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外交交涉

三国的人口比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魏蜀吴三国的抗争中，外交战略发挥着超越实际战争的重要作用。三国外交战略的推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赤壁之战时（208）的吴蜀同盟；二、关羽围攻樊城时的魏吴同盟；三、刘备死后的吴蜀二度同盟。只要三国间的混战状态存在，魏吴蜀三国中的一国能与另外两国的任何一方结成同盟谁就有利，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了。我们知道，魏、蜀都主张自己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两者互不妥协、不共戴天，这两国的同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掌握外交主导权的就只有吴了。吴与魏联合还是与蜀联合将直接影响局势的变化。

但是，三国的国力并不是等同的，最强大的是魏，其次是吴，最弱小的是蜀。如果拿领土来比较的话，魏的领土包括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徐州、兖州、豫州、司州（洛阳一带）、雍州（关中和陇右）、凉州以上十个州；吴的领土包括扬州、荆州和交州这三个州（其中扬州和荆州与魏分割所有）；蜀的领土只有益州这一个州。拿人口来比较的话，蜀灭亡时的人口有28万户、94万人（《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吴灭亡时的人口有52.3万户、230万人（《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与蜀吴相比，魏的人口有66万户、443万人（此数字是从《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中记载的魏灭蜀时的总人口中减去前述蜀的人口得来的）。吴的人口是魏的一半，蜀更少，只有吴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罗列的三国人口加起来总共是767万人，只不过是东汉末期人口5648万人（《晋书·地理志》）的七分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为政府掌握的数字，必须考虑到，三国时代在政府管理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流民，实际人口应该多于此数字。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否认战乱造成了人口大减的这个事实。因此，在这个时代人就显得尤其贵重。屯田制、住民的强制移居等政策都与人口大减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另外，蜀的94万人口中，兵士占10.2万人、官吏占4万人；吴的230万人口中，兵士占23万人、官吏占3.2万人，兵士都占到了人口的大约10%。魏的兵士有多少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如果也按人口的10%来计算的话，至少也有40万以上，差不多是吴的两倍。吴和蜀就是联合起来也不是魏的对手。我们还可以看到，蜀的人口虽然还不到吴的一半，但官吏人数却多于吴，这说明蜀在内政上可能面临一定困难。

三国外交的基本构造

鉴于以上三国的国力，最弱小的蜀要想战胜最强大的魏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目的，蜀必须与吴联盟。蜀只有联吴，从东西两面对魏进行夹攻，才勉强能够与魏抗衡。刘备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这条基本原则，与吴对立。对吴来说，虽然它掌握着外交的主动权，但是如果它联魏灭蜀的话，那么自己必然成为魏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吴蜀同盟对于吴也同样是最佳选择。可是，孙权和刘备一样，为了夺取荆州这块战略要地最终放弃了与蜀的同盟。虽然吴蜀后来又重修旧好，但新的同盟关系松散脆弱，结果导致了两国的灭亡。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魏的外交战略。对魏来说，可以有以下三个选择：要么单独对吴、蜀实行各个击破；要么姑且利用联吴先灭掉蜀；最后，魏还可以制造吴蜀互斗，自己坐享渔翁之利。从曹丕在夷陵之战时采取的旁观之举来看，他很有可能是想选择上面的第三条路线。不过，要想离间吴蜀关系，需要做出相当的外交努力，但只要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想要挑起吴蜀相争就不那么容易。权衡以上利弊，对魏来说，联吴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当孙权表示归顺时，曹丕却没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对待孙权时采取高压态度，把孙权重新推向与蜀建立同盟的路上。

当然，以上这些结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了。但是对当事者来说，由于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不那么容易了。况且就是想得到，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做不到。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正因为魏吴同盟、吴蜀同盟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三国时代才得以存在。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佩服鲁肃在外交上的高瞻远瞩和顾全大局。为了维持吴蜀同盟，鲁肃不惜做出巨大让步，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是何等可贵。

基于上述的外交基本面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在三国间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

频繁来往的使者

承担外交任务的主要是各国的使者。魏与吴、吴与蜀之间都曾有过同盟关系，在同盟期间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各显身手。魏蜀两国因为没有同盟关系所以互相没有使者往来。这些使者既代表着一国的名誉，又肩负着君主的使命，不仅要与对方国君主进行高难度的谈判，还要收集各种情报，必要时还必须从事贸易活动，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只有那些具有出色交涉能力，特别是机智善辩能与对方国君主堂堂论战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为使者。

比如，孙权归顺魏时派赵咨赴许都拜见曹丕，曹丕问赵咨：“朕欲伐吴，可乎？”赵咨毅然回答说：“大国有讨伐之兵，小国有御备之策。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他不卑不亢的态度连曹丕以及魏的大臣们都不得不表示赞赏。赵咨目睹了曹丕的高压态度，预感到与魏的关系不可能长久，一回到吴国，他就建议孙权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还有，夷陵之战以后，郑泉作为吴的使者被派到白帝城与刘备讲和，与刘备之间达成了和解，为后来吴蜀同盟奠定了基础。赵咨和郑泉的外交对吴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蜀的外交官，邓芝和陈震也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刘备死后，邓芝出使吴国，极力向孙权主张同盟的必要性，促成了蜀吴重新和好。孙权曾对邓芝说：等灭了魏，吴和蜀一起来瓜分天下吧。可是邓芝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消灭了魏以后，蜀和吴之间就只有战争了。他的直率反而赢得了孙权的信任。陈震也能够不辱使命，成功地与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与此相比，魏的浩周则是一个不称职的外交官。因为浩周没能识破孙权表示归顺以及答应送儿子进京的假相，向曹丕提供了错误的情报，结果造成了曹丕在决策上失误。这些使者的命运有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吴的冯熙，他是一个既出使蜀又出使魏的出色的外交官。因为他出身颍川，所以当他出使魏的时候，同为颍川出身的名士、魏的陈群就极力劝他弃吴投魏，还用重金收买他。冯熙虽然拒绝了陈群的劝诱，但始终苦于魏的强大压力，为了不辱君命冯熙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机智善辩 各显身手

等待使者们的不仅是艰巨的外交任务，还有对方国君主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刁钻问题。根据不同的场面，使者们有时机智妙答，有时又报之以斩钉截铁的警句。比如说，曹丕一贯以博学自负，一次，在接见吴国使者赵咨时，曹丕为了贬低孙权故意问赵咨：吴王对学问有什么研究？赵咨当即回答说：吴王虽然政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就博览书传，历观史籍，只是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借机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盛名的文学家、大诗人曹丕进行了讽刺。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伊籍拜见孙权时，伊籍行过拜礼刚要起身，孙权就发话了：“你何必受这么大的罪要去受命于一个无道之主呢？”孙权早就知道伊籍是一个善辩之士，想以此给他一个下马威。“无道之主”指的就是刘备。伊籍立即回应孙权说：“您太客气了，一拜一起哪算得上是受罪呢？”一问一答之间，把“无道之主”之称顺水推舟地送给了孙权。据说孙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伊籍的临机应变大加赏识。

宴会上的问答

君主在正式接见使者之后，一般都要设宴款待使者，这时大臣们也都列席参加，宾主畅饮。席间除了谈论外交话题，也谈天说地，互相展示自己的知识教养和机智善辩。宴会上的问答往往发展成关系到个人名誉和国家名誉的一场舌战。

比如说，吴蜀同盟成立后，吴派使者张温赴蜀。诸葛亮设宴款待，专门请学士秦宓出席作陪。张温听说此人为学士，就故意问：听说你名称学士，不知你是否搞过什么学问？秦宓正色说：在我们蜀国三尺小童都做学问，何况于我？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激烈舌战。张温提出一串怪问想要难倒秦宓，他问：天有没有头？有没有耳朵？有没有腿？没想到秦宓引用诗经的诗句对答如流。张温不罢休，又问：天有没有姓？秦宓回答说：当然有！张温问：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问：你怎么知道？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天当然姓刘。张温又没话找话地问：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升起的呢？秦宓回答说：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可是却从西边落下。秦宓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赢得满座惊讶。张温终于败下阵来。

这些乍看上去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实力上的优劣。不言而喻，对话里的东与西当然指的是吴与蜀。在这种场合里，再去诡辩“从西边落下去的太阳，不是又要从东边升起来吗？”已经没有意义，关键是能不能占领上风，大刀阔斧地挫败对方的势头。顺便提一下，圣德太子曾给隋炀帝写过一封非常有名的信。这封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圣德太子在信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如果圣德太子是参考了《三国志》的这段有名的问答之后写了这封信的话，那么历史的定说可能应该有新的解释。下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看看。

蜀国的李密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次他出使吴国，与孙权及大臣们就“做哥哥和做弟弟哪一方更好”展开了讨论。孙权认为做弟弟好，这可能是孙权的亲身感触，作为弟弟他继承了哥哥孙策留下的业绩，尝到了做弟弟的好处。对于孙权的观点，李密主张做哥哥好，理由是哥哥能更多地服侍父母。在当时，孝养父母就是最高的美德，孝成为人们的最高规范，因此，李密的回答博得了满座的赞赏。当时，这种围绕一个主题从正反两面展开论战的方式叫做论难，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辩论。论难在当时非常流行，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后面我们还要提到。

吴与蜀的国情对比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张奉出使吴国，孙权设宴招待他。张奉当着孙权的面，拿吴国大臣阚泽的名字作笑料。阚泽嘴笨一时语塞，大臣薛综见状出来为阚泽解围。他先向张奉进上一杯酒，然后说：“你老兄的蜀又算什么呢？有犬则为独，无犬则为蜀，横目苟身，虫入腹。”这是玩的一种解字游戏，不仅要把蜀字解开，还要做到独、蜀、腹押韵。张奉反问：那么吴怎么个讲法？薛综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这里吴和都又正好押韵，薛综的妙答赢得满座赞叹。张奉既缺乏薛综那样出口成章的韵文功底，又没有摆弄文字游戏取笑对方的诙谐，只好认输。当时这种即兴诗的创作也很流行，前述的曹植作七步诗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潮。另外，上述的这段问答，还有一说认为是发生在蜀的费祎和吴的诸葛恪之间。可见这类话题在当时很有市场。

据说孙权尤其喜欢饮酒作乐，常常在酒席上开玩笑或搞恶作剧捉弄人。而且大臣里也不乏诸葛恪、羊衜这样的搞笑名手。一次，孙权大会群臣，叫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诸葛子瑜”四个字。子瑜是诸葛瑾的字，诸葛瑾生来脸长，孙权以此嘲笑他脸长似驴。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立刻起身在“诸葛子瑜”后面续了“之驴”二字，举座欢笑，孙权于是把驴赐给了诸葛恪。

从孙权与大臣们无拘无束的谈笑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吴国宫廷自由快活的空气。相比之下，蜀的大臣们则在诸葛亮的熏陶下，形成了一股严谨质朴的风气。比如经常出使吴国的费祎就是一个典型。费祎为人志虑忠纯，深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死后他被任命为尚书令（相当于宰相）。费祎作为使者经常出使吴国，孙权及大臣们常常开玩笑搞恶作剧，费祎从不应和，总是回答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一次，孙权和大臣们故意把费祎灌醉，然后向他打听蜀国内情，又七嘴八舌向他发起论难，想看他的笑话。费祎招架不住，干脆托词自己酒醉，答应回头书面回答。事后，费祎不仅真的做出了书面回答，而且还回答得有条有理，无一遗漏。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到两国在风格上的不同。

不过，孙权进入晚年以后，吴国宫廷的这种自由快活的空气逐渐消失。而蜀国严谨质朴的风气也慢慢流于惰性，开始走向衰退。两国间频繁的使者往来也随之减少，昔日欢聚一堂的酒宴，酒席上短兵相接的论战都成为往事。当年蜀国的伊籍、马良、邓芝、陈震、费祎等颇具实力的人物频繁出使吴国，与孙权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为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这样的走动后来也都中断了，吴蜀同盟成了一句空话。孙权之子孙休执政时，曾派吕珝（吕岱之子）赴蜀求马。吕珝回国后，向孙休报告了蜀国的混乱和衰退。后来蜀和魏相继灭亡，吴又开始向晋派遣使者。吴的张俨和晋的荀勖之间也以论难相对，但孙权时代的那种豪爽快活的论难已不复存在了。

《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段，写赤壁之战前夜，诸葛亮为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只身随鲁肃赴柴桑，在这里他与张昭、顾雍、阚泽等吴国群臣展开舌战，一一驳倒了主降派的主张，说服了孙权。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这回事，这是《演义》作者综合上述史实创作出来的一个场面。另外，本书开头提到的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那种自赞自夸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的这种外交合战。

三国间的政略联姻

前面已经提到过，官渡之战以后，曹操为儿子曹整娶了袁绍长子袁谭之女，又嫁弟弟的女儿给孙策之弟孙匡，又给另一个儿子曹彰娶孙策从兄孙贲之女。前者是为了激化袁谭与其弟袁尚的矛盾，后者则是为了加强与孙策的关系，并借机在孙氏一族里安插亲曹势力，总之都是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政略联姻。除此之外，曹操还为儿子曹均娶南阳割据者张绣之女，为另一个儿子彭祖娶汉中张鲁之女，这两次联姻目的都是为了安抚归顺的降将。张绣曾让曹操吃过不少苦头，后来归顺曹操。和张鲁女儿结婚的彭祖，也就是后来的燕王曹宇，曹宇之子曹奂也就是魏的最后一代皇帝魏元帝。说不定曹奂还有可能是张鲁的外孙呢。

61 三国时代政略联姻相关图

孙权搞的最重要的政治联姻，就是为了解决荆州问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后来为了同样目的他又想和关羽和亲，但是遭到关羽的拒绝。孙权臣顺曹丕以后，曹丕三番五次逼着他送太子孙登到魏做人质，孙权找出很多借口拖延不送，还提出要为孙登娶曹家之女或者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夏侯家之女。曹操通过搞政治联姻，使孙权一族内部产生分裂，孙权肯定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魏和蜀之间按理说是不可能有政治联姻的，可是据说两国的皇室竟然有姻亲关系。前面已经提过，曹操本来出身夏侯家，与手下名将夏侯渊为同族兄弟。据说，夏侯渊的从妹夏侯氏一次进山拾柴，被张飞碰见，张飞见她是良家之女，就娶她为妻。张飞与夏侯氏所生之女后来成为刘禅的皇后。夏侯渊在刘备攻打汉中时，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身为护军右将军，多次参加对蜀战争，后来司马懿政变，夏侯霸对前途感到不安，于是投奔了蜀国。刘禅接见夏侯霸时，向他解释说：“你父亲是战死在乱军之中，不是我父亲亲手所杀。”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他说：“这都是你们夏侯家的外甥。”

以上的内容出自《魏志·夏侯渊传》裴注引《魏略》。夏侯渊之妻为曹操之内妹，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夏侯霸之兄）则娶了曹操之弟海阳哀侯的女儿为妻。以上内容如属实，那么，魏的曹氏一族和蜀的刘氏一族还确实存在姻亲关系。不过，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奇缘，似乎过于离奇，让人难以相信，八成是刘禅为了怀柔夏侯霸即兴创作出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婚姻整个就是一个架空的为政略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总之，政治联姻是三国时代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代很多，但像三国时代这样频繁进行政治联姻的找不到第二个。

还值得一提的是，蜀和吴的皇后都出自宠臣之家，比如，刘禅的前后两个皇后都是张飞之女，孙权的步夫人出自宰相步骘家，可是在魏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另外，在蜀和吴君主与臣下通婚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做了刘禅的女婿，周瑜之子周循做了孙权的女婿，周瑜之女做了太子妃等等。在魏国，除了曹操之女嫁给了荀彧之子以外，君臣间的联姻非常少见。这一方面说明魏对外戚的跋扈一直抱有戒心，另一方面也说明魏的皇室与臣下的关系比较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