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从317年东晋王朝建立，到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的两个半世纪中，江南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渐次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最有活力的增长点。“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的传统观念愈行愈远，“江南好，江南好”的歌声开始响彻大江南北。

这段时间江南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是：一、从西晋王朝崩溃起，北方向南方大规模迁移的移民潮愈演愈烈，常常一次大的移民潮就是“以十万计”，在二百多年间累积起来数量就十分可观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期，江南的生产相对还比较落后，以农业而言基本上还处于“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的火耕水耨式的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北方的流民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粪田耕作法，此外还有麦菽等作物在江南的推广培植。江南的土著农民与北方南下的侨居农民两支生产大军的结合，为开发江南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和生产技术资源。二、江南在这段时间内具有较北方相对优越的社会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北方战乱不已，在十六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不少于二十个割据势力，并存的割据势力也常在三五个之间，说当时的情况是山河破碎，一点也不为过。而南方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在这两个半世纪内，江南地区始终是一统的，除了“侯景之乱”造成较大规模的动乱和破坏外，民众基本上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朝代的更迭是有的，但大多取的是和平过渡的禅让方式，这种方式较少破坏性，对民众的生活和生产都比较有利。

千秋万岁画像砖（南朝，河南邓州学庄村南朝墓出土）

牛车画像砖（南朝，河南邓州学庄村南朝墓出土）

侍从画像砖（南朝，河南邓州学庄村南朝墓出土）

青瓷印花带盖唾壶（南朝，湖南长沙出土）

在《宋书》中，有一段对江南经济总体的评价，称之为“江南之为国盛矣”！意思是说，江南的经济已经足以代表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准了，具体的分析表述是这样说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土，亩值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五十四）这段话告诉人们，当时以荆州和扬州为代表的江南经济，已经超越于“鄂”、“杜”——泛指关中、中原——的经济状况。作者的口气十分明确：“鄂、杜之间，不能比也。” 为什么说中原不能与荆、扬相比呢？第一，这里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土地特别肥沃，一年的丰收（稔，即丰收也）可养活几个郡的民众。第二，这里“民勤本业”，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本”的思想牢固。第三，耕业和织业相得益彰，他们织出的布帛“覆衣天下”。男耕女织的理想境界在南朝时的江南有所体现。

相关记载表明，南朝时江浙的太湖流域、浙东的会稽郡、江西的鄱阳湖一带、湖南的洞庭湖一带，都已经成了南朝时的粮仓。广东、福建一带，自从牛耕技术推广以来，生产就有了大发展，东晋南朝以后，“双季稻”已经成为岭南地区民众的骄傲。

南朝时期的江南经济，还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那就是多种经营。江南的人们，往往“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除了农业这个主业外，他们还养鱼虾，养鸡鸭，这是副业。主业与副业的并举，也是南朝经济的一大特色。当时的会稽太守灵符既当官，又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产业甚广”的新路，他“周回（围）地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灵符传》），他是陆地农耕、水上养殖、山上植林、果园开垦并举的人。而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只有在江南会有。当时的政府有点保守，说这样做不行，把他免了官，后来又说没事了，复了他的官。

江南地区面临大海，盐是那里的特色产品。盐的制造，在南朝的宋、齐、梁时期是允许民间私煮的，政府也不干预。到了陈代，开始由政府征收煮盐的盐赋。当时吴郡的海盐（今浙江海盐）是产盐的重要地区。海盐那时到处都是盐田，也到处都有公私盐商。与盐业连在一起的还有钢铁业。在荆州和扬州都有冶炼钢铁的专门作坊，都是官办的，其中的工人都是罪犯，不少人戴着镣铐做工。

造纸业是服务于文化的产业，它的发展程度又是文化水准的标尺。我国的造纸业肇始于汉初，而到东汉时的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纸，造纸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也开创了新局面。到东晋、南朝时，“蔡侯纸”的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提高，除了继续利用上述原料造纸外，还利用桑皮、藤皮造纸，这样使纸的成本更低、质量更高。据传，王羲之曾一次将会稽郡的库存纸九万张送给谢安，可见纸的消费量随着生产量的增大而增大。南朝的建康城中设有“银纸官署”，可见当时不只有造纸工场或工厂，还已经有了造纸的官方管理机构。梁元帝为湘东王时，曾“上武帝纸万幅”，又“特送五色三万枚”，这样看来不只纸的数量多，还已有了各种颜色的纸片。南朝中晚期，造纸业不只兴盛于江浙一带，在荆、湘、蜀中的广大南方地区也已经发展起来。

在农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涌现出了像建康、吴、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这样的商业大都市。建康（今南京市）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和文化中心。南朝时这座城市“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已经成为国际化商业城市。它作为梁朝首都的时候，有二十八万户人家，有人以一户五口人推算，当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口，这不只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可能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建康在南朝梁时一派繁荣景象，秦淮河北的大集市有百余处，小集市有十余处。城市的四郊东至倪塘（今方山附近），西至石头城（今清凉山），南至石子冈（今雨花台），北至蒋山（今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梁武帝末年“侯景之乱”时受到破坏，但鉴于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作用，到南朝陈时就基本修复了。另外，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经东晋时大规模扩建后，在南朝时也已成为超大型的国际商贸大都会，从番禺出发的商人，航行于南海与印度洋上，与南海、印度洋诸国进行贸易，天竺（今印度）、大秦（罗马帝国）、波斯（今伊朗）、师子（今斯里兰卡）的商人常作客于番禺城，中国的商人也常从番禺出发航行至南海、太平洋、印度洋各国。番禺的商贸业带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至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王琨传》）的说法。

陶女俑（南朝，南京砂石山出土）

陶高髻女俑（南朝，南京西善桥出土）

南北朝各民族的政权和不断更替的王朝，尽管长期分裂对峙着，但是，为了自身的存在和稳定，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大多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除了丝绸之路外，还开通了海上之路等通道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职贡图》卷对此有真实的反映。作者为萧绎（508—554），即梁元帝，他博学善画，尤擅肖像画。他是武帝萧衍第七子，他对朝廷与诸国的往来是了解的，加之其画风倾向于写实，故由他绘画的作品应该是真实的。此图又名《番客入朝图》，展现南北朝时期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繁盛场面。据《石渠宝笈初编》记载，《职贡图》卷原绘南朝梁时来朝贡的外国使臣像，共二十五人。此卷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摹本，已残损，仅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皆左向侧身，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列国使者自右至左为：波斯国、百济国、丘兹国、倭国、狼牙修国等。在此图中，尽管使者的站姿几乎雷同，但其个性特色勾勒清晰，或文静秀弱，或朴质豪爽，或机智慧敏，各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独特气质，并且把那种有幸成为使者的拱手而立、恭敬欣喜的情态，表露无遗。《职贡图》画像是了解南朝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又是真实记录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宋摹本《职贡图》。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描绘了波斯、百济等十二国使臣像，原图不存，现为宋人摹本，藏于南京博物院。

值得重视的是，南朝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不只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实际的意义，也为隋唐的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的南北又一次大统一，奠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