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三国志》如何进入“前四史”

为什么《三国志》也在“前四史”之列呢？

陈寿在西晋时期写作《三国志》，与范晔写作《后汉书》时遇到的问题恰恰相反：范晔身处的时代远离他写作的时代，而陈寿所处的时代太接近三国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消化历史材料。《三国志》的文本相对粗疏，大部分的传都很简略，也没有特别的文采，在文学史上也说不上有杰出的成就。从史学上看，陈寿也不曾在这部史书中提出独特的洞见或创意。

如果单就文本而言，《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确实不在一个等级上，将它放进“前四史”，的确很勉强，太抬举它了。为什么在传统上人们如此高估《三国志》呢？

一个不能不提的理由是，作为一部史书，严格来说，《三国志》的作者不只陈寿一个人。唐朝以降流行的《三国志》，作者名字写的都是陈寿，然而人们读到的流通版本，陈寿创作的部分其实不到四分之一，书中约四分之三的篇幅是由一位大约与范晔同时期之人裴松之完成的。

陈寿的运气好，裴松之费大工夫为《三国志》做了详尽的注释。在裴松之生活的时代，他还能看到许多与三国相关的材料；在裴松之生活的时代，人们对史学观念进一步进行探讨；另外，裴松之生活的时代已经和三国拉开了一个可以沉淀观念、客观评判的时间距离。这几个关键因素，使得裴松之具备了比陈寿更好的史学条件。

但裴松之选择的不是自己另写一部关于三国的史书，而是为陈寿的《三国志》做详尽的注释。“传注”在中国书写历史上源远流长，不过传或注，过去针对的都是经，是解经的重要工具。裴松之却挪用解经的手法注释一部史书，光是这样的做法，就抬高了《三国志》的地位。

不过，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注，在写法上、目的上都与解经的注大异其趣。他做注的目的不是要让人读懂陈寿的原文，或发掘陈寿原文中有什么深意，而是要补充《三国志》的内容，将许多新材料添加到《三国志》中。

裴松之自觉地将他所做的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引用各种不同说法，分辨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第二类是“参诸家之说，以核讹异”，对比各家不同说法，将陈寿的错误纠举出来；第三类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将陈寿记录的事情，用其他史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更清楚；第四类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将陈寿没写到的事情，用其他史料进行补充；第五类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将陈寿写过的人的生平描述得更完整；第六类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将陈寿没写的人的事迹附加在相关人士的传记之后。

由他说的这六类注，我们就知道：第一，按裴松之的标准，陈寿的《三国志》其实写得很粗，需要以他所掌握的史料，仔细订正和补充；第二，裴松之主要是把《三国志》当作底本，以便将自己看到和收集来的各种新材料加进去。

裴松之将这些材料加进去之后，《三国志》实际上变成了另外一部史书。而且在裴松之注完《三国志》后，经过从南北朝到隋朝、隋朝到唐朝的大动乱，裴松之看过的许多材料纷纷逸失，随着时间推移，保留在《三国志》注释中的史料就越来越珍贵。

《三国志》被列入“前四史”，主要功劳不在陈寿，其实裴松之的贡献更大。值得好好读的，不只是陈寿的文本，还要读裴松之搜罗、附加的丰富注释。原书加注释的《三国志》，才算得上具备崇高史学地位的《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