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清流品评搅局政坛

东汉后期，原本作为皇帝与帝国之间最主要的神经、肌肉与手足的外朝官僚系统，陷入了严重困境。他们无法直接向上与皇帝沟通，以至于不得不自我运作，但在自我运作的过程中，又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大族侵压。

比较西汉与东汉，同职的官员，后者能做的事，往往比前者少了许多，因为很多事都落入大族手中，他们碰不到，也不能碰。他们在中央缺乏皇帝的支持，地方权力又不断被大族侵夺，这就逼迫构成官僚系统核心的士人，通过清议重新建立了一套精神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让他们普遍激进化，以激烈而不妥协的态度投入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这造成了三败俱伤的结局，也拖垮了汉帝国。

流行的历史叙述将这些卷入与外戚、宦官恶斗的人，称为“清流”，并明确表现出对他们的同情，好像东汉末年的政治主轴，就是这群好人坚持原则，与外戚、宦官那群坏人抗争。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叙述不对，但应该注意，这样的叙述很容易掩盖一些基本事实。

比如，清流是汉末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非如清流二字所呈现的那样超然不俗。清流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清议，清议对斗争的恶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清流就是臧否时事，品评人物，而臧否时事最重要的标准，其落脚点仍然是品评人物，也就是说，清流基本上是对人不对事的。清流建构了一套品评人物的价值标准和说辞，从表面上看是正常的对道德或品格的衡量，在现实中却往往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可以说，清流建立这套价值标准的动机，本来就是政治性的。

这是一种支撑、抬高自我权力合法性的做法。在现实中，他们说来说去，符合标准，应该被称誉、彰显的，都是自己团体里的人；而敌对团体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被品评为道德低下、人格低劣。有时他们还会反过来，直接用品评人物的道德说辞无分别地攻击对方，只要是不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就一定是品格有问题的坏人。

士族通过清议这种方式建构的这套具有高度攻击性的人物品评标准和说辞，在政治上破坏力极强，严格区分“我群”与“他群”，关上所有可能的缓和、协商、合作之门，使矛盾不断升级，其主调是高亢严厉，甚至是悲剧性的。

不过，如果抛开现实的政治效果，士族的这套新的精神价值体系同时刺激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精神是对大族的反动。大族中人的人生主要是由自己姓什么、属于哪个家族来决定的。一个人看待自己，别人看待一个人，首先关心的是这个人姓梁或姓邓，或是这个人属于窦家。这样的人没有太多个体性，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突显的个人特性。

士人的人物品评反其道而行，强调一个人独特的人品和风格。一个人一定要有明显与别人不一样之处，能说别人说不出的话，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能确立别人没有的风格，才会被认可为名士或清流。“清”对应“浊”而成立，“浊”基本上有两种指涉，一种是像外戚、宦官那样处在对立面的政治集团，另一种是平庸的行为举止和生活选择。

东汉末年发展出的这种个人主义精神，对魏晋思想产生了剧烈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特殊地位。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大部分都带有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唯独在魏晋思想中，个人主义大放异彩，所以，唯独在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竹林七贤”那样的人，也才会有陶渊明诗中所揭示的自然情调。而这样的个人主义，则起源于东汉末年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