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侯景之乱与南朝末日

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方又回光返照，进入了经济和文化的一个好时代。

在位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在南朝皇帝中最为高寿。

萧衍之前，南齐皇朝变乱不断，皇帝任意诛杀大臣，北方的外患不已，江南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颠簸。南朝齐中兴二年（公元402年），萧衍取代了齐和帝，建立了梁朝，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南朝在这位老皇帝的率领下变得富裕和平，形成了一次中兴，享受了最好的时光。

萧衍厉行节约，推行文化，尊崇佛教，在乱世之中形成了一片礼仪的孤舟。甚至北朝人都对此羡慕不已，开创东魏和北齐的权臣高欢就说过：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公元548年，已经接近萧衍统治的晚年，做了一辈子皇帝、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老人本有希望在安详中死去。但就在这时，一场出人意料的灾难出现了。这场灾难令人猝不及防，不仅让萧衍失去了皇帝的荣耀，也造成了整个南朝的衰落，为将来的北朝统一打下了基础。这场灾难就是侯景之乱。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收留敌国流亡者的传统。比如东晋开创之初，王敦发生叛乱进攻晋元帝时，晋元帝最倚重的大臣是刘隗。在皇帝一方败北后，刘隗逃向了北方，投奔了后赵的石勒，官至太子太傅。

南北朝时，各方的大臣更是交流频繁，战场上的叛变层出不穷，两边的朝廷也都习以为常。只要对方的将领接洽投降，能够带来一定的军队，或者贡献一两个城池，就会被接受。至于他的忠心有多大，并不重要。投诚的将领也绝不是因为忠诚而投降，只是因为成了斗争的失败者而已。

萧衍统治的晚期，北方的东魏发生了一次权力更迭，东魏权臣高欢去世，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职位。高澄的继位让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感到不安，他和高澄一直不和。这位大将叫侯景，于是率军投靠了南方的梁朝。

侯景是少数民族的羯族人，曾经在北魏权臣尔朱荣手下效命，当高欢征讨尔朱氏时，他又改换了门庭，效命于高欢。最后又叛离了高澄，率军向南方投诚。

侯景的投诚在南朝引起了震动。要了解这个震动有多大，就要明白侯景的权力有多大。在他叛逃时，他是东魏的太傅、大将军、河南大行台、上谷郡公，统治着东魏的整个南方，也就是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按照侯景自己的说法，是“函谷以东，瑕丘（现山东省兖州市）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黄河南边仅有青、徐数州或许不曾包括在内。

这片地区在南朝宋时期，曾经归属于南方，后来被北方逐渐吞噬。这里是南北方的主战场，谁占有了它，就占据了南北战争的主导权。

自从南朝宋后期丧失此地之后，历代南朝皇帝费尽心机北伐都无法取得这片土地，却被侯景一股脑儿送给了梁武帝，可见诱惑之大。

经过与大臣的讨论，梁武帝决定接受侯景送出的大礼，封他为河南王，并派遣军队从悬瓠（现河南省汝南）出发接应侯景。

梁武帝光看见了利益，却没有想到获得利益的难度。发现侯景叛逃后，东魏的高澄立刻派兵日夜兼程向侯景进攻。这时，南方的接应还没有到，也无法与东魏的军队抗衡，侯景在远水无法解近渴的胁迫下，又向北方的另一个政权——西魏——求救。西魏的首都在长安，根据地在关中地区。侯景将河南地区靠近西魏的土地又许给了西魏，换取西魏来解救他。这些土地就成了“一女二嫁”。

但此刻，侯景仍然向梁武帝保证，割让给西魏一部分，是为了获取西魏的救助以活命，而剩下的部分仍然要割让给南朝梁，他的最终归宿也是南方。梁武帝接受了这种说法，继续帮助侯景南归。

谁知，西魏获得了侯景的部分土地后，又与侯景闹翻。而梁军与侯景合兵后，遭到了东魏的进攻，最终，将侯景所辖的土地丢失得一干二净。南朝没有捞到任何实惠，只捞到了一个大麻烦——侯景本人。

侯景丢失辖地后，需要新的落脚点，他率领残余人马来到梁军据守的寿阳（又名寿春，现安徽省寿县）一带，强行将此城攻占，变成自己新的基地。于是，南朝梁不仅没有任何收益，还赔上了寿阳。侯景只是名义上属于梁朝，但寿阳的行政权已经脱离了梁的控制。

梁武帝做了亏本买卖，却从道义上同意让侯景继续盘踞寿阳。但梁军与侯景的摩擦随即而起，让侯景意识到，寿阳并非久居之地。

这里位于东魏和梁的中间地带，又是各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只占领这一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兵灾而陷落。只有占据了更广阔的基地，才能保证此处的安全。

侯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向北攻东魏，占据现在的山东省作为新基地，变成另一个南燕；另一种，向南攻梁朝，占领建康一带，变成另一个梁朝。他选择了更加软弱、容易攻打、好处更大的梁朝作为目标。梁武帝萧衍本来以为占了大便宜，最终却发现接了杯毒酒。

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向南方发动进攻。梁武帝最初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认为这只丧家之犬虽然善于打仗，却无法和一个帝国对抗。他派出了四路大军，从四个方向寿阳集结，准备包围和消灭这支实力并不算强的部队。

出乎意料，就在南朝大军向寿阳进发时，侯景却采取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迅速向首都建康跃进，经过历阳、采石、姑孰，直捣首都。经过长期围困后，攻克了建康。

梁武帝成了侯景的阶下囚，这位八十六岁的老皇帝本来可以安度晚年，却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在白发之年暴死，与他一起被埋葬的还有南朝的黄金时代。

侯景的叛乱线路，代表了从淮河流域入侵首都建康的经典案例，战争局限在“建康—荆州”权力轴心的一端，并没有进入荆州一极。

按照侯景的设想，当他把建康占领，控制了梁朝的皇帝时，就可以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逐渐消灭各地的反抗。但他没有吃透南方的权力轴心，也不理解南方的皇帝权威并没有那么大，在权力轴心另一极的荆州，也不会听他的调遣。

反抗侯景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轴心的另一极荆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南方的广州。广州的领袖是始兴太守、西江督护陈霸先，他从广东出发，经过大庾岭北上进入江西的赣江，从赣江直指寻阳（现江西省九江）进入长江。荆州的领袖是湘东王萧绎，他派出大将征东将军、尚书令王僧辩向东顺江而下。

此时，侯景的机会只有一个：先不管广州北上的敌军，迅速击败荆州，获得整个长江轴心，再回头从东西两方夹击陈霸先的部队。

但侯景并没有这么做，他分散了兵力分别对付两支敌军，结果一支被陈霸先击溃，另一支则被阻于巴陵（岳阳），也随即被击败。

巴陵一战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侯景失败后掉头东逃，回到首都。随后又被逐出建康，流落在江东一带，直到被杀。

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继位称帝，是为梁元帝。由于元帝的权力基础在荆州，“建康—荆州”权力轴心暂时向荆州倾斜。

侯景给南朝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一次叛乱，它实际上是南朝衰落的转折点。在它之前，南朝在梁武帝的治理下，虽然问题重重，却又有着小康的家底。在侯景之乱后，疆土迅速缩小，许多战略要地先后丢失。

首先出现的是两帝争立。除了在江陵的梁元帝之外，在四川，另一位皇室成员武陵王萧纪在成都称帝，于是梁朝出现了两位皇帝。更致命的是，两位皇帝距离位于关中的西魏太近，成了西魏插手的机会。梁元帝为了消灭四川的竞争对手，决心向西魏求助。于是，西魏的军队先是攻占了四川，再以四川和武关为基地，攻克了江陵。

对于梁朝来说，江陵的失去意味着“建康—荆州”轴心不再完整，荆州已经成了敌国的领土。丧失了四川和荆州，也意味着长江中游防线崩溃了，孤立的建康再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这次领土的变迁甚至改变了北方两大政权的实力对比。在这之前，东魏和西魏的争夺中，西魏是弱势的一方，它的领土主要在关中地区，而东魏则由于占据了广阔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地区，资源更加丰富，兵力更充足。但自从荆州和四川归了西魏，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变，西魏已经获得了如同秦朝和汉高祖一样的优势地位，不仅占据了荆州、四川两大粮仓，还占据了一系列的战略要点。

如果说，在梁朝内乱之前，东魏更可能并吞西魏，那么梁朝内乱之后，以西魏为基础统一全国，成了更有可能的选项。

在西魏从南朝夺取大量土地时，东魏也从南朝夺走了长江、淮河间地，将战线推到了长江边，东魏与梁隔江相对。丢失了淮河流域的南朝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完整性，加上长江上游的丢失，灭亡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梁绍泰元年（公元555年），镇压侯景叛乱的两大功臣陈霸先和王僧辩发生冲突，陈霸先击斩王僧辩。

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取代了梁静帝，篡位称帝，建立了陈朝。但陈朝的领土已经只局限在长江以南到洞庭湖的狭小区域内，苟延残喘。在北方的两个大国北周（取代了西魏）和北齐（取代了东魏），谁能并吞另一方，谁就可以顺势而下统一中国。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代在南朝衰亡的基础上进入了尾声，唐宋时代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