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社会生活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3 00:11:41 0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社会生活内容。刘宋地处南域，又在初步融合南北生活风习的东晋之后，生活方式自然与同时期的北地大不相同。

中国向来的传统是聚族而居，数代同堂，尤其是北方。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就为我们描绘了大家族共同生活的情景。永嘉之乱，北方大族纷纷南迁，固有的传统加上特殊的生活背景，大家族制度在南方也盛行了一段时间。而到了刘宋时期，无论是北方大族的后裔，还是本地的大族，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逐渐地被破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即所谓的父子异居和一门数灶。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此非常不习惯，并大加感叹。如《宋书·周朗传》就曾记录了周朗的一些牢骚话，说：“当今的士大夫的家庭，父母健在而子女析财别居者，占十分之七八。庶民家庭父子殊产，八家有五。情况更糟的是，这些析出的家庭，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相互之间的嫉谤谗害，不可称数。”大家族制度的消亡固然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动，但随着社会的演进，家庭向规模小、结构合理方向演化是非常正常的，也是进步的。

南方“好鬼”，这在先秦时代就非常出名了，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对此重重地记了一笔，说南方人（楚人、越人）“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对鬼神的迷信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前进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消失，相反，人们仍执着地以鬼神来解释一切神秘恐惧和难以捉摸的社会现象。在《宋书·周朗传》中，我们仍可以读到刘宋时期整个社会普遍迷信鬼神的情况。随着鬼神信仰的普遍化，鬼神世界逐渐庞大，并日益宗教化。在刘宋的鬼神信仰系统中，儒、释、道崇奉的神灵是主要组成部分，同时，民间神祀也日渐壮大，其中，带有南方浓郁特色的是江神、潮神以及各种精怪信仰。这一时期鬼神信仰的昌炽，原因甚多，有社会的，有宗教的，但南方奇异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幻想和感受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南方水软人亦弱，用这种观念来解释南方人的民风是不准确的，这只能说明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是这样。至少在刘宋以前，南方人给北地的感觉是尚武好勇，刚毅强悍，记录东汉末期的历史典籍仍明明白白地写着：“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然而，这种刚毅的性格在东晋以后逐渐退化了，其缘由一是南土向侨姓世族屈服，进而认同世族轻武的观念，再就是刘宋政权大力倡导佛、道二教，有意地转化了这一民风。

刘宋在衣食住行方面，同于东晋而略有变异。

在饮食上，一是刘宋较多地承继了南方的饮食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中原饮食的某些特色。由于酿蜜和制糖业的发展，在食味的选择上，人们逐渐喜好甜味。宋明帝就喜好甜食，并屡屡下诏奖励酿蜜。二是因北方旱地作物的南移，麦菽的广泛种植，人们的主食在稻米的基础上加进了麦类，麦类加工及煮食方法日益多样化。三是水产品是餐桌上的主要菜肴。鱼、虾、蟹等的需求量增大，使南方水产品养殖业大为发展。谢灵运的《山居赋》就记录了不少鱼类养殖。

在衣饰方面，宽衣博带，高冠长袖，仍为当时风尚。与东晋相比，服饰更新速度更快，质地更为讲究，装饰式样也更加追求多样化。同时，衣着的等级性仍很严格，有身份的人脚着木屐，而普通百姓只能穿芒简明正史——南朝社会生活。《魏书·李孝伯传》记载，宋魏元嘉大战期间，李孝伯受命与刘骏长史张畅对话。李孝伯对张畅穿感到奇怪，说：“君为南土士人，为何著？你这种穿着，将士们对你怎么看？”可见南土士人不穿，连北方士人都知道。上流社会不穿芒简明正史——南朝社会生活，是因为不论从材质上还是舒适感上，芒都不如木屐，更重要的是，着木屐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在头衣（即元服）上，刘宋时期的等级性也较严格。贵族的头衣有冠、冕、弁，平民的头衣是巾和帽。古人对戴冠十分讲究，凡官僚入朝、祭祀天地、参加婚礼、朝贺等正规活动时，都必须戴冠。那时所戴的冠与后世的帽子形制大不相同。冠并不像现在的那样把头顶完全罩住，而是用冠圈套在发髻上，把头发束住，冠圈两旁有两根丝绳称“缨”，缨在下巴打结，把冠固定在头顶上。帝王、朝官的礼冠外黑内红，盖在顶上的一块长形的冕板叫“ 简明正史——南朝社会生活 ”，形制是前圆后方，以象征天圆地方。在的顶端，有若干珠玉垂下，以红绿彩线贯穿，称“冕旒”，冕旒的多少和质料的差异，是区别等级的标志。皇帝冕旒用十二旒，以白玉珠制成，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皇帝以下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随官职而异。刘宋时，因美玉难得，旒改用珊瑚珠、翡翠、白璇珠、杂珠等。两汉时，礼冠有十六种，刘宋时减少了很多，大致有通天冠、远游冠、进贤冠、武冠、法冠、高山冠和樊哙冠。皇帝戴通天冠，皇子戴远游冠，文官戴进贤冠，执法官戴法冠，谒者、使者戴高山冠，殿门卫士戴樊哙冠。在职别相同的官吏中，因官品不同，所戴冠饰不一样，如同为进贤冠，冠上的装饰却有一梁、二梁、三梁和五梁的区别。这一时期，礼冠减少了，便帽却增加了。帻本是卑贱执事者不戴冠时束发之布，用它把四周的头发束起，不使散乱。而此时，戴帻成了时尚，达官贵人也往往是帻上加巾又加冠，相沿成习。如此，使帻的种类大增加，有平上帻、介帻、纳言帻、赤帻、童子帻等。在皇帝的便帽中，白纱帽较为典型，花样也特别多，或卷荷，或有下裙，或高，或长。它本是丧吊之服，刘宋皇室却因戴上它显得素净而儒雅，便常在私宴上戴，有时竟也出现在正规场合。

刘宋的坐卧用具较前朝丰富，主要有床、榻、胡床、小床、凭几等等。床的规格不一，根据人的高矮有八尺和六尺之分。床高，底下可以伏人，这大抵是由于气候潮湿，与防潮有关。榻是一种比床短的坐卧之具，也有长短之别。长榻作为卧具，是在非正式入寝时作短暂休息之用，其性质类似今天的躺椅。但榻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坐具使用的。胡床从东汉后期由西域传入中原，后又南传。至刘宋时，这种简便的坐具大受欢迎。根据有关记载，胡床之足须交叉斜置才能平稳，说明胡床是可以折叠的坐具。正因为如此，它的使用范围极广。此期还出现了一种小床，只容一人独坐，或临时休息，或置放斋食果菜，体积不大，可随意安放。元嘉十七年（440）十月，文帝收杀丹阳尹刘湛时，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坐小床以指挥。这些坐具的出现，表明中国古老的跪坐姿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在北方，人们出行乐于骑马和乘马车，而刘宋时期的人物多喜欢乘牛车。朱修之坐牛车因牛狂奔而折断脚骨，不得不辞去尚书之职；颜延之子颜竣虽权倾一时，却常乘羸牛笨车；宗悫家有佳牛，达到了进御的标准，可他不肯卖，竟为此丢了官职。坐牛车之风一方面是南方少马，却也是标新立异、追求时髦的心态使然。此外，坐肩舆之习，在这一时期亦颇为风行。

在婚姻形态上，刘宋时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婚姻。一是等级性婚姻，即世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门阀等级性，继续维护着“士庶不婚”的婚媾界限；二是非等级婚姻，即非世族和平民之间的婚姻关系，主要表现为“任情废礼”、“缘情适性”的较自由的婚姻形态。武帝本不是世族出身，但既然是一国之主，其子孙也因是皇室，自然有大族来攀缘，这是特殊情况。至于其他的社会等级基本上是恪守门第婚这个传统的。此期，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头百姓，婚龄比以前要低得多，女子十二三岁出嫁是寻常的。早婚自然带来早育，造成了兄弟姊妹年龄悬殊而叔侄姑侄之间反而年龄相近的现象，遂使高频率的血缘异辈婚姻成了此期的一个特色。如文帝为其子娶琅琊王景文妹，而又以自己的妹妹新安公主嫁与王景文。类似这种血缘异辈婚在以后的齐、梁、陈中大量出现。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婚姻圈的狭小，另一个便是早婚。

在丧葬方面，自曹魏提倡薄葬以来，整个魏晋南北朝大体上都流行薄葬。当然这中间厚葬之风有所回潮，如东晋后期。刘宋开国以后，武帝倡导节俭，又使得丧葬复归于俭朴，一些大族如张邵、王微等也屡屡训诫子孙重生前而轻身后，在薄葬上身体力行。与薄葬相对应的是，此期普遍重丧，相墓术大为流行。如会稽郭原平本不懂相墓术，向造墓者请教，掌握了一些的相墓方法，竟引来“求者盈门”。同时，刘宋时的重丧不在于丧礼的繁缛，而注重于情感的宣泄。这两种方式能够说明刘宋时期的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即重生轻死。死者逝矣，活着的人不能因为死者而有所妨碍。这种生死观大体上是积极的，也是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