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佛教发展

魏、西晋的佛教

魏在佛典的翻译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吴，当时也有许多译经者在魏从事译经活动。比如嘉平年间（249—254）来到洛阳的中印度僧侣昙柯迦罗翻译了《僧祗戒心》，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佛教的戒律。在此之前，因为不懂得戒律，当时虽然也有人出家，但都不是正规的出家僧侣。昙柯迦罗传来的戒律，为僧侣的正规出家受戒打下了基础。进入西晋以后，代代祖居敦煌的大月氏国僧人竺法护翻译了《正法华经》，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法华思想。竺法护的佛典翻译多达一百五十部以上，为后世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玄学在魏非常流行，但是魏却没有像吴那样有过君主名士都接触佛教的记录。唯一例外是曹植，据说他在山东鱼山听到空中回荡的梵音（sa sk tam〔梵语〕音乐），第一次作了梵歌（佛教歌）。不过，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中国名士阶层与僧侣交流，开始大量接受佛典影响，要到这之后的东晋时代了。当然，这可能与东晋迁都佛教盛行的吴地有一定关系。

不过，虽说如此，魏晋的宫廷以及士人也还是多少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曹操的儿子曹冲（幼名仓舒）五六岁时，有一天孙权派人送来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召集大臣问怎样才能知道大象的重量，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时曹冲站出来说，先把大象牵上船，在船身下沉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把象牵下来装上别的东西，等船身沉到刚才的记号处称一下这些东西的重量，就可以得出象的重量。在场的人都对曹冲的聪明赞不绝口。

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但它本来是《杂宝藏经》的《弃老国因缘》中的一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一件真事。在当时流行的这种夙慧、神童故事里，有可能参考借鉴了一些佛典的内容。前面提到的刘备臂长过膝的例子，以及这个曹冲称象的故事，都不经意地、或者是无意地揉进了一些佛典里的故事，这足以说明当时佛教已经相当普及。

82 麻浩崖墓　位于凌云、乌龙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诺是地名，崖墓是古代凿山为墓的一种墓葬形式

可惜的是，聪颖过人的曹冲年仅十三岁就夭折了。曹操的内心悲痛可想而知，他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在身边尽心安慰自己的长子曹丕不无挖苦地说，冲儿死了对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是一个不幸，可是对于你们兄弟来说却是一个幸运。曹冲死后，学者邴原家也刚死了女儿，曹操提出想把两人合葬，可是被邴原以不合礼仪为由拒绝了。最后曹冲与曹丕夫人甄氏一族的一个死去的姑娘合葬了。这种未婚男女死后合葬的习俗，意味着让两人到了阴间也能结婚，又称作冥婚，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能经常看到。但是这个习俗有悖于儒教礼法。

孙权与佛僧

吴国北边的徐州、扬州，南边的交趾郡等都是佛教比较盛行的地区，所以吴国在三国中佛教最为发达。三国君主中与佛僧有来往的也只有孙权，这个时代的佛教寺院得到证实的也是在吴国。吴国国都建业当时活跃着许多佛教信徒和僧侣，其代表人物为支谦和康僧会。

支谦的祖父是大月氏国人，后汉灵帝时，他与数百国人一起移居中国，因此支谦出生在中国。支谦最初跟随之亮研究佛教，之亮是大月氏国僧侣支娄迦谶的中国弟子。献帝时，为躲避北方战乱，支谦移居到吴国。据说孙权因为赏识支谦的博识，任命他为博士。支谦精通胡汉双语，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瑞应本起经》、《法句经》等大量佛典，对后来的以老庄思想理解佛教影响很大。不过，支谦本人并不是僧侣，而是一个在家的信徒，也就是居士。

支谦来自北方，而康僧会则是来自南方。他的祖先是西域康居人，祖祖辈辈居住在印度。他的父亲因为从商，才移居交趾。康僧会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人之子出生在交趾的。他师事当时避难交趾的南阳的韩林、颍川的皮业、会稽的陈慧等人，并于赤乌十年（247）到建业传教。孙权听了他的说法后非常感动，专门为他设立了寺院。因为是最初的寺院，故名建初寺，寺的所在地被称为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一边着手翻译《六度集经》等佛典，一边利用自己丰富的儒佛道教的知识对《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加以注释。虽然这两部经的注释已经失传，但序文还保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佛教特征来源于初期的禅学思想。康僧会死于28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吴国灭亡之年。

81 康僧会弘教壁画

支谦和康僧会布教活动，使佛教在吴国的君臣之间也得到相当的渗透。比如，著名天文学家阚泽（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正是阚泽给曹操送去黄盖诈降书。当然这个情节属于虚构）竟把自己的私宅改造成寺院，并以自己的字冠名为德润寺。孙权死后，据记载当时掌握实权的孙綝曾捣毁浮屠寺（寺院），杀害道人（僧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镇压佛教事件。也就是说，佛教在吴国的渗透已经到了受人仇视遭受镇压的程度。另外，吴国制作的神亭壶、铜镜上也都装饰有佛像图案。

蜀国的佛教遗迹

在蜀国没有像魏、吴那样的译经事业，也找不到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不过，在同时代的魏、吴两国佛教已相当盛行，如果说蜀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文献记载虽然没有，与佛教有关的遗迹却存在着。

自汉代以来，蜀国所在的地区就有在山崖上凿洞为墓的独特风习，这些岩洞里常常雕刻各种画像作装饰。其中以位于今天四川省乐山市的麻浩崖墓最为著称。麻浩崖墓里有一些据推定是属于蜀国时期的佛陀像和僧侣像。另外，彭山县崖墓，出土的陪葬品中有一种树叶呈铜钱状的摇钱树，在这个摇钱树的台座上也可见到佛像图案。这说明在蜀国，佛教也是被糅合到传统信仰里才得到民间的接受。不过，在统治阶层之间却完全找不到佛教传来的痕迹。

《维摩诘经》与居士佛教

以上我们看到，进入三国以后，对佛典的翻译非常盛行，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后汉时代。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翻译过来的佛典流传至今的却很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后来出现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等译经大家，初期这些不完整的翻译也就逐渐无人问津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翻译佛典流传至今，而且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支谦翻译的《维摩诘经》就是其中之一。《维摩诘经》还有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但是现存最古的译本却出自支谦之手。

《维摩诘经》以文殊菩萨与大富豪维摩诘互相问答的形式写成。一次维摩诘生病卧床，智慧之神文殊菩萨受释迦之命与弟子们一起去探望，这时两人就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进行问答议论。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通过般若思想的空的概念能够进入不二法门。所谓“不二法门”，简单地说就是自他、生死等现实世界中的两个对立事像，从“空”的立场来看，其实都是不二同一的。不二法门是佛教认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83 维摩立像　隋代壁画

前面已经说过，三国时代的中国上自清谈中的哲学谈议，下至宴会上的文艺表演，都非常流行这种以问答方式辩论两个对立事物之优劣的风气。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可是《维摩诘经》却主张对立事物的矛盾其实是同一的。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崭新的观点。不过，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类似的看法。比如《庄子·齐物论》就是一个代表。《齐物论》里说，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他搞不清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庄子通过“庄周梦蝶”这个有名的比喻，提出了一个把对立事物的矛盾进行相对化从而达到两者统一的哲学问题。对此，《维摩诘经》则是利用“空”这个绝对概念，来扬弃矛盾。运用问答方式解说不二法门的《维摩诘经》，无疑是以一种为当时士人阶层所熟悉的形式与理论展开，向人们提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概念。

而且《维摩诘经》的主人公维摩诘自身是一个居士，这向人们昭示了不出家也照样能够达到大彻大悟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对于那些置身儒教伦理之中，却感到某种不足，希望从佛教中寻求某种更加根源性寄托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也充满了魅力。

这样，《维摩诘经》又以它丰富的文学表现，不但吸引了众多的佛教信徒，还吸引了广大的士人阶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以摩诘为字，也就是王维摩诘，显然他是想把自己与维摩诘视为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