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译经与佛教中国化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介绍与阐发。译经与佛教的中国化大有关系。有了准确而通俗的译本，才能让佛经得到普及，使佛教广泛得以传播。提到译经者，自然要说鸠摩罗什，他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是西域历史悠久的古国），是著名佛教学者和翻译家，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佛经七十余部，共三百多卷。

鸠摩罗什雕像

鸠摩罗什不仅记忆力超群，悟性也非凡，从小被称为“神童”。他很快从一个只追求个人修行解脱的小乘佛教徒，变为一个要普度众生、成佛度世、建立佛国净土的大乘高僧。成为佛门大师后在龟兹国传法二十年。在龟兹王室的大力支持以及四方僧众的传播下，鸠摩罗什声名远扬。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开始经营西域的苻坚派大将吕光带领精兵十万、铁骑五千进军西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迎取“西域圣人”鸠摩罗什，借助佛教的力量巩固他在北方的统治。吕光攻破龟兹，俘获鸠摩罗什，回师据有凉州，鸠摩罗什滞留凉州十八年，得以通晓汉文，由此开始了他向中原传教的历程。后姚兴出兵破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住草堂寺。信奉佛教的姚兴以国师之礼相待，专辟逍遥园为译场，请鸠摩罗什担任译主。此时佛教在中国虽然广为传播，但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佛经的翻译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中原佛学需要更为流畅的佛经译本。精通梵文和汉语的鸠摩罗什正好承担了解决难题的重任。当时鸠摩罗什发现《大品般若经》在翻译上有诸多问题，在把握佛教真理方面有误导之处。他决定重新翻译。当时鸠摩罗什翻译梵本，姚兴就根据竺法护的“旧译本”与他逐字逐句地相互对照。以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契、僧迁、法钦等为主体的八百僧人，一边共同听鸠摩罗什译出的新经，一边互相切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新译本的每一句译文都能文气通顺，更加符合原意，也切合文法和中原风俗。通过此经的翻译，也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翻译者。

《法华经》残卷（晋，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铜佛像（后赵，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

白石造像（北周，陕西西安北郊出土）

高善穆塔（北凉，酒泉市出土）

《真阿含经》残卷（北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彩绘石雕菩萨立像（北魏，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彩绘石雕释迦立像（北魏，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北齐，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无量寿佛龛（炳灵寺第169窟）

鸠摩罗什改以往的直译为意译，不拘泥形式，而注重对经义的正确传达和表述，同时讲究流畅通俗，让诵习佛经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从而使佛经传播更方便、更广泛。他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系统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所译经论影响很大，其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三论宗主要依据；《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主要依据；《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人称“什门四圣”。译经对于佛教中国本土化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个时期僧众激增，佛教信众之多是空前的。西晋时只有僧尼三千七百人，到南朝梁武帝时竟然增加到十万。北魏太和初僧尼不到八万人，末期增到二百万人，北齐、北周时达三百万人。北朝时期曾两度“灭佛”，也未能遏制寺院势力的扩张。

石天郁造像（北魏太和二十年，西安地区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