对偶诗。他们都冲击了当时盛行的玄言诗，开辟了新的诗境。谢灵运性爱山水，作诗主要是描写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实被他精刻地描写出来了。他的诗每以繁芜、雕琢为累，但秀句挺出，清新可玩。颜延之的诗句句有出典，句句讲对偶。谢、颜在宋时并称大家，谢诗比颜诗高，颜诗却比谢诗好学。学谢诗必须摄取大自然的美，非身临其境，不能有所体会，也就学不到谢诗的精髓；学颜诗只要多读书、多掌握典故就可以了，这是士人能做到的。因此颜诗在当时比谢诗盛行，但从对诗歌发展的功劳来说，后者比前者要大多了。

在文学上，刘宋的贡献还体现在笔记小说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是武帝的侄儿，封临川王。他素爱文学，平时喜与文士交往，这部书可能是他在文士们的帮助下完成的。全书有八卷，分三十六门，主要内容是记录东汉至东晋的轶闻琐事，有不少是关于清谈家的故事。清谈到东晋末暂告一段落，宋时正好总结。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炼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后来，萧梁的刘孝标为此书作注，引书多达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讹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了全书的美妙。后人多模仿此书，但后世不再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刘宋私家修史的风气仍然盛行，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宋文帝时，范晔广集学徒，博览旧籍，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删繁补略，成《后汉书》九十卷。在书中，特为“党锢”、“独行”、“文苑”、“逸民”、“方术”、“列女”和“宦者”立传，扩大了作史的领域。他把传论和史实紧密结合，发挥自己的创见。《后汉书》行文简洁，叙事周详，是一本较好的史著。但范晔此书没有志，书中的志是萧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的志合成的。撰史最难者是撰志，尽管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但撰史不撰志，总不能无愧于班氏。在范晔之后，裴松之以陈寿《三国志》失于简略，搜集史书一百五十余种，为《三国志》作注，开注家未曾有过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为一部丰富的史料书。

东晋时期，慧远、法显等高僧大德的一系列行为推动了南方佛教的发展。刘宋初，由于武帝、文帝的信奉和提倡，佛教进一步走向兴盛，僧侣人数增加，寺院建筑猛增。据统计，元嘉中，僧侣人数有三万多人，仅建康附近，塔寺数就在千所之上。孝武帝时，朝廷下令僧侣必须对皇帝行跪拜礼，否则要处以极刑。虽一时遭到僧侣的反对，但最后以僧侣的屈服而告终，从而用政权的力量结束了自东晋末年以来的沙门敬不敬王者的争论。寺院屈从了王权，王权反过来也保护和支持寺院。明帝继位，更大力提倡佛教。他下令将其为湘东王时的故居改建为湘宫寺，起宝刹两座，各五层，费用极奢。

刘宋诸帝礼敬佛教，对道教也是尊崇的。在寇谦之于北方推动道教改革的同时，陆修静在南方对道教也进行新的改造。陆修静（406—477）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幼习儒书，但性喜道术，早年弃家修道，精研道教经典，广收门徒，声名远播。曾被文帝和明帝两度礼请入宫讲道，并在庐山隐居修道。陆的著述甚多，有《道德经杂论》、《必然论》、《归根论》、《明法论》、《三洞经书目录》等三十余种。他又增修了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造的《洞玄灵宝经》，并依据此经定立教议，创立灵宝派道教。灵宝派道教强调思神、诵经、礼拜三结合，提倡不仅自己修身养性，还要劝善度人；他还制定了一套斋戒之法和礼拜仪式，完备了道教的宗教仪轨。经过陆修静的改革，道教的影响力提高了，道教走向成熟。同一时期，道教思想家顾欢著《夷夏论》，虽表面上等同二教，实际上是“意党道教”，认为只有道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挑起了宗教史上著名的“夷夏之辩”。

刘宋时期在艺术方面有所成就的也大有人在。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范晔的篆书，萧思话的行书，各得一时之妙，而尤以羊欣最为著名。羊欣的书法风格是与王献之相一致的，当时就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说。陆探微、宗炳、谢庄、王微等都是当时的绘画大家。吴郡陆探微，曾充明帝侍从，善画肖像，用笔有力，线条劲健。他又能作山水画，轻勾漫勒，笔势连绵不绝。宗炳专长于山水画，著有《画山水序》，提出画家必须有丰富的学识，要“巧密于精思”，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绘画透视的基本法则。这篇文章同王微的《画叙》是我国最早的两篇山水画论，对推动后世的山水画创作，影响颇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宋政权对这一方面是比较重视的。朝廷除了以太史令、太史丞等史官兼管天文历法外，还设置专员，如灵台丞、典历等，负责天文历法的研究。元嘉十三年（436），太史令钱乐之设计了一种新颖合理的浑象仪。这是一个比人体略大些的空心球，球面上布列星宿，各星位置都凿穿小孔，人居球内时，外面光线从小孔中透进来，宛如一颗颗星星在发光，再以水力带动均匀运转，可以形象地演示星宿的出没运行。之后，钱乐之吸收三国吴陈卓的成果，铸造小浑象，更加精密。天文仪器的更新推动了天象的观测和历法的改进。自东晋虞喜发现岁差之后，刘宋的何承天、祖冲之经过仔细观测，再次证实了岁差现象的存在。何承天根据自己的四十多年的观测，创制新历法，为宋文帝所采用，定名为《元嘉历》。新历中创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法家所沿用。何承天的新历虽较古历十一家精密，但祖冲之认为还很粗疏，为此，他创制了被称为《大明历》的新历法。《大明历》把岁差引入历法编制中，改革了闰法，使历法的精确度大为提高。《大明历》虽多创见，宋孝武帝令朝臣会商，却有人以“诬天背经”为由反对采用，直到萧梁天监九年（510），《大明历》才代替《元嘉历》。

祖冲之是个博学的人，除上述天文历法的研究外，他还擅长数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圆周率的研究上。《周髀算经》定圆周率为3，西汉的刘歆求得3.1547，东汉的张衡求得3.16，曹魏的刘徽求得3.14，何承天求得3.1428，而祖冲之求得的结果是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就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它使一千余年来中国在圆周率问题上一直处在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