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内政与内讧

孙权晚年的郁闷

孙权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得太长了点儿。孙权的父亲孙坚三十七岁死去，长兄孙策二十六岁死去，唯独孙权很长寿。昔日曾经同甘共苦打天下的周瑜、鲁肃、吕蒙，包括对手曹操、刘备都相继辞世，甚至连曹丕、曹丕的儿子曹叡、诸葛亮也都死了，孙权还活着。孙权一直活到七十岁。孙权的晚年，应该是相当孤独和郁闷的。对孙权打击最大的是，在他六十岁那年太子孙登先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孙权当年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把太子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就是因为他偏爱孙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孙登身上，孙登之死无疑使孙权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从此，阔达宽厚的孙权，变成一个倔强顽固的老人。

71 孙权墓　位于南京市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参道旁

孙权宠爱的王夫人生有孙和、孙霸二子，令人费解的是，孙登死后，孙权一面立孙和为太子，一面又对鲁王孙霸格外疼爱，甚至待遇与太子没有两样。这导致家臣分裂成太子派和鲁王派，互相争权夺利，在此过程中有许多臣下无辜被杀，宰相陆逊也痛心而死。这个无谓的争端前后持续了九年，直到赤乌十三年（250），孙权终于决定废太子，赐鲁王死，立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孙权才终于死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街日资百货大楼建筑工地，发现了多处历代古井。从其中一处三国古井中出土了不下十万片的大量简牍。简牍是纸张发明以前用于书写的木片和竹片，用绳子穿起来就成了书卷。“册”就是一个表现这种书卷的象形文字。虽然近年中国接连有这样的发现，但是如此大量的简牍出土，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作为三国时代的文物，这更是史无前例。

现在的长沙市自战国时代以来，其位置几乎未变。走马楼这个地名就来自明朝的王府，估计在三国时代，走马楼这个地方也应该同样是官厅的所在地。这批简牍里有的还能看到上面写着的年号，其中最早的是汉建安二年（220），最晚的是吴嘉禾六年（237）。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简牍应该是吴国地方政府的文书。

孙坚在黄巾之乱之后曾任长沙太守。但是这个地方正式成为吴的领土则要到建安二十年（215）吴和蜀第二次分割荆州以后了。简牍中能看到“步侯”、“吕侯”、“吕岱”等文字，这都是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吴将步骘和吕岱。特别是步骘，被封为临湘侯，而其封地就是长沙。简牍有“临湘侯相靖”文字，是步骘部下的名字。另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简牍中找不到魏的年号黄初，全部用的是建安，这足以说明孙权对魏表示的归顺，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吴的租税户籍文书

这批简牍的内容可以分为租税、户籍、给上级官厅写的报告、个人书信、名刺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租税和户籍的简牍。佃田租税券书，写在一种叫做“吏民田家莂”的木简上，这种木简长约50厘米左右，比一般的木简要长，年代大部分为嘉禾四年到五年之间。“莂”是符契的意思，也就是把契约的内容在一个木简上左右各写一遍，然后从中间劈开，一半作为纳税证明交给纳税人，一半作为收据由官府保管。“吏民田家莂”木简有用凿子劈开的痕迹，而且上部都写有“同”字或者相当于“同”字的符号，说明这是官府保管的符契的一半。从木简所记录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纳税的方法大致如下。

72 户籍木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街古井发现的大量吴户籍木简，是了解当时民众家庭构成、地方行政情况、户籍管理方法等的一级资料。左边的木简长约26.5厘米、厚约5毫米

首先把吏或民耕作的土地分为租借国家的二年“常限田”和自己开拓的“余力田”，再根据两种田是“旱田”（歉收）或“熟田”（丰收），决定应该缴纳的米、布、钱等税额。其中布和钱可以折算成米，歉收时税金免除。米上缴到仓吏，布和钱上缴到库吏，每次发行收据竹简，年终在此发行合计起来的木简。这个木简就是“吏民田家莂”。木简上记录有税额、纳税日期、纳税人、官府领收人名等。另外，余力田中有写作“余力火种田”的木简，说明这个地方当年的农业是刀耕火种。

其次是有关户籍的内容。这是地方官吏向上级报告当地居民情况的文书档案，也是用符的形式。符的最后常写有“破莂保据”（劈下一半收据保存）文字，上面还写有如内容有误，愿受处罚等文字。户籍的记载当然包括姓名、年龄、吏·民·军等身份、家庭结构等内容，有意思的是还有“长五尺”、“长六尺”等有关身长，“盲两目”、“聋耳眇目”、“肿两足”、“腹心病”等有关身体和健康状况。另外还有“刑右足”、“刑左手”等有关所受刑罚的记载。这些记载当然不是出自对百姓的关怀，而是用来作为征兵或征赋时的参考资料。年轻女性年龄下有的还写着“美”字，这可能是为了以后送往后宫所作的记号（但这也有可能是“算”字之误）。

这些官府公文，为何保管在古井中，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把不要的公文扔进古井销毁处分，有人认为时吴灭亡时为了保密故意埋在井里的。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三国时代研究基本上只能依赖于《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和少数碑文，详细的情况实际上很难知道。但是这个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发现，给了解吴国的实际统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但是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简牍，想要了解它的全部内容，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解读。

诸葛恪的野心

孙权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掌握了吴国大权。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也就是诸葛亮的侄子。他大概很想与自己叔父一样，成为辅佐年幼皇帝的一代名相。本来孙亮字子明，也许是孙权为了沾一点儿诸葛亮的光，才特意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亮”这个名字。辅佐一个与自己的叔父同名的皇帝，诸葛恪内心的成就感可想而知。

然而他虽然是一个稀世之才，但是行动却欠谨慎。当年诸葛亮就担心他这个性格，还专门给陆逊写信忠告过。作为出身名门世家的公子哥，诸葛恪难免不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这一点与魏的曹爽极为相似。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巢湖东边魏领内的东兴筑城。魏当然不能承受这个挑衅，本来魏就认为孙权死去是攻吴的好机会，所以立即派诸葛诞率兵攻打东兴，又派王昶率兵攻荆州南部，派毌丘俭攻武昌，向吴发动大举进攻。诸葛诞与诸葛恪这两个同族宗亲，代表着魏和吴在东兴展开对决。因魏军戒备松懈，诸葛恪获得大胜，王昶和毌丘俭也因东兴兵败只好撤退。

诸葛恪胜利而归，开始产生轻敌思想，他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为王者没有不想统一天下的。他还说自己最近重读了叔父（诸葛亮）的《出师表》，深受感动，流露出他对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诸葛恪内心很想效法其叔诸葛亮完成其未尽的统一大业。第二年，建兴二年（253）三月，诸葛恪征发二十万大军欲出兵攻打魏的合肥新城。诸臣都表示反对，一致劝阻，百姓也怨声载道，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合肥旧城因为建在水边，容易被吴从船上攻击。所以太和六年（232），扬州都督满宠建议在旧城西北三十里处修建新城（参见图39）。这样吴军如果攻城，就必须离船上岸，以前孙权的两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魏和吴的对战，在水边于吴有利，在陆地于魏有利，因此双方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诸葛恪率领二十万大军虽然包围了新城，但是却攻而不下，军中疫病蔓延，死伤众多，到七月只好撤退。这次伐魏，不但不必要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蜀将姜维也配合诸葛恪从狄道出兵攻魏，但中途粮饷耗尽只得撤兵。可见当时吴蜀即使联合起来，也已经敌不过魏国一国的实力了。诸葛恪败战而归，不久后在一次宴会上被皇族孙峻所杀。

孙峻杀了诸葛恪后开始独揽大权。孙峻是孙坚最小的弟弟孙静的曾孙。三年后孙峻死去，其从弟孙綝继承权力（参见图16）。孙峻、孙綝掌权的这个时期，正好是魏国毌丘俭、文钦以及诸葛诞叛乱的时期，特别是诸葛诞叛乱时，魏与吴之间展开了一场三国时期最后最大的决战。

魏国司马懿杀曹爽，从曹氏一族手中夺走大权，而蜀国从刘禅起刘氏一族就已经失去了所有实权。与魏蜀相比，吴国直到最后孙氏一族都掌握着国家大权。不过孙氏一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趋于激化。孙亮长大后，对孙綝的专权越来越憎恶，他与近臣密谋准备除掉孙綝，但事情泄露，反被孙綝废黜了帝位。永安元年（258），孙綝立兄长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继位。但是孙休即位后马上就下手杀了孙綝，两年后他又逼废帝孙亮自杀。

孙休在位期间，与魏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是一段比较和平的时期。孙休志善好学，他建学校，置五经博士，重视官吏和军人子弟的教育。但是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那转瞬而逝的寂静。永安六年（263）蜀国灭亡，吴的救援也告失败，第二年孙休也因病死去，死后被追谥为景帝。

三国时代最大的暴君孙皓

吴的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其父是当年在与鲁王抗争中被废黜太子地位的孙和。景帝虽然有四个儿子，却推孙皓继位，是因为景帝的孩子都还年幼，当时蜀刚刚灭亡，吴国内局势动荡，而幼帝是不可能对付这种非常事态的。这也说明吴还没有一个在实力上能够与皇帝比肩的大臣。孙皓时年二十三岁，有才识且明断，又加之好学，因而被拥立继位。但是即位不久，孙皓骄淫暴虐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这可能与他的不幸的成长经历有关。其父孙和因为妃子是诸葛恪的侄女，诸葛恪被杀时受到牵连而丧命。

孙皓即位后，首先杀了曾经拥立过自己的景帝时的宰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接着又杀了景帝的皇后朱氏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大的。他的暴虐行为史不绝书。孙皓好酒色，每逢宴会群臣，都要逼臣下喝到烂醉，稍有不从，就会受到处罚。最后竟发展到剥脸皮、剜眼珠等。如此残暴的君主，在三国时代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孙皓虽是暴君，却不像刘禅那么愚暗。孙皓即位前蜀国刚灭，交趾又叛吴降魏，即位后他发兵夺回了交趾，也算是做了一点儿像样的事。但是，这时蜀已经灭亡，单靠吴国的国力与魏对抗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孙皓大概比谁都明白。蜀灭亡后，司马师派过去从吴投降而来的徐绍和孙彧去吴说服孙皓，他们对孙皓说：“大必字小，小必事大”，暗示他应该识大局。孙皓当时没能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说明他心理上已经屈服了。

而这一点，不仅他自己，连他的臣下们也都心知肚明。吴最后的宰相张悌在吴灭亡时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孙皓大概也看出自己的臣下其实与自己的心理状态一样。也许正是这种焦躁不安，才使他对臣下变得异常猜疑和暴虐。

73 天发神谶碑拓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　276年吴国因瑞祥改元天玺。此为纪念该功德立的石碑。原石以不存，现仅存拓本

孙皓知道自己在军事上已经不是晋朝对手，于是抓住了谶纬思想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各地传出一些附会民间山石信仰的谣言，比如，有说吴郡临平湖挖出了一块刻有“皇帝”字样的石头，有说鄱阳历阳山发现了一块刻有喜庆文字的石头，又有说吴兴阳羡山石室出现了瑞祥之兆等，每当这种消息传来，孙皓都异常兴奋，逐次把年号改作天册、天玺、天纪，并立石碑，在阳羡山由臣下代理举行了本来应该是皇帝才能做的封禅仪式。当时立的“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碑文独特，记载了大量谶文，而且书风非常奇异，可以说是孙皓异常心理的一种反映。

在这之前，谣传魏的寿春流行童谣“吴天子当上”，孙皓听了大喜，遂率领母亲妻妾以及后宫数千宫女出宫，声称要去洛阳，完全陷入了一种集团式歇斯底里的状态。可是当他宠爱的妃子死去的时候，孙皓又几个月闭门不出，大街小巷都传出孙皓死去的谣言。这又是一种忧郁症状态。终于，在吴国上下都失去自信坐而待毙的状态下，天纪三年（279）十一月，晋开始大举伐吴。

74 进军攻吴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