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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历史——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14 00:45:17 0


在两汉时期,道教还处于原始形态。东汉末黄巾起义,就以道教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黄巾起义失败后,原始道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流派以符水道术为人“消灾灭祸”,继续在民间传播。另外一派专以炼丹、修仙为务,在统治层中广为传播。南北朝时期是道教进一步充实完善的时代,是道教走上成熟的时代,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他们的活动对后世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北方天师道(五斗米道)进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著名道士寇谦之(365—448)。据《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为五斗米道教徒,后又师成公兴,随其入嵩山修炼,隐居石室,取食采药。太武帝即位后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因此得罪了部分鲜卑贵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时去官在家。此时,崔浩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之力,影响太武帝继续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太武帝见奏非常兴奋,即刻遣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去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寇谦之在宫中讲经论道,深得太武帝的器重。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宣称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又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不擅于儒,而崔浩“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便去求助,这就大大弥补了寇谦之自己在儒学方面的不足。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细说历史——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王阿善造老君石像。此为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从中反映了当时道教人士的衣着服饰状况。

寇谦之在嵩山修道三十年。他以儒家的礼仪规范为基础,“专以礼度为首”,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融合儒、释的礼仪规戒,对天师道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

北魏神瑞二年(415),寇谦之宣称太上老君降临山顶,授予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传授导引服气口诀诸法,并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一、禁止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务以忠孝等儒家道德规范为道士的行为准则。

二、废除以前天师道征收租米钱税制度。

三、废除五斗米道原有的二十四治名称,规定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招收弟子应先考察三年等。

四、修订戒律、科仪,并编撰《老君音诵戒经》二十卷,将诵习道经的方法由直诵改为乐诵,即诵经时用音乐伴奏。

五、废除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唯贤是授,信守持戒。

六、建立帝王受箓制度。

细说历史——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吹笙引凤图画像砖(魏晋时期)。浮丘公为仙人,而王子乔则是周灵王的太子,他好吹笙,一次到伊洛游玩,遇上浮丘公,一起骑鹤上嵩山。此则故事切合魏晋人追求仙道的心态。

北魏泰常八年(423),寇谦之又称老子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赐以劾召鬼神与金丹等秘法,并嘱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次年,寇谦之亲赴魏都平城献道书于太武帝,得到朝廷重臣崔浩的帮助,帝赐予京城东南建立新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后人称为“北天师道”。太延(435—440)末,太武帝听从寇谦之的建议,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后又亲至道坛受箓,成为道士皇帝,并封寇谦之为国师,道教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经过寇谦之改革,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和浅薄,得到北魏朝廷的支持,从民间信仰进入朝廷殿堂。寇谦之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北方天师道被称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在北方大为兴盛。

细说历史——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寇谦之像

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刘宋时,又有庐山道士陆修静(406—477),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了改革。

陆修静自少修习儒学,爱好词章,年长时弃家入云梦山隐居修道。宋明帝时(465—472),他将搜集的道书(其中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的经典)加以整理甄别,鉴定其中经戒、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泰始七年(471)又撰定《三洞经书目录》,成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他还在总结天师道原有的各种斋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陆修静编著有关斋醮仪范的著作多达一百余卷,基本上完成了道教的科仪。不仅充实了道教理论,而且制定了一套仪规,使道教更具宗教形式。同时,陆修静还对组织制度方面提出了一套较完整方案,如进一步健全“三会日”制度,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制度,始创服饰规范,等等。经陆修静改革后的南方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

寇谦之和陆修静对南北方的道教教义与修炼方法的改革,更加系统地阐发了道术和理论,全面整理了仪式与典籍,使之成为成熟定型的宗教,这也为道教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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