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整个北魏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魏孝文帝的改革是最精彩的一幕。

太和九年（485），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制，迈出了魏孝文帝改革的第一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失地的状况严重，形成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魏孝文帝登极后的前十年间，汉族和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遍及全国各地。让民众有地可耕，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乃是改善民生、防止民变的当务之急，是放在孝文帝面前刻不容缓的一件改革项目。

均田法规定：男子在十五岁以上，授田四十亩，妇人授田二十亩。这是每年可实际耕作之良田。如果是实行二圃休耕法的土地，则男子授田八十亩，女子授田四十亩。如采取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的土地，则男子授田一百二十亩，女子授田六十亩。除这些规定外，还给予一定数量的桑田、宅基地，用以发展副业。“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授予民众的大田其人年过七十或身死的时候，国家要收回，再分发给新生的一代。

奴婢和平民一样授田，奴四十亩，婢二十亩，但不给桑田。奴婢五人则给宅田一亩。奴婢是主人的依附者，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他们的劳动所得，全归主人所有。奴婢也不用给国家服劳役。

在当时人少地广的情况下，实行均田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天下有的是荒地，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去组织分配和织织耕种。北魏政府在这点上是比较认真的，“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魏书·高祖纪》）。让地方政府（州牧和郡守）的行政领导与均田的专使结合起来分配均田，这样就比较落实。同时，实行人口密集的狭乡向人口密度低的宽乡移民的措施。“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他移。”（《魏书·食货志》）这些措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有记载说，“当时百姓殷富，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洛阳伽蓝记》），这当然有着溢美的成分，但不少农户因均田法而获利该是不争的事实。

太和十九年（495），即实施均田制后十年，魏孝文帝做出了一个对鲜卑贵族触动更大的动作——迁都洛阳。

从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是魏孝文帝下了大决心要做的一件大事。平城一带社会风气不良，“多游食之民”，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不少。那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恶劣，不适合当帝都。天寒地冻，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就作《悲平城》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更为重要的是，平城地近强悍的柔然族，时有被其包围和攻略的危险。而洛阳长期以来是中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迁都洛阳既有利于鲜卑人学习华夏文化，又有利于让那些醉心于“中夏正音”的汉士大夫真心地归顺于魏国的统治。他思之再三，觉得迁都洛阳是上上之策。

魏孝文帝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善于制造舆论。太和十八年（494）五月，迁都已进入紧锣密鼓的关键时刻。他召集百官，宣称要让掌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卿来占卜迁都的吉凶。占卜得的结果是“革卦”。魏孝文帝借此就大做文章，说：“革卦‘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谁人不从？”他是借上苍的权威来压制那些保守而不顺从变革的人。魏孝文帝这么一解释，当时谁都不敢说什么。

孝文帝的虚宫“万年堂”。魏孝文帝在冯氏墓旁计划营造自己的陵寢，意在陪伴瞻望祖母于身边，以表养育之孝心。因迁都洛阳，“万年堂”成为虚宫。

但是，阻力还是很大的。贪图安乐、安于现状、守旧顽固的人大有人在，就是魏孝文帝十分宠爱的太子恂也反对迁都。在被迫迁都洛阳后，太子恂还是情怀旧都。“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太和二十年（496），也就是离迁都一年还不到的时候，适值魏孝文帝出游嵩山（这里的“游”不是游玩，而是巡视），命令太子恂镇守在洛阳。这时太子恂以为有了机会，就“轻骑奔代（平城）”。魏孝文帝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回洛阳，亲自杖责太子，并要群臣议罪。许多大臣都为太子恂说情，可是魏孝文帝认为迁都事关国之大事，“此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魏书·废太子恂传》），立即下诏废太子恂为庶人。过了些天，见其毫无悔意，魏孝文帝就命人将他毒死了。这年的冬天，鲜卑贵族仍旧不服，他们中的元老级人物穆泰、陆睿联络镇北大将军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策划起兵谋反，“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传》）。魏孝文帝知道实情后，派出将军王元澄前去镇压，自己也率军北巡，镇压了一大批反对变革的人，由此才基本上稳定了局面。

迁都成功以后，魏孝文帝加快了汉化的步伐，着重于改革鲜卑旧俗。他这方面改革的措施十分具体。

禁用鲜卑语。这有一个过程。在北魏初定中原时，作为统治民族当然提倡使用鲜卑语，就是汉人在北魏朝廷中为官的，也要学习鲜卑语，不能讲的，配有“传译”。但是，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魏孝文帝体察到汉语言文字的先进性，感到有必要推广汉语。他曾对群臣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魏咸阳王禧传》）太和十九年（495）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王仲荦说：“魏孝文帝是想通过消除鲜卑族与汉族在言语方面的隔阂，来逐步泯灭民族间的隔阂，以达到其汉化的目的。” 魏孝文帝自己也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图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是“传子孙百代”。

禁胡服。这里说的“服”不单指衣服，它包括服饰、冠带、发式，总之囊括了穿戴文化的全部。拓跋氏来自塞外，其俗辫发左衽。开始建立魏朝的时候，一切都按原先的习俗行事。后来魏强大了，地盘上也据有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域，这时就有人对魏孝文帝说，以胡服为朝贺礼服不妥。他也感到不妥。太和二十年（496）下令“禁胡服”，模仿南朝的朝服和宫廷服饰重新设计服装。从现存的魏孝文帝及其侍从的画像看，他们穿的完全是汉服了，其仪仗也与汉廷略同。

彩绘陶俑（北魏，河南洛阳元邵墓出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元邵墓多数陶俑身穿汉族服装。

改变祭祀礼。鲜卑历来有“祀天于西郊”的古老仪式。为了实现汉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下令把这一仪式废除了，实行汉地帝王祭天的仪式。太和十九年（495）夏四月，“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魏书·高祖纪》），还选孔子后代中的一人，封为崇圣侯。

改官制。北魏初期，用的当然是鲜卑体制的官制，后来又是汉、鲜卑的称呼杂用。禁用鲜卑语后，还找不到一个行家能贴切地把鲜卑官制转换成汉官制。恰好在此时，南齐秘书丞王肃降魏。这是一个大学问家。王肃学富五车，才思敏捷，对答如流，很快被魏孝文帝引为知己，说是得王肃犹如刘备之得诸葛孔明，并亲切地称之为“王生”，也就是王老师的意思。这位王老师在变革旧俗、创立新规上为他出了许多好主意，一整套汉化的官制据说大多出于这位“王生”之手。

魏孝文帝的改革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加快了鲜卑族学习汉族先进文化、革除落后习俗的进程，扩大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同时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把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带入了中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元素和新活力，同时也为国家重新统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