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东汉王朝在外戚、宦官和外朝这三方的纷扰斗争中，持续衰弱。公元166年，党锢之祸爆发。

党锢之祸的名称，指涉两件事：一是“党”，这是罪名，牵涉其中的人最终以结党的罪名遭到惩罚；二是“锢”，这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指的是他们被“禁锢终身”，并不是说他们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牢里，而是指他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得任官。

党锢之祸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宦官势力在地方扩张，与已然形成的士族产生直接冲突。士族们联络起双重阵线，积极抵抗宦官势力在地方坐大，一重是中央与地方的联结，他们联络中央的外朝士族势力，对付地方的宦官养子；另一重是士族之间同仇敌忾的结盟，他们互相声援，彼此呼应。

这双重联结使得地方发生的冲突很快就传到中央，激起中央外朝士族严重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团结意识。这些人越聚越多，而且他们聚集的动机和目的越来越明显，就是反对、抵制宦官，这当然也就刺激了宦官高度警戒。

公元166年，针对外朝士族带有敌意的集结，宦官发动了反扑，将当时被视为清流领袖的李膺抓了起来，许多士族都受牵连被判下狱。一年之后，桓帝下令特赦，将这些人放了出来，但从此“禁锢”，这意味着他们都上了“永不录用”的黑名单。这份名单要“书名三府”，意思是有三个不同单位都要登记，将来也要严格审查，绝对不让他们再有机会进入朝廷当官。宦官用这种方式将部分对他们敌意最深，在地方上与他们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士族，从朝廷赶走了，使他们无法继续借中央的力量与宦官对抗。

士族对抗宦官最主要的手段是清议。清议是一套品评人物的价值标准和修辞手法，这是士族在自觉受到威胁、被压抑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精神武器。“党锢”使他们与宦官的冲突表面化，剥夺他们的官职，只会加大他们用清议批评、攻击宦官的强度。

人物品评的效果当然是两方面的。从负面强烈地攻击宦官，从人品上彻底否定宦官，有时也波及握有权力、显露于前的外戚。另外从正面标榜自身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将他们塑造为人格典范，集团的道德标杆，那些被特别标举出来的士族人士，就成了名士。

党锢之祸的发生，直接冲击了名士的标准。有一条原则脱颖而出，那就是“不畏强权”，要当名士，就不怕被迫害。也就是说，被终身禁锢这一惩罚，在士人集团中迅速变成了光荣的印记，相当于自动得到了“不畏强权”的评价，其地位反而更高了。

“不畏强权”的“不畏”，还有等级之分，等级最高的是“不恤生死”，就是连死都不怕，一个人即使面临生命危险，也要坚持士族的原则，越是不怕的，越是不妥协的，越是以强硬态度对待“强权”的，就越得到人们的肯定。

于是，党锢之祸非但无法收到威吓士族停止攻击宦官的作用，反而让整个对抗局势更加激烈。被当作“党人”抓起来成了士族人品声望的考验，也成了他们展现人品的机会。明知要被抓了，也决不让步，决不求情，而且决不逃跑，反而自若地接受强权的迫害。更有甚者，有一些没被抓的人，不管是尚未被抓到还是根本不在名单上的人，自行投案，坚称自己也是“党人”，应该一并入狱。

党锢之祸的结果是士族的“士气”更高。一来，士族内部的团结意识更强了，人人争先做“党人”，这本来是宦官罗织的罪名，却变成士人争着要抢的光荣头衔。二来，士族的立场和态度也随之变得激进，士族集团中的激进派全面抬头，他们推崇极端信念，要与“强权”殊死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