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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儒家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5-21 10:57:18 0

新旧儒教的对立

提起中国的宗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的是根据孔子思想发展而来的儒教;中国自己的民间宗教道教;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三大宗教同时亮相中国历史舞台,正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才是最早形成三教鼎立的时代。不过,虽然说是三教鼎立,但是和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国力并非等同一样,三教之间的势力也有相当差距。道教是这个时代刚刚诞生的新生宗教,稍后它的势力才得到迅速扩大。后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三国也终于开始扎下根来。三教中历史最长的,不用说当然是儒教。而儒教在三国时期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变。

儒教存在两个新旧的对立。一个是新注和古注的对立,另一个是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所谓新注指十三世纪朱熹一派的经典注释,以哲学、思辨的解释为特征,被称为理学。朱熹以前的注释则称为古注。古注是指那些紧抠经典文章的偏重具体的注释。而古注完成的时期,正好是后汉向三国过渡的这一时期。古注具体地说,郑玄注释的《毛诗》(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赵崎注释的《孟子》等为后汉末期之作,王弼注释的《周易》(易经)、何晏注释的《论语》、杜预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为三国魏晋时代的作品。另外,《尚书》(书经)被认为是前汉孔安国之注,但实际上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伪作。古注里只有注释《春秋穀梁传》的范宁是东晋人。由此可见,在经典注释上,三国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今文与古文不涉及注释的问题,而是指经典文本的区别。一般认为这个区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进入汉朝以后,朝廷重新开始恢复儒教,当时儒教经典已全部被秦始皇焚烧殆尽。所以只好招集国内儒者凭借记忆重新记录成书。这些经典文本用汉朝通用字体隶书写成,所以被称作“今文经书”。可是后来在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了秦以前的一些文本。估计是为躲避焚书之祸而藏在这里的。这些文本用秦以前的古字体籀文(大篆)写成,故称“古文经书”。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不仅限于字体的不同,在内容上也各有异同,其中《周礼》和《春秋左氏传》只有古文文本。

不过上述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属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特别是围绕古文的来历问题更是众说不一。这些况且不提,汉代的儒教经典存在着今文与古文的区别这一点却是事实。因为所用文本的不同又产生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的学派对立。这两个学派最终握手言和实现统一,是在后汉末三国时代。

通儒郑玄的经典解释

汉武帝把儒教定为国教时,经典还都是今文文本。国都太学里的博士们也都是今文学者。今文学者重视家传和师承,对经典的研究也是各专一门。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国教,所以其目的当然也就只能是为汉王朝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教可说是一种御用学问。进入后汉以后,预言王朝前途的谶纬学非常盛行,儒教受它的影响,御用学问的倾向变得更加严重。

相对的,古文学派从一开始就受到曾帮助王莽篡权的刘向、刘歆父子的推崇,政治色彩也很强,到了后汉虽然也一度流行,但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的公认。因此古文学只能是一种在野的学问。可是,后汉末期,正是从这个在野的古文学派中诞生了一个通晓各种经典的集大成的学者——郑玄。

当时的今文学者对经典的研究都是专修一门,而郑玄却研究今古,博览纬书,追求全面、系统地领会经典内容。他的具体做法是,为解释某一经典文言,引用其他相关经典的语句,也就是以经注经。除《春秋》《孟子》以外,郑玄用这个方法注释了其余的全部经典(《孟子》在当时还未被视为经典)。如果像郑玄这样融会贯通地解释各种经典,过去的那些家传和师承自然就会失去意义。郑玄的老师马融曾一语道破“学无常师”,郑玄才是一个真正做到了破除家传师承的束缚、通晓各门学说的通儒代表。而实际上,郑玄的学说确实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马融。

郑玄以一个在野学者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与他不为某种特定政治目的、不为王朝服务的客观的治学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他终身不仕,但何进、袁绍、孔融、陶谦等这些当时的当权者和名士都对他非常崇敬,曾多次请他出山。连蜀国的姜维都十分崇拜郑玄的学说,说明他对后人影响之大。

在《演义》里,刘备也曾师事郑玄,当刘备败给曹操,想要去投奔袁绍时,郑玄还专门给袁绍写了一封介绍信。但实际上刘备投奔袁绍,是因为他以前曾推荐袁绍之子袁谭当孝廉(按:应为“茂才”)。当然小说里让郑玄这样的大人物出面确实寓意深刻。《演义》还在这里不留痕迹地引出一段见于《世说新语》的小插曲,表现郑玄家中连侍女们都广知风雅,通晓《诗经》。《演义》很擅长运用这类小道具。

郑玄的学问融汇了今文、古文双方的学说,但其主体还是古文。因此后汉以来的今文、古文之争得以终结,古文学派占了优势。后汉末年的《熹平石经》是隶书体的今文文本,而建于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则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的古文文本。前面已经提到过,关羽、吕蒙等当时的武将都喜爱阅读《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就是一本古文学派的代表文本。这些都和古文学派的优势地位有一定关系。

三国时期的儒家

75 正始石经拓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制的儒教经典石碑。左为局部放大图

当时,也有一些人反对郑玄的学说,魏的高官王朗之子王肃就是其中一人。不过,王肃在解释经典时也是融汇了各经典的学说,在这点上他与郑玄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融会贯通解释经典的方法在当时已形成一股潮流。又因为王肃的女儿为司马昭之妻,生下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所以晋朝基本上都采用王肃的注释。郑玄之孙郑小同,虽然当上了高贵乡公的侍从,但还是被司马昭所杀。这说不定还是王肃从中作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王肃伪造了《古文尚书》的孔安国注等等,总之王肃这个人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者。

融合儒家与道家的“玄学”

郑玄打破了横在经典之间的障碍,他对今文古文的综合研究又进一步超越了儒教自身的范畴,为儒教与其他学派的交流开辟了途径。在儒教成为国教以前,儒教作为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后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汉帝国的权威受到动摇,儒教的国教地位也受到冲击,人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开始转向诸子百家的多种多样的世界。

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对存在的根本意义进行哲学思索的道家思想,强烈吸引了那些对繁琐的儒家实践道德感到厌倦的人们。当时融合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哲学思辨的学问被称作“玄学”。

玄学在魏晋时代十分盛行,以在正始年间掌握实权的曹爽一派为核心,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等。何晏著《道德论》,主张儒道合同;王弼祖述《老子》、《周易》,其中《周易注》是援引道家思想来做注释的。《周易》在儒教经典中也是属于哲学色彩较强的一部经典,它与道家的《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当时经常讨论的主题。玄学派以道家的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对此,裴三国时期的儒家著《崇有论》,主张儒家不同于道家,重新肯定儒教的作用。

曹爽一派中的何晏和夏侯玄还参考诸子百家中提倡法治的名家和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才能与德性无关。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曹操重才不重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与此相对,司马懿一派则主张人的才能与道德一致。当时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往往要看他的出身门第,所以这个主张最终归结于门阀、名门主义。这些看上去非常抽象的议论,与正始年间曹爽一派与司马懿一派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谈流行

随着玄学的流行,形成了一种如上述所说的就一些玄学问题进行哲学抽象的思辨、反复辩论的风气,当时称之为“清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世之谈而言的,是一些与现实无关的清高之谈。比如,玄学派代表人物何晏与王弼,就圣人喜怒哀乐感情的有无进行争论。何晏认为圣人无感情可言,而王弼则认为圣人也有感情,只不过需要更好地调节而已。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都无所谓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时人们对这种辩论非常热衷。

清谈的时候,主客双方常常手执拂尘边摇边谈,激动之时甚至手舞足蹈。对谈时不仅要求论点高明,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特别是那些能让对方理屈词穷的一发即中的反论。包括对谈时的音容举止都受到关注。据说何晏就从来手不离白粉,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

东晋的阮瞻一次拜见宰相王戎,被问及儒家与道家的异同,阮瞻当即答道:“将无同(有何不同呢?)。”王戎对阮瞻的这个回答非常赏识,提拔阮瞻为官。这两人的对话虽然不是正式的清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很能传达清谈的气氛。因此,可以说清谈不仅是论点的驳难,也是一种语言的对决,或者说是包括音容举止在内的综合表达能力的一个对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谈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当时的外交舞台上的各种交锋非常相似。而且,与后汉以来名士间流行的人物品评也密切相关。人物品评需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外表容貌进行综合判断,当场组织成精练恰当的语言进行评论。从上述阮瞻的例子我们也能看出,看上去与俗事无关的清谈,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清谈不仅在魏国盛行,在当时的名士中也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出仕蜀国的许靖等人也很热衷于清谈,但在不大重视名士的吴国却找不到流行的迹象。有关清谈和人物品评的一些遗闻轶事,被收录在后来南朝刘宋时代编写的《世说新语》里。此后,这种清谈的传统也随之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消失。唯一流传至今的可能就算禅宗开展的禅问答了。同样,禅问答不仅重视驳难论理,同时也取决于双方能力的全面发挥,是一种瞬间决定胜负的对谈形式。

问答游戏

清谈针对圣人有无感情、儒家与道家的异同等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质疑问难。这种质疑问难,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在清谈这种哲学辩论的场合以外也经常出现。比如在魏国,针对是否恢复以前被汉文帝废止的肉刑(斩足等刑罚),群臣之间展开了讨论。钟繇与陈群表示赞成,王朗表示反对。像这样的还属于一种与现实政治有关的实用性的讨论,更有一些既没有实用性、也没有哲学性的讨论。孙权与蜀国使者李密就兄弟的利弊进行辩论,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质疑问难,与其说是为了得出结论,还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辩论的乐趣。

更有趣的是魏文帝宠臣吴质的例子。有一次重臣曹真和朱铄在宴会上同坐,吴质故意叫来俳优谈论“肥与瘦”的问题。因为曹真很胖而朱铄很瘦,吴质想借此给宴会助兴。俳优把胖子和瘦子的特征表现得滑稽可笑,又是品头论足,又是对比长短,没想到真的惹恼了曹真和朱铄,不但没给宴会助上兴,反而搞得大家不欢而散。由此可见,这种针对两个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讨论的“问难”,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一种文艺形式。作为它的背景,可以想象这种针对各种命题进行的问难非常盛行,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消遣。清谈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风气有关。在这个时代的人物传记中经常能看到“机捷谈笑”、“滑稽”等表现,也反映了这种风潮。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三者对谈辩论事物优劣的形式汉代就有,应该也是二者问答的一种变形吧。

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学中有一篇《茶酒论》,非常有趣。它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让茶和酒你问我答,争论彼此的优劣,最后让水出来劝解,才算收场。这属于一种游戏文学。后来,到了明代末期,当时的文人邓志谟以“争奇”为题创作了许多同样形式的作品。比如《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男色与女色)等。孙权对兄弟利弊的对谈、吴质请人搞的肥与瘦之争等,都应该算作这些后世游戏文学的出发点。这种游戏文学在室町时代末期可能由五山禅僧[1]带进日本,在日本也有人写了像《茶酒论》、《酒饼论》、《酒饭论》等同类作品。

忠孝之争

郑玄的同乡邴原,比郑玄稍小几岁,也是三国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曹丕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在宴会上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君主和父亲同患重病,而药只有一丸,只能救一个人,到底应该救君主,还是应该救父亲?一席人有说救父亲的,有说救君主的,众说不一。曹丕见邴原一言不发,就征求他的意见。邴原不慌不忙地说:“救父亲!”争论就此结束。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机智应对,但从中可以看到,与对君主的忠义相比,当时的人们更重视对父母的孝行。孙权和李密谈论兄弟之利弊时,李密回答说“兄长能更多地孝顺父母,所以做兄长有利”,也反映了对孝行的重视。

忠与孝相比,一般认为忠具有公的性质,但恰恰相反,忠只不过是个人对君主效力而已,而孝才是一种通过实践实现宗族繁荣的手段。在这个动荡不安、王朝频繁交替的年代,如果一个一个要去尽忠的话,谁也受不了。相比之下宗族的安泰才是首要的,因此孝行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虽然认为三国时代儒教权威已经相当衰弱,但以孝为中心的儒教实践道德,反而更加普及。

在提倡孝行的儒教经典中有一部《孝经》。儒家经典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孝经》。它不仅被广泛阅读,其中的一些字句还被人们当作是可以避邪免灾的经一样念诵。黄巾之乱暴发时,就有一个叫向栩的官吏说:只要念诵《孝经》,贼人自会消灭。

后汉、三国时代的孝子贤孙们

不过要想普及孝的道德规范,只靠《孝经》那样一味说教孝行的重要性还很不够,还需要树立一些躬行孝道的榜样事迹才能使孝的内容通俗易懂,更有说服力。应运而生的就是《孝子传》。以孝子事迹为题材的《孝子传》,六朝以后衍生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世开始普及的《二十四孝》。被写入这些《孝子传》里的孝子,后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很多。其中三国时代的孝子多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孝子之一、魏晋之际曾当过太保的王祥。王祥小时虽然受继母虐待,但还是非常孝顺。在一个严寒的冬日,继母说想吃鲜鱼,王祥就来到河边脱光了衣服卧冰求鱼,这时冰突然裂开,从水中跳出两条鲤鱼来。后来继母又说想吃烤雀,房子里就飞进几十只麻雀来。这个故事想告诉人们王祥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这只能说是一个童话故事。王祥的后代成为六朝的名门贵族琅琊王氏,王祥的故事也可说是一个家族的始祖神话,目的是为了昭示后人:因为有如此孝行的祖先,所以才有子孙后代的繁荣。

第二个孝子是在吴国末期当过司空的孟宗。孟宗的母亲在严冬季节想要吃竹笋,孟宗找不到竹笋,急得抱竹痛哭,不一会儿地上竟长出竹笋来。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孟宗竹”一词的出处。与王祥的故事异曲同工,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是一个真事。在孙权还活着的时候,孟宗就因为没有遵守“禁止因服丧而休职”的法律,差点儿被判死刑,最后罪减一等才得以幸免。按照儒教的礼法父母亡故必须服丧三年,官吏也不例外。但是官吏休职三年,对公务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在重视礼法的魏国服丧三年的规定还是被保留下来,而在吴国却用法律禁止了。将军胡综就对这个法令表示支持说,“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吴与魏有着不同的国家理念。

三国时期的儒家

76 “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图 裸卧冰上,手抓鲤鱼。选自江户时代《二十四孝稚讲释》

第三个孝子是陆逊的叔父,吴国名门陆氏一族的陆绩。陆绩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去给袁术请安。袁术看到来了一个孩子,就拿出橘子给他吃。陆绩却悄悄拿了三个揣到自己的怀里。没想到告辞的时候一弯腰橘子掉了出来。袁术嗔怪道:“陆家的小家伙到别人家来作客,怎么还偷橘子?”陆绩回答说:“我是要拿回去给母亲大人吃的。”与前面两个孝子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确实够现实的了,可是作为孝行也未免有点儿太平凡。这种区区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孝行来专门宣传。陆绩的父亲陆康与袁术关系不好,这可能本来是一个表现孩子早熟懂事的故事,后来被转用到孝行故事里。陆绩后来成为大学者,尤其精通天文学。

三国以前以孝子广为人知的除了舜、汉文帝等帝王和孔子的弟子曾子、闵损等人物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名人。而到了三国时代却出现了像王祥、孟宗这样的高官,还有陆绩这样的学者都被作为孝行人物传颂。说明孝的道德观念已相当普及,而且也因为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孝行与自身的荣华和氏族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王祥、孟宗这些荒诞故事产生的背景,可能与我们下面将提到的志怪小说的流行或者道教、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二十四孝》中的三国人物,此外还有学者王裒以及后来据说是变成了仙人的吴猛。吴猛为了不让蚊子叮咬父亲,故意不赶走叮在自己身上的蚊子。王裒痛心父亲的屈死,每天都到墓前拜跪,攀柏痛哭。像这样的孝行,差不多还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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