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投降与情报干扰

降将

在三国抗争的时代，像夏侯霸这样逃亡到敌国投降的人或者被俘虏后投降的人很多。里面也不乏像孟达那样的反复无常的人，孟达先是由蜀叛逃到魏，后来又想反魏归蜀，结果失败被杀。这些降将往往被作为外交上的有利手段受到利用。这一方面做得最巧妙的是孙权。

关羽水攻樊城时，魏将于禁战败，投降了关羽。后来关羽被杀，于禁又投靠了吴。这时和于禁一起投降的还有做过徐州刺史的浩周。于禁、浩周虽为降将，但受到孙权的善待。后来，孙权向曹丕称臣时，把于禁、浩周遣返回魏国。浩周回到魏国，在曹丕面前极力主张孙权的臣顺是可以信赖的。曹丕轻信孙权和浩周有很大关系。后来因为孙权迟迟不送太子入朝，曹丕又派浩周赴吴做孙权的说服工作。浩周见到孙权对他说，自己用全家百口的性命做担保，希望孙权放心。孙权听了浩周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发誓一定尽快送儿子赴魏。

可是，浩周回来以后，孙权还是没有送儿子来。曹丕大怒，虽然没有处罚浩周，但从此不再用他。孙权提出要与曹氏、夏侯氏联姻，就是在这个时候。总之，孙权通过利用浩周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不过孙权的手腕过于巧妙，反而大大地激怒了曹丕。结果曹丕失去了冷静，对吴发动了两次无谋的进攻。如果这也在孙权的算计之中的话，那孙权真可以说是外交天才了。

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吴的独家专利，比如，咸熙元年（264），魏刚一灭蜀，就把以前俘虏的吴国南都督徐绍和孙权的同族孙彧连同家属送还吴国。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吴国宣传魏的国威，说服人们早日投降。不过，产生多大的效果就不清楚了。另外，魏还任命吴的降将王稚为新府都督，并派他由海路攻入吴的句章（今宁波）。王稚掳掠官吏百姓二百人撤兵。

这些被国家利用、被命运捉弄的亡命者的下场往往是悲惨的。与浩周一起被送还魏国的于禁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关羽而庞德却不屈被杀时，叹息说，老将于禁竟然不如新来的庞德。曹丕对于禁更是毫不留情，他派人把于禁向关羽乞降的场面画在曹操陵墓的墙壁上，然后命于禁去祭拜。于禁看到自己屈辱的样子十分惭愧，也感到了曹丕对自己的冷酷，不久抑郁而死。

诈降

既然在外交上亡命者或投降的人都能用来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用诈降的方法来迷惑敌人效果肯定会更好。频繁使用诈降手段的还是吴，最有名的例子是赤壁之战时的黄盖诈降。曹操因为没能识破黄盖的诈降，遭火攻大败而归。孙权可能是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常用这一手法来欺骗对手。而魏竟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多次上当受骗。

最大的一次诈降是在黄武七年（228），魏大举攻吴，当时吴的鄱阳太守周鲂向魏军总司令、大司马兼扬州牧曹休请降，他写信给曹休列举七条相约攻吴。为了打消曹休对周鲂的怀疑，孙权又故意派使者去质问周鲂，周鲂在使者面前割发谢罪，演了一出苦肉计。这件事立刻被魏的密探报告给了曹休。由于割发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曹休因此不再怀疑周鲂。曹休的十万大军在石亭被早已等候的陆逊一举击溃，曹休虽然死里逃生，但不久羞愤而死。事后，孙权专门设宴，以表彰周鲂割发诱曹休中计的功绩。

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黄盖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周鲂割发也许就是黄盖苦肉计的原型。另外，在《演义》里把周鲂割发安排在曹休的面前，这虽然避免了与黄盖苦肉计的重复，但可能远远不如史实来的神奇。

后来，孙权又在黄龙二年（230）和赤乌十年（247）分别对魏的王凌和诸葛诞策划了孙布和诸葛壹的诈降，但这时魏已经不再上当，这两次计谋都没有成功。

魏对吴也用了同样的把戏。太和四年（230），也就是吴的孙布想骗王凌的同一年，魏国青州人隐蕃投靠吴国，隐蕃在魏没有做官，而且人也很聪明善辩，孙权于是信任他甚至给他官职。可是后来隐蕃却暗中谋反，孙权只好杀了他。赤乌十三年（250），魏的文钦向吴的朱异提出愿意投降，但很快就被识破，没能成功。魏对蜀也用过这种伎俩，延熙十六年（253），由魏诈降到蜀的郭循，在宴会上刺杀了蜀的宰相费祎引起震惊。费祎的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的灭亡。

从以上的这些事例可以看到，在利用诈降计谋上取得成果最大的是吴，但这也正说明从吴叛逃到魏的人，包括孙氏一族在内是相当多的。比如赤乌八年（245），吴就曾发生过将军马茂企图暗杀孙权投魏未遂的事件。也就是说因为有大量真正叛逃者的存在，诈降才很容易得逞。而大量叛逃者的产生，是因为魏一贯对吴采取拉拢腐蚀的外交政策。因此，对吴来说诈降实际上是一种将计就计的苦肉之计。这么看来，孙权对曹丕称臣纳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而从魏叛逃到吴的人则要少得多，曹氏一族更是没有出现一个叛魏投吴者。这也是魏之所以屡诈不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蜀对魏按理说应该和吴一样，积极采取诈降这种弱者的战术，但令人意外的是蜀从来没有搞过诈降。这大概是因为诸葛亮不喜欢也不擅长搞这种计谋。

作为外交手段的书信

周鲂假装投降的时候，专门给曹休写了非常详细的书信以打消曹休的怀疑。像这样，在当时书信也成为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孙权在一次与曹操对战时，靠一封信就让曹操撤了兵；曹操也曾在给韩遂的信上做手脚，以此挑起马超对韩遂的怀疑，制造了马超与韩遂的不和，等等，都是书信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例子。

曹操给韩遂写信，是因为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在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与韩遂也早有交情的缘故。当时服务于三国的官僚们有不少都是像曹操与韩遂这样，要么是熟人朋友，要么是老乡，或者像诸葛亮与诸葛瑾、还有在魏为官的诸葛诞那样是兄弟或同族的也不少。他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彼此间都常有书信往来。

比如，在魏与蜀激烈对立的时期，魏的高官华歆、王朗、陈群都曾写信给蜀的太傅许靖，对其家人的平安与否表示关切。许靖是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之从兄，他们两人都擅长人物评论，是有名的“汝南月旦评”的创始人。许靖与华歆、王朗以及陈群的父亲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为躲避战乱，他从扬州辗转会稽、交州，最后受刘璋的邀请来到了蜀。刘备入蜀后，他在刘备手下担任要职。可以说许靖替刘备做事完全出于身不由己。与许靖境遇差不多的还有刘巴。刘巴也是从荆州逃到交趾最后流落到蜀的名士，刘备登基时所有的文诰策命都出自刘巴之手。魏的陈群在给诸葛亮的信中专门问候刘巴，对刘巴非常敬重。吴国重臣、名士张昭也与当时魏的高官王朗、陈琳是同乡好友，他们都出身于后汉以来的名士阶层。

知识分子的关系网

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知识分子不断向各地分散，而且分散的区域非常广泛，在北起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南至越南北部的交趾郡，西至敦煌的广大范围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人际网。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对立，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共通的文化素养，在采取行动时常常书信往来互通信息，有时也会做出违背君主意愿的行动。张昭就是一个典型，他几乎事事与孙权发生冲突，使孙权非常恼火。当时，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舆论（共识），这种舆论似乎与三国君主的战略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又有所偏离。三国最终走向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共通的舆论。

其中也有像诸葛氏那样的，一族分别在三国身居要职。最初，这种事态的产生就算是由战乱造成的偶然结果，但到后来，这里面就很难说不存在一种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家族战略了。就像日本战国时代的真田氏那样，脚踩两只船，不论谁胜谁败，自己的一族都能得到一条活路。当孙权命令诸葛瑾去说服其弟诸葛亮的时候，诸葛瑾婉言回绝说，正如自己不会背叛吴国一样，弟弟诸葛亮也不会背叛蜀国。诸葛瑾之所以不愿意去说服弟弟背叛蜀国，大概是考虑到要为诸葛家多留一条后路。当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被任命为吴国管理军粮的节度官时，诸葛亮特意写信给吴国宰相陆逊，说自己的侄子不胜任节度官之职。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意外地发现，忠臣诸葛亮还有他十分牵挂家族命运的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魏的诸葛诞、吴的诸葛恪虽然都死于非命，但是到了晋他们的子孙仍然有人荣任高官，说明他们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战略是成功的。不仅仅诸葛氏如此，这个时代的很多氏族都同样经历了战乱和王朝的兴废，在接下来的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仍然作为名门贵族继续繁荣，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把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分开来考虑的思考方法，一直贯穿到后世。现在，在海外华侨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保留着把子弟分散到多个国家去居住的习惯。

62 诸葛氏家系图　相传诸葛亮与诸葛诞同族，但亲属关系不明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貌似私信，实际上差不多都是为了让对方公开而写的。当时的很多书信之所以后来被收入史书流传至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以私信形式写成的书信当然是有它的战略用途的。比如，魏的王朗在写给蜀的许靖的信里，除了问候家族情况以外，还不露声色地宣讲魏的正统性，劝说许靖早日归顺。王朗的这封信显然有其战略目的。另外，华歆、王朗、陈群以及与诸葛亮同族的诸葛璋在刘备死后，都分别给诸葛亮写信宣传天命在魏，说服诸葛亮投降。对此，诸葛亮没有直接回信，而是以一种叫做“正议”的公开信的方式反驳华歆等人的论调。这也是书信被运用于外交战略的一个例子。

檄文与“谩骂文学”

在《演义》里，每次战斗之前对战双方往往都要叫阵骂仗。而且通过故意谩骂羞辱对方来以激怒对方，诱发对方犯错，在当时也是一个战术上的惯用手段。这种叫阵骂仗是否真如《演义》描写的那样实际发生过，事实不太清楚。但从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为刺激司马懿出来迎战，专门送上妇人衣物去羞辱激怒司马懿的事情来看，骂仗的事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檄文中谩骂敌人的一些文章。为了制造声势，这些文章在战斗前被作为传单广泛散发，成为当时情报战的一环。

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檄文名手要数陈琳了。陈琳最初在袁绍手下服务，官渡之战前夜，为促使徐州的刘备参战，陈琳替袁绍写了一篇有名的檄文。他历数了曹操的罪状，极尽谩骂诋毁之能事，连曹操的宦官祖父曹腾、父亲曹嵩都不放过。不久，袁绍大败，陈琳成了曹操的阶下囚。曹操虽然对陈琳骂自己还要捎带上骂自己的父祖的做法非常不满，但因为爱惜他的文才最终还是饶恕了他。曹操有爱闹头疼的毛病，传说有一次躺着读陈琳的檄文，读着读着突然坐起来，说读了陈琳的文章，头一下子就爽快了。

后来，在曹操平定汉中、张鲁投降之后，陈琳又写檄文大骂孙权并恫吓吴国将兵。因为，在这之前孙权也有意进兵汉中，这篇檄文大概是为了牵制孙权而写的。不知孙权看了以后作何感想。这两篇檄文分别是《为袁绍檄豫州文》和《檄吴将校部曲文》，被收录在六朝时代梁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里，作为谩骂文学在这部诗文集里占据了独特的一席。读到这两篇时说不定还能捎带着治治头疼。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文》的“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的开头部分，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伪造书信的横行

《演义》里表现曹操的老奸巨猾的故事很多，比如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这一段：为了把荆州刘备手下的得力谋士徐庶挖到自己身边，曹操先把徐庶的母亲抓来，然后伪造家书诓骗徐庶，使徐庶不得不投靠自己。前面已经提到过，诈降在战略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样地，伪造的书信如果用得高明也能发挥较好的战略效果。曹操伪造徐母家书虽然是《演义》的创作，但类似的事例在三国时代是确有发生的。

比如，当吴国从魏的降人那里得知，曹丕的宠臣吴质早在曹丕、曹植争当后继者的时候起，就受到曹操的怀疑，于是马上命文臣胡综以吴质口吻伪造了一封降书，并派人散发到魏国领内。孙权不过是想借此搞倒吴质，在魏的内部煽风点火而已，可是为此下的工夫可真够大的。胡综这篇伪降书被全文收录在《吴书·胡综传》里。这篇由三条线构成的文章可谓是没有火也能生出烟来，从无中生有这一点上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名文。不过，吴质不仅没倒反而升为侍中，吴的企图最终落空了。

还有，吴的陆逊苦于魏的江夏太守逯式屡次进犯边境，当他听说逯式与将军文聘之子文休不和时，就伪造了一封给逯式的回信，信中写道：“听说你因与文休不和，愿意归顺于我，我将领兵前去迎接，请速作准备，通知我具体接应时间。”然后派人把信放在国境地带。魏的士兵果然拾到信，并把信交给逯式，逯式见信仓皇逃回洛阳。逯式因此失去信赖，后被罢免。这是一起利用假信的成功例子。

魏也有过用同样手段取得成功的事例。那是在诸葛亮与孙权建立同盟，商定要共同伐魏的时候，有一天，魏的侦察兵偶然在国境地带得到了一封孙权写给诸葛亮的亲笔信。秘书监刘放马上模仿孙权的笔迹对书信进行了篡改。孙权的信送到诸葛亮手里时，已经成了一封怎么看都是想要投降魏国的书信。诸葛亮见信大惊，把信转送给吴的大将步骘，步骘又转给孙权。孙权知道诸葛亮对自己产生了误会，不得不连忙向诸葛亮做解释。这件事是否对蜀吴同盟造成了不利影响，结果无从可知。但是，后来又有谣传，说蜀与魏结成了同盟，使吴大为震惊。可见，为了破坏蜀吴同盟，魏确实开展了一系列谍报工作。

后来，魏的诸葛诞在寿春组织叛乱，黄门侍郎钟会假冒吴国降将全辉、全仪写信给二人的叔父、当时正在寿春接应诸葛诞的吴军将领全怿，成功地说服全怿叛吴归魏。不久，魏举兵伐蜀，钟会为魏军主将与钟艾分别统兵攻蜀，为了搞掉对手邓艾，钟会冒充邓艾给朝廷写报告，报告里措辞傲慢无理，使邓艾遭猜忌被囚禁，后被诛杀。钟会不愧是模仿他人笔迹的高手。《演义》里曹操命令手下模仿徐庶母亲笔迹写假信、骗徐庶归顺的故事，说不定就是从钟会这里得到启示的。

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伪造书信在这个时代不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惯用的谍报手法，甚至令现代的间谍们也会自叹不如。这说明三国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情报化的时代，这一点一直贯穿到今天。但是，可惜的是这些精彩的谍报战几乎没有被写进《演义》。这大概和《演义》的内容基本上以蜀为中心构成有一定的关系。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对这种钩心斗角的间谍活动始终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