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的衰亡与灭亡

群臣内讧

诸葛亮死后，北伐也宣告失败，这之后的蜀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特笔的大事。接替诸葛亮先后任尚书令、大将军负责执政的蒋琬、费祎、董允都是才能卓越的人物，这三人与诸葛亮在蜀国号为“四相”。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蒋琬因病不幸去世，费祎又被魏的刺客暗杀。此后诸葛亮建立的体制逐渐惰性化、空洞化，蜀国开始走向衰亡。

蜀国的群臣本来就是由一些不同来历的人组成的，比如简雍、麋竺、孙乾等是当初从北方跟随刘备来到蜀地的；诸葛亮、蒋琬、伊籍、马良等是从荆州加入刘备阵营的；费祎、董和及其子董允等是以前刘璋的部下，他们的内部关系则更加复杂，因此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和。实际上，诸葛亮在五丈原刚死，军中就发生了魏延与杨仪的内讧。主张继续北伐的魏延与主张撤退的杨仪意见对立，杨仪派人杀了魏延，后来杨仪也失足而死。这两人本来就势同水火，事事对立，诸葛亮生前就很担心。魏延被杀后，首级被送到杨仪处，杨仪踩着魏延的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否？”不仅如此，他还把魏延一门夷灭三族。可见彼此仇恨之深。

蜀内部诸如此类的内讧和互相憎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刘备即位当初，为了完善各种制度而任命的学士许慈和胡潜关系也很坏，两人因为意见分歧，互相恶语相向，最后竟发展到持鞭威胁对方的地步。刘备实在看不过眼，就在宴会的席上安排俳优表演他们两人的闹剧，暗示他们和好。即使如此，刘备还是不得不用这两个人，说明蜀人才严重不足。

其他的，还有魏延与刘琰、杨仪与刘巴、诸葛亮与黄元、张裔与岑述、姜维与张翼、姜维与杨戏等，《蜀志》群臣传中，有关群臣不和的记载很多。魏、吴内部虽然也为争权夺利屡屡发生内讧内乱，但是蜀的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为了争权夺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之间的反目争吵。刘备和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镇住局面，但是在失去这两个强有力的领袖之后，蜀被这些大臣内部的钩心斗角搞得什么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了。

但是，皇帝刘禅既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又缺乏面对问题的魄力。他虽然宠爱宦官黄皓，却没有像吴国最后一个君主孙皓那样变成一个暴君，这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刘禅连当暴君的气力都没有。所幸的是宦官黄皓也只不过是一个贪图私利的小人，对政治并没有什么野心。总之，蜀国君臣从上到下都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进取之心，陷入了坐以待毙的状态。

群臣中唯一不甘寂寞的是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的姜维。他前后多次进击陇右，争取到当地羌族的归顺，但是终究寡不敌众，而且因为他本来是魏的降将，所以在蜀内部颇受排挤，孤立无援，最后逐渐陷入困境。

名士舆论的压力

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刘备即位时，居群臣之首的是许靖和刘巴，他们均为当时的名士，与同为名士的魏的高官王朗、陈群等都有交往。这两个人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客居的交州辗转来到蜀地的，所以可说是别无选择才为刘备服务的。

特别是刘巴，以前刘备在荆州颇得众望时，虽然许多名士都争着投入刘备的麾下，但是只有刘巴一人不但不从，反而投奔了曹操。刘备当然对他怀恨在心。不久曹操命令攻打荆州南部，刘巴再次回到荆州。但是因为荆州被刘备占领，刘巴回不到北方去，只能逃往交趾。后来他为投靠刘璋来到了蜀，没想到刘备也进了蜀。一直躲着刘备的刘巴肯定觉得很尴尬。没有办法，他只好向刘备道歉，刘备也不记旧恨，重用了他。

这样做，都因为刘巴是当时的名士。这些名士的言行对当时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舆论影响很大。为了对抗集中了大量名士的魏，刘备不得不重用许靖、刘巴这样的名士。刘备任命许靖为最高级别官僚太傅，让刘巴起草即位的诰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演义》给读者的印象是凡事诸葛亮都排第一，但是其实作为名士，他的地位远不如刘巴和许靖。诸葛亮其实一直相当敬重这两个人。

但是对名士的这种客气却成为蜀的弱点。刘巴受到刘备的重用后，态度逐渐变得傲慢。他与张飞交恶，虽然诸葛亮从中苦心调解但他照样不理。刘备听说此事后心中不悦，责怪刘巴对自己的统一大业不尽心，一心只想回北方的魏，一面又说也只有自己才能用得了刘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备不得不重用名士的苦衷。蜀还有一个叫来敏的人物，他的父亲来艳曾做过汉朝司空，因此他本人也属于名士之流。来敏也是通过刘璋的关系当上官的。这个来敏除了徒有一个名士的空名外，没有任何本事，而且言行也有失常轨。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名士，竟一直官居高位。重视名士，成为自认汉王朝后继者的蜀的宿命。

这种重视名士的姿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蜀的其他官僚。对这些暂时寄身于蜀的北方名士的优待，严重打击了其他官僚们的进取心。而在名士的数量上，蜀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魏。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还应该是魏而不该是蜀，这种悲观论逐渐弥漫朝野。魏的名士陈群、王朗屡次给许靖和诸葛亮写信劝降，就是瞄准这一点，其目的就要在舆论上对蜀施加压力。蜀投降魏时，魏大将邓艾在给蜀国臣僚的信中写道：“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强调正统皇帝只能是出自中国的北方。对于邓艾的这个主张，蜀国群臣大概内心都点头称是。蜀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前，其实早已败给这种舆论了。

与蜀以及魏的重视名士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的孙权。吴国名士的代表人物是张昭，但是孙权几乎从来没有听过张昭的意见，他甚至明言，赤壁之战时如果听了张昭的意见，自己早就变成叫花子了。孙权还说刘巴要是搭理张飞，那他就不是一个名士，这正是他对名士的一个讽刺。但就是这样一个孙权，也不能完全不把张昭的名士地位放在眼里。他虽然与张昭一直尖锐对立，但是对张昭却终生礼遇。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以名士为中心形成的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舆论的重要性。吴其实与蜀一样，最后也是败给了这种舆论。

冷淡的本地舆论

对于蜀来说，更为不幸的是不仅来自北方的名士不尽力配合，就连蜀本地的知识分子也对蜀的前途持冷淡态度，甚至对魏更有好感。

蜀的学问中心在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广汉郡。其特征是盛行谶纬，也就是预言之学。广汉是近年发现的一种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所在地，可以想象，这种古代独特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被中国化，儒教广泛普及之后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继承，形成了重视预言的风气。王莽篡夺前汉王朝时，对谶纬之说大加利用，当时广汉的谶纬学者哀章就捏造《金策书》预言王莽为真命天子。到了后汉时代，广汉的谶纬学者也一直层出不穷。对刘璋之父刘焉说蜀地有皇帝之气的，也是广汉学者董扶。

另外，名声稍次于董扶的还有周舒。周舒在解释“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春秋纬》中的预言时说，“当涂高”就是指魏，他的话在乡党学者里引起反响。与董扶齐名的还有任安，任安的弟子杜琼也说：“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现在日语中还有“法曹”一词）。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他们不惜牵强附会，认为这都是曹氏要取代天下的预兆。

当时蜀国学问最高的大学者谯周就是杜琼的弟子。谯周效仿老师杜琼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思就是说刘备和刘禅，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就是“准备禅让”，暗示蜀将被魏所取代。话说到这一步，与其说是预言，还不如说是对刘备、刘禅父子的调侃和讽刺，简直就是不怀好意。还有一个广汉出身的彭羕竟背地称刘备是“老革”（老朽或老兵之意），结果被刘备所杀。

谯周对北伐也持反对意见。他写过一篇富有寓意的文章《仇国论》，专对仇国之间的事情进行了议论。文章虚构了因余和肇建两个国家为例，因余意为因此剩下的小国，用来指蜀，肇建意为初建的大国，用来指魏。因余国的高贤卿与伏愚子互相问答。高贤卿认为就像以前弱小的汉高祖打败强大的项羽那样，因余国也能战胜肇建国。对此，伏愚子主张应该首先让人民休养生息。不用说，高贤卿暗指的是主张北伐的蜀国高官，伏愚子就是谯周自己。当时的蜀国因为连年北伐，国力疲弊，人民困苦。外来的一些人把北伐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对本地人来说，被无端地卷进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却完全是飞来横祸。谯周的《仇国论》正是这种呼吁体恤人民疾苦的本地舆论的一个代表。可见，蜀国这个外来政权，已经失去了当地人民的支持。

魏军大举攻入蜀国兵临城下时，用名分和利害来劝说刘禅投降的就是这个谯周。在蜀国的群臣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反驳谯周的主降论。《三国志》作者陈寿就是这个谯周的弟子。看来他以魏为正统著《三国志》，并不完全是为了顾及继承了曹魏的晋朝的面子。

蜀的自取灭亡

景元三年（262），已经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司马懿次子）终于决心攻打蜀国。姜维得知这个消息后上表后主建议加强防备。但宦官黄皓只信巫鬼，故意把姜维的奏书按下不报，使蜀国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魏国将要袭来的消息。翌年景元四年八月，魏大举伐蜀，三路大军从洛阳出发，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精兵，绕道最西边的狄道直指姜维军驻屯地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同样率三万精兵从祁山进入武都以断绝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十万大军，分头从褒斜道、骆谷道、子午谷道挺进汉中。

魏军本来的计划是只要邓艾和诸葛绪把蜀军主力姜维军牵制在西方，钟会率领的大部队就会顺利攻入成都。但是没想到姜维却巧妙绕到诸葛绪军后方使其退却，进而守住了自汉中入蜀的要塞剑阁（参见图36）。这使得钟会大军无法自汉中南下，魏军甚至产生撤兵的打算。但是邓艾却出乎蜀军的意料，从阴平翻山越岭，出现在剑阁与成都之间的江油。成都告急，刘禅急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抵抗邓艾，但是诸葛瞻的部队到了江油附近的涪就不再前进。邓艾一举击败诸葛瞻的前锋，迫使诸葛瞻撤退到绵竹，诸葛瞻在绵竹战死。绵竹与成都近在咫尺，成都顿时大乱，刘禅招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逃往南方四郡，有的主张投吴。最后在谯周的说服下刘禅选择了投降。同时，刘禅还命令姜维等各地将士无条件投降。姜维回天无力只好命令兵士放下武器，蜀将士都愤恨交加，拔刀斫石。自魏军大举伐蜀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结束了。

67 剑阁　亦称剑门关。自汉中入蜀的天险要道，有栈道。在四川省剑阁县

我们客观看一下当时的形势。首先成都当初驻有四万兵力，诸葛瞻到底带走了多少兵力虽然无从可查，就算带走一半，那么成都还至少有两万守军。而邓艾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肯定已经不是当初的三万兵力，而且军粮也不会剩下多少。而且当时吴接到蜀的增援请求后，已经派兵前往寿春。如果姜维在剑阁堵截住兵粮匮乏、有意撤退的钟会大军，成都守军能够死守不放的话，那么蜀还是完全有可能取胜的。但问题是蜀国君臣早已失去了抵抗的气力。诸葛瞻没有一鼓作气攻打翻山越岭而来疲弊不堪的邓艾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蜀不是败给了魏，而是自取灭亡。政权中唯一主张彻底抗战的北地王刘谌，直到最后也不愿投降，他在祖父刘备庙中先杀了妻子然后自刎而死。

68 姜维墓　位于剑门关附近。为纪念姜维在此地与钟会对战，后世修建

钟会谋反

邓艾没想到刘禅毫无战意，束手就擒，不费吹灰之力无血入城，顿时趾高气扬，向司马昭写信进言，主张趁灭蜀之时，一鼓作气收拾掉吴。但是被邓艾占了头功的钟会这时心里当然觉得不美。他篡改邓艾送往洛阳的书信，诬告邓艾谋反，使邓艾被关进囚车押送回朝。在此之前没有随邓艾一同进军而是选择了与钟会合流的诸葛绪也遭钟会诬陷，被剥夺兵权送回洛阳。这样一来，钟会就独揽了讨蜀大军的统率权。

钟会是魏太傅钟繇之子，其兄钟毓也是魏的高官。钟氏一族为颍川出身的名门豪族，在魏国的序列中地位在司马氏之上。当时魏国大权已经完全被司马氏掌握，司马篡权迫在眉睫。讨伐蜀国，其实也是为篡权做铺垫。钟会是一个自视很高的野心家，他在出兵伐蜀的当初，就可能已经有所算计了。但是司马昭更有心计，他早已看出钟会心有异志，但还是派他领兵伐蜀。

钟会排挤走邓艾进入成都以后，就与投降的姜维共谋，决定谋反。钟会的野心是，如果成功则能取得天下，即使失败，也能像刘备一样独霸一方。而姜维也企图利用钟会再兴蜀国，所以他暗中劝刘禅要耐心等待。但是司马昭得知钟会进入成都的消息后，立刻亲自坐镇长安，派贾充率兵入蜀。司马昭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吓坏了钟会，他召集讨蜀将领将他们控制起来，姜维则建议格杀勿论，就在钟会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泄露，魏将士激愤反叛，两人死于乱军之中，其阴谋也就此失败。钟会死后，卫瓘任监军，他在绵竹杀死被押送洛阳途中的邓艾。就这样，魏和蜀的主将邓艾、钟会、姜维三人在不足半年期间全部丧命。《演义》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姜维的阴谋，其实真正的黑幕是司马昭。

钟会的谋反使成都城内陷入混乱状态，蜀国太子刘璇被杀，与关羽有杀父之仇的庞会也趁乱杀了关羽一族。本来该杀的宦官黄皓，反倒靠贿赂逃了一命。

吴完全没有想到蜀国竟那么轻易地就投降了魏国，得知钟会被杀的消息后，立即发兵西进攻蜀，但是蜀巴东太守罗宪向魏军求援，阻止了吴军的进路。罗宪曾经出使吴，但这次他却没有选择与吴协力复兴蜀国的道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吴蜀同盟早已形同虚设，蜀的人心早已倒向了魏国。

乐不思蜀

蜀灭亡后，刘禅与家属一起被送往洛阳。跟随刘禅的只有郤正、张通等几个旧臣。司马昭对刘禅一族非常优遇，封刘禅为安乐县公，子孙五十多人均受封为诸侯。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吴国孙氏看的，想用厚遇来收买吴国人心。有一天，司马昭宴请刘禅，席间演奏蜀乐，蜀人听了都心酸落泪，唯独刘禅照旧喜笑自若。司马昭看在眼里，不由地感叹：“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还有一次，司马昭问刘禅想不想蜀，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郤正听他这样回答，忍不住对刘禅说下次司马昭再问的时候，要痛哭流涕地回答：“先父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后日刘禅按郤正教的那样回答后，司马昭笑说，怎么跟郤正说的话一样？刘禅吃惊道：就是郤正教的啊！惹得举座哄笑。

这是一个用来说明刘禅愚暗的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果真如此吗？也许是因为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才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未可知。安乐县是今北京北边的一个地名，刘禅实际上从来没有去过该地。估计当时为了说明刘禅投降后生活安乐，故意选了这个地名。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刘禅也就只能听从安排，做出乐不思蜀的样子来。刘禅完全犯不着把蜀挂在嘴上去招人怀疑。但对刘禅来说，因为从北伐的巨大压力下解放出来，也许是真心感到快乐。刘禅的内心世界，别人是无法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