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后汉书》的风格特色

范晔的《后汉书》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部史书只有纪和传两大部分，只写人物，没有其他内容。另外，这部史书成书较晚，一直到南朝刘宋时期才出现，而此时后汉已经灭亡好久了，三国和魏晋都已经成了历史。与《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开创性，无论是体裁还是写法，它都没有增添新鲜的元素。

不过在传统上，读书人对《后汉书》评价甚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范晔生活的时代——南朝，是中国文字和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非常讲究文字和文学的形式之美。范晔一方面承袭那个时代的文风，另一方面却并不完全认同那个时代的写作风格，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范晔的个人资料，历史上留下来的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首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这封信是他在坐牢时写成的，后来他死在狱中。信为什么要写给“诸甥侄”呢？因为他没有亲生子嗣，当他预见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时，他只能将想说的话说给“诸甥侄”听。

他在信中提到创作《后汉书》的动机：“……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范晔不喜欢当时文士写文章的方式，常常以自己的文士身份为耻。当时文士写的文章迁就固定的格式，文章的形式、音韵、华丽修辞，比文章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为了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扭曲情感，为了配合表面的形式而扭曲主张，为了遵循刻板的音韵而扭曲思想。所谓“事尽于形”，也就是文章只注重表面形式，却忽略了内容。这是文士文章的大问题，也是他看不起文士也不想当文士的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些，我们会发现这段话本身就带有矛盾。范晔要表达的是对当时文风的不满，然而他自己的文句，基本上还是用当时流行的“四六文”或骈文形式写的。

“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这是非常整齐的四字一句的堆砌，而且范晔表达的是一个批评意见，却将之拉长为四句，每一句都是固定的四个字，四句话遵循同样的“主词——谓词——虚词——受词”，甚至前两句的虚词同为“于”，后两句的虚词同为“其”。如此赘述，显然不是为了将话讲清楚，而是为了追求整齐的形式和好听的音韵效果。

换句话说，范晔用来表示反对藻饰风格的话，却仍然不自觉地采用了这种风格。这是时代潮流带来的巨大影响，很难由个人主观意志自觉改变。他在这样的时代里，无可避免地受这种时代风气的限制。

范晔在信中还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他要确立文章的先后本末：“意”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必须配合、传达“意”，不能本末倒置；“文”应该帮助“意”增加美感，就是形象和声音上的美，而不该喧宾夺主。

范晔一方面是六朝文人，另一方面他又自觉地要超脱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六朝文学风格。《后汉书》的特殊成就，正出于他的这种矛盾和挣扎。他浸润在雕琢的文字和声韵中，使用的不是司马迁那样质朴而精确的语言，然而他又试图将自己从这种风格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反而让他的《后汉书》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后汉书》当然会让我们了解到后汉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也了解到范晔记录这些事情所使用的文体。范晔的个性化创制是在文体上，而非史学体裁上，从这点看，《后汉书》是有资格与《史记》《汉书》并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