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地方大族趁乱崛起

东汉有一个大族袁家，与朝廷关系密切，号称“四世三公”，即连续四代有人在外朝担任最高官职，但在灵帝朝，袁家的一个子弟被送进皇宫当宦官，另一个子弟袁绍，花钱买了个官。

由大族袁家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东汉末年的政治变化有多大。过去可以在外朝呼风唤雨的袁家，都必须看风头改变策略。宦官位于权力核心，大族必须将子弟送去做宦官，否则无法维系既有的地位。另外，皇帝热衷于卖官，大族的子弟就算有本事、有实力遵循旧的途径在外朝当官，那种官在权力和价值上反而还不如买来的官。因此，大族还要安排另外的子弟通过买官进入官僚体系。

两次党祸之后，“党人”与中央朝廷彻底决裂了。原本由外朝构成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运作了。从一个角度来看，宦官排除了外戚和士族，大获全胜，完成了对皇帝的控制和对皇权的垄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落入宦官手中的皇权，经历了这样的斗争，也已经不是原来的皇权了，其重要性和统治的有效性，都在迅速地滑落、萎缩。

这时候兴起壮大的是地方势力。原本在中央缠斗的三股力量——外戚、宦官、士族，实际上已经斗得三败俱伤，宦官获得的胜利，只能是“惨胜”。中央衰微，地方上的大族渔翁得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于是，东汉的政治场域，开始从中央向地方转移，这就是后来出现三国分裂局面的根源。

中央衰微，地方割据，需要中央统筹的事务无法进行，其中一项关键事务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汉帝国因内耗而衰弱，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保持了上千年的边界线失守，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进一步带来动荡骚乱，帝国时代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中古史开始了。

其实在东汉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中古史的前兆。比如，东汉的皇权已经不同于秦和西汉的皇权。差不多是从和帝开始，皇帝与外朝脱节，皇帝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只剩下外戚和宦官这两个通道。即便朝仪没有什么变化，但皇帝与外朝百官已经逐渐没有直接关系了。

在这个过程中，皇权明显走向空洞化。基于外戚或宦官的利益，选立皇帝时，掌握实权的人倾向于选立年纪小的，甚至还会刻意选立身体较差的。和帝以下的东汉皇帝，从广义上说，都是病人，都不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全之人。在那样的权力斗争结构下，身体健康、心理健全的成年皇子反而不可能有机会当上皇帝。

被选立为皇帝的人，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正是因为他们无法独立行使皇权，无法具体领导帝国。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帝国一直都有皇帝，但从权力实际行使上来看，东汉王朝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由皇帝在领导。东汉激烈的政治斗争，争的其实就是“皇帝代理权”，也就是看谁能代替这个象征性的皇帝实际行使皇权。

当皇帝，按照明确的血缘和身份条件，没有几个人有资格。但是掌握“皇帝代理权”的人就没有这种限制了，宦官可以，皇太后可以，外戚也可以。这些人的身份和职责是模糊的，从来没有人将皇太后或国舅的身份和职责规定清楚，或者将宦官服务于皇帝的方式用白纸黑字写清楚。因此，一旦有“皇帝代理权”可供争夺，争夺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争夺的过程也必然很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