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忽必烈大帝



忽必烈像

大蒙古国在经历四位大汗半个多世纪的统治（1206—1259年）后，终因统治地域过于辽阔，黄金家族内讧不断，彻底走向分裂。在原有蒙古帝国的版图基础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元朝及位于元朝西北的四大汗国，即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其中，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在经长期战争后，于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崖山最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次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那么，元朝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忽必烈为什么要放弃祖先的游牧传统，建立一个立足农耕地区的中国式王朝呢？对他三十四年漫长的统治生涯，后人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成吉思汗分配家产时，遵循蒙古幼子守产的古老传统，将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之间的蒙古本土，以及自己的绝大部分营盘、帐幕、国库、百姓、军队等都留给了拖雷。成吉思汗去世后，虽然窝阔台登上了大汗宝座，可作为“也可那颜”的拖雷却主宰着蒙古的核心地区及部众，这就埋下了拖雷家族日后夺取蒙古大汗宝座的伏笔。

拖雷可以说是黄金家族中的军事奇才，早年随成吉思汗征战各地，立下赫赫战功。窝阔台登基后，兵分三路出击金朝，把其中最为艰险的西路军指挥权交给了拖雷。拖雷指挥的这支偏师，借道南宋，千里奇袭，出现在金朝大后方，让敌人阵脚大乱。南宋绍定五年、金开兴元年（1232年）春，拖雷军以少胜多，在钧州的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二十余万，为灭亡金朝打赢了关键的一仗，拖雷也因这次战役而名声大噪。

可是，没过多久，拖雷就在凯旋北上的途中神秘地死去。据说，当时大汗窝阔台突然染病，萨满巫师说必须由至亲代为祈祷，并喝下下过符咒的水，才能痊愈。结果，拖雷在祈祷上苍，喝下符水后，很快就死去了。拖雷之死由此也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拖雷死后，寡妻唆鲁禾帖尼成为拖雷家族实际上的领袖。

唆鲁禾帖尼为拖雷育有四子，分别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她的精心培养下，这四人日后都成为蒙古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1251年，在成吉思汗诸孙之长、钦察汗国君主拔都的鼎力支持下，蒙哥成功夺取政权，成为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古政权从此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的手中。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年，忽必烈三十六岁。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闪电河畔的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每到夏季，草甸上就会开满一望无际的金莲花，灿烂夺目。据说金世宗巡幸这里时，见到遍地都是鲜艳的金莲花，于是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这里命名为金莲川。

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元上都前金莲川草原

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长期驻扎金莲川，建立自己的王邸——开平城，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元史》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在这里，忽必烈不断从各地招揽人才，组成所谓的“金莲川幕府”。幕府成员庞杂，人才荟萃，既有饱读经书的汉族儒士，也有来自其他行业、民族的精英。正是在此期间，忽必烈不断从各种渠道接触到汉文化，一反此前蒙古贵族轻视汉文化的传统，开始有目的地在中原各地进行一些改革尝试。

忽必烈并不是蒙古统治集团进行汉法改革的第一人。实际上，早在蒙古政权与金对峙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位推动蒙古政权进行汉法改革的人物，他就是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后裔。父亲耶律履做过金朝尚书右丞，算是宰执级的高官。蒙古攻陷金中都后，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接见，成为他的侍从，并参加过蒙古第一次西征。

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开始受到重用，领中书省事。当时，蒙古统治集团对如何治理新征服的中原地区感到不知所措，有人甚至建议将居民杀光，把耕地变为牧场。耶律楚材则试图引导蒙古人完成由掠夺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换，指出建立行之有效的统治秩序比单纯的掠夺更能为蒙古人带来收益。在窝阔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在中原地区开始恢复赋税征收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不过，窝阔台去世前后，耶律楚材遇到擅长理财的色目人的挑战，他的改革事业中辍，其本人也在抑郁中死去。

那么，忽必烈的改革事业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邢州，也就是今河北邢台，在当时是两个蒙古贵族的领地，他们因横征暴敛，造成当地百姓纷纷逃亡，原来的一万五千户人家最后只剩下六七百户。无奈之下，二人只好找到忽必烈，请求代为管理。结果，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新政大行，一月之内，户增二万，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

邢州是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的首次尝试，这次尝试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在蒙古政权对外扩张上，忽必烈也开始崭露头角。

忽必烈登基。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有一条著名的三月街，这里耸立着一块巨大石碑，在苍烟落照中显得异常伟岸，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

元世祖平云南碑

中国西南边疆省份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自西汉起就已纳入中国版图。唐代中叶，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兴起，统治延续达一个半世纪。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始建大理国，到蒙古兴起时，大理政权统治云南已近三个世纪。

蒙哥汗即位后，开始实行对南宋的战略大包抄，试图从西南地区寻找南宋防线的突破口。1252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此次攻伐大理，大军据说有十万之众。临行前，谋臣姚枢特别向忽必烈讲起北宋名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枉杀一人的故事。第二天清晨上路，忽必烈在马上兴奋地向姚枢喊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南征大军走的路线是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异常艰险，很多时候只能徒步前进。1253年年底，经长途跋涉，南征大军终于抵达大理城。大理城攻克前，忽必烈曾派三名使者进城招降，但都被杀害。攻克大理后，在侍从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破天荒地没有采取屠城这一蒙古传统的报复手段，而是命姚枢将携带的布帛割裂为旗，上面书写禁止杀戮的命令，遍插城内大街小巷。忽必烈的怀柔政策，使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蒙古大军很快平定了云南各地。

蒙古对大理的征服，使南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分离数百年后，云南地区又被重新统一于中央王朝。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建云南行省，以回回政治家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进一步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

忽必烈的威望与日俱增，逐渐引起兄长蒙哥汗的猜忌。

1257年，蒙哥汗派遣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前往陕西、河南等地进行钩考，审计忽必烈的财政支出状况。忽必烈手下官员，除个别勋贵大臣外，几乎被一网打尽，忽必烈陷入非常艰难的困境。

在姚枢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屈服，亲自北上觐见蒙哥汗，兄弟二人终于冰释前嫌。不过，经此打击，忽必烈在中原地区设立的各个军政机构都被撤销，失去了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大权。

1259年，蒙哥汗决心彻底解决南宋，忽必烈重获起用，负责指挥东路军，攻打鄂州。当双方正在激战时，从四川传来消息：蒙哥汗在钓鱼城战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忽必烈在几经犹豫后，决定从鄂州战场抽身。在与南宋权臣贾似道议和后，忽必烈率大军急速北上，开始了对蒙古大汗宝座的角逐。

1260年三月初，在部分蒙古宗王、中原汉地官僚士大夫的拥戴下，忽必烈于开平正式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

忽必烈的登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忽必烈登基大典景观

此前的四位蒙古大汗，政治中心都在以和林为中心的蒙古高原，中原汉地只是蒙古帝国的边疆省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这种格局开始颠倒过来，中原地区成为蒙古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这不可避免地使蒙古政权的性质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作为元朝的开始，虽然元朝作为国号正式出现，是十一年之后的事。

忽必烈即位后，在汉族儒臣的帮助下，对蒙古原有的统治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

在中央，建立起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枢密院比喻为自己的左右手，而把御史台看作辅助矫正左右手的机构。

在地方，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十一个行省（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元朝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

诸王之乱。忽必烈的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就在他即位的同时，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哈剌和林附近被拥戴为蒙古大汗。

作为幼子，阿里不哥是拖雷夫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掌握着父母留下的大部分蒙古部众与军队。蒙哥出征南宋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牢牢控制了蒙古政权的政治中心。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得到蒙哥诸子及蒙古汗廷大臣的普遍拥护，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面目出现。

相反，忽必烈数年前就曾因与蒙哥发生冲突而赋闲，只是因蒙古对南宋战事吃紧才重获起用。他拒绝奔赴漠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在开平另起炉灶，偏离了蒙古本土选举大汗的政治传统，这对维护他正统大汗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面对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首先争取到另一个弟弟旭烈兀的支持。此时，旭烈兀正主持蒙古第三次西征，前锋已逼近埃及。得知蒙哥去世后，他迅速撤军东归，途中遇到忽必烈的来使，承认他在阿姆河以西的权利。旭烈兀于是留在当地，建立起承认忽必烈宗主地位的伊利汗国。

蒙哥去世后留下的四川蒙古军将领，大多倾向拥护阿里不哥。为了斩断阿里不哥的右臂，忽必烈紧急派遣廉希宪等人赶赴陕西，设计杀死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将领。驻守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被迫西撤，与阿里不哥南下接应的阿蓝答儿军会合。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双方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发生激战，浑都海、阿蓝答儿战死，川陕地区被牢牢控制在忽必烈手中。

伊利汗国旭烈兀汗与脱古思哈敦

漠北地区是双方的主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忽必烈几乎调动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和林不仅得而复失，战火还一度烧到了大漠以南。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昔木土脑儿一战决定了阿里不哥失败的命运。此后，阿里不哥的处境每况愈下。四年后，走投无路的他被迫向忽必烈投降。

阿里不哥汗位之争，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造反或叛乱。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曾得意地问过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说：“从前我对，现在你对。”这也可算作他对那句中国古话所作的蒙古式阐释吧。

忽必烈没有想到的是，阿里不哥的投降，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海都，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嫡孙，一直在关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继之而起，扯起反对忽必烈的大旗。同阿里不哥相比，海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挑战者。他不仅复兴了衰落的窝阔台汗国，成功地控制了察合台汗国，甚至还将西面遥远的钦察汗国也联合到自己的旗帜下。

至元六年（1269年）春天，成吉思汗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系代表在塔剌思草原举行忽里台大会，成立了共同反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系领导下的元朝与伊利汗国的联盟。这次会议成为蒙古帝国最后走向分裂的标志。从此，忽必烈永无安宁之日，越来越多的蒙古宗王站出来向他发起挑战。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当忽必烈为对付海都等西北诸王殚精竭虑的时候，东道诸王首领乃颜，领导成吉思汗三位弟弟的后裔，在东北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年逾古稀的忽必烈，不得不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平叛。虽然乃颜很快战败被杀，叛乱逐渐平息，但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之乱，直到忽必烈去世也没有得到解决。

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向忽必烈发起的挑战，并非仅仅是在争夺蒙古大汗的宝座，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塔剌思大会后，西北诸王曾派使臣入朝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尊用汉法，何故？”这些蒙古宗王认为他们才是成吉思汗《大札撒》的恪守者，而忽必烈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离者。

李璮之乱。在与蒙古宗王的征战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社会稳定与人力、财力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可就在中统三年（1262年）初，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大战方酣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针对忽必烈的武装叛乱——李璮之乱。

蒙古进入中原后，因兵员不足，常常驱使汉人武装为其效力，因此在中原地区逐渐涌现出不少半独立的地方军阀，其中比较强大的有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济南张氏等。这些地方实力派，往往子承父爵、兄终弟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被称为世侯。其中，山东益都李氏集团，脱胎于金末活跃于此地的红袄军，创始人为李全，李璮是这一集团的第三代领导者。

李璮与蒙古政权的关系，应当说是非常亲密的。他的岳父兼重要谋士王文统，是忽必烈中枢机构——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奠定了元初立国的规模。另有两位妻子来自黄金家族，是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的妹妹。因辖区靠近南宋，李璮多次以抵抗南宋为由，拒绝服从蒙古的军事征调。当北方战事激烈进行时，李璮趁机发动叛乱，并很快占领了济南。

不过，李璮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原先设想的各路诸侯群起响应的局面没有出现，南宋援军也没有及时赶来。相反，忽必烈却及时组织了庞大的讨逆军，将他死死围困在济南城内。

孤立无援的李璮，在最后一次企图突围失败后，自沉于大明湖。不过，他并没有淹死，而是被元军打捞上岸，凌迟处死。

李璮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对忽必烈的震动却很大。以真定史天泽为首的汉人世侯为摆脱干系，纷纷请求解除兵权。忽必烈趁机下令废罢各地世侯，实行地方官三年一任的迁转法。多年来危害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铲除了。

李璮之乱，使忽必烈对长期倚重的汉人产生严重的猜忌心理，深受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被捕，与儿子一同被处死，与王文统有关的汉人官僚，忠诚度都受到怀疑。相反，回回势力则开始抬头，他们对忽必烈说：“回回人虽然贪财，但不像汉人那样敢于谋反。”忽必烈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色目人，对汉人则采取既使用又防范的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发展为有名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度。

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忽必烈在应付各种内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实现前几代大汗灭亡南宋的夙愿。只不过，在内乱未平息前他尚需等待时机。

南宋景定元年、元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出以郝经为首的使团，出使南宋。这次出使，既是为了通知南宋朝廷，自己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同时也是为了让南宋兑现之前在鄂州的承诺。可惜的是，郝经一行在扬州被南宋权相贾似道无故扣押，而且一待就是十几年，成为元人心目中的“苏武”。郝经被扣，成为日后忽必烈南下伐宋的一个重要口实。

至元八年（1271年），在汉族儒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宣布建国号为“大元”。

实际上，就蒙古人而言，大元国号的产生，并无特别的意味。所谓大元，就是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汉式表达。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大朝”的称谓。元本身也是大的意思，“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与此同时，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至元”，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后，蒙古语官方文书在书写国号时，常常将二者叠加，出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称谓。

南宋景定二年、元中统二年（1261年），南宋将领刘整投降后，提出了中间突破、先取襄樊的伐宋方案，最终被忽必烈采纳。南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1267年），随着元军突入襄樊西部的安阳滩，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拉开了序幕。

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夹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

为了能攻克襄樊，元军采取加筑城堡、训练水军等手段，逐渐扫清襄樊的外围据点。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下，襄樊对外联络全部被切断。南宋从各地紧急调动了大量军队前来解围，但都不见成效。到南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年）年底，元军攻克樊城，第二年三月，困守襄阳的南宋守将吕文焕投降。襄樊战役至此结束。

襄樊战役的胜利，使元军在南宋正面防线中间成功打入一个楔子，南宋的败局至此已无法挽回。

南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开始了灭亡南宋的最后战争。在降将吕文焕等的引导下，南宋沿江守将纷纷投降，元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临安城下。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宣布投降。三年后，南宋的残余势力在崖山全军覆没。

至此，元朝再次缔造了中国的大一统，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再次在神州大地出现。

不过，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恐怕是忽必烈本人也想象不到的。为了应对那些对他地位合法性的质疑，他必须以祖父成吉思汗为榜样，为黄金家族继续开疆拓土，掠夺财富。

两次征日失败。南宋灭亡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现，同时又成为忽必烈新的征程的开始。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一个个被列为他的征服目标。

可惜的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忽必烈，他的好运就此发生逆转，上述征服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而尤其使他难以释怀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征日的惨败。

蒙古兴起时，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的统治之下。

忽必烈即位，顺利解决高丽问题后，即将目光投向日本。

从至元三年至十年（1266—1273年），忽必烈先后五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最后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四万人，战船九百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这是忽必烈一生从未遭受的惨败，使其颜面尽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终其一生，再也不能派出一船一卒，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晓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之威，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造成的。

重用理财大臣，发行纸钞。连绵不断的战争，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使元朝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儒臣民为国本、顾惜民力的说教，显然无法让忽必烈回心转意。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忽必烈的目光开始转向善于聚敛财富的色目理财大臣。其实，早在李璮之乱、汉人的忠诚度受到怀疑后，忽必烈重用色目人的倾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中统元宝交钞”纸币

“至元通行宝钞”纸币

忽必烈重用的第一个理财大臣为阿合马。

阿合马是中亚费纳客忒人，后被蒙古西征军掳掠到蒙古，成为察必皇后陪嫁过来的家奴。忽必烈即位后，阿合马因掌管钱谷有方，开始崭露头角。至元元年（1264年）成为平章政事，至元十九年（1282年）成为左丞相，主持帝国财政达二十年，权倾朝野。忽必烈非常欣赏他，认为“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当时在中国旅居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久闻阿合马大名，对他有详细记述：“在所有人中，他是大可汗所最喜悦，最有权力和威势的人。”

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矛盾终于爆发了。

至元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午，有人带来通知，命阿合马率大都留守官员前往东宫迎候太子。阿合马不敢怠慢，急忙率全体官员前往东宫南门外迎候。此时，忽见一队人马赶来，有一个似太子模样的人在马上指挥。阿合马随即被召到跟前说话，突然有一人出来用铜锤打碎了阿合马的脑袋。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中书左丞郝祯被杀，右丞张惠被抓。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阿合马被刺事件。除了汉文史料外，《马可?波罗游记》、拉施特《史集》对事变经过都有详细记载。

正在上都的忽必烈得知阿合马被杀，极为震怒，主谋王著、高和尚等被剁为肉酱。不过，当时许多人对王著的行为拍手称快。官员王恽撰写了《义侠行》，称王著“义烈”。忽必烈也很快省悟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下令清洗阿合马的亲属余党，把阿合马剖棺戮尸，纵放恶犬啃食阿合马的尸体。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起用的第二个理财大臣为卢世荣，这主要得力于吐蕃人桑哥的推荐。

桑哥早年师从国师胆巴，会好几种语言，在忽必烈身边担任通事多年，深受信任，曾受命率领大军入藏平叛，显示出非凡才干。当管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的总制院成立时，桑哥又被任命为首任院使。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年底，卢世荣正式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不幸的是，当政仅半年，卢世荣就重蹈阿合马覆辙。两年后，桑哥终于走上前台，开始新一轮的财政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更定钞法与钩考钱谷。

元朝建立后，行用的是中统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正式颁行至元宝钞，从二贯到五文共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二者兑换比率为一比五。新钞的发行，使财政状况有所稳定。

钩考钱谷就是审计官府历年所欠钱粮。大权在握的桑哥为此不惜动用酷刑，引起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的不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各种势力的围攻下，桑哥遭罢免，并很快被处决。至此，又一个理财大臣被忽必烈抛弃。

在与理财大臣的政争中，太子真金始终是反对派的有力支持者。真金的名字，是忽必烈早年倚重的高僧海云为他取的，寓意是“真金不怕火炼”。

察必皇后共为忽必烈生下四个儿子。因长子早死，次子真金在至元十年（1273年）被立为皇太子，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东宫集团。这是蒙古统治者首次引进汉族王朝的太子制度，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黄金家族重蹈覆辙，再次陷入争夺皇位的内战。

阿合马、卢世荣等理财大臣倒台后，真金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有位来自南方的监察御史上书，指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该让位给太子。史书没有留下这位官员的姓名，但他显然捅了天大的娄子。御史台官员紧急磋商，想将此事捂住。可不幸的是，最终还是让忽必烈知道了。深陷黄金家族内争的忽必烈，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会牵连其中，暴怒不已。虽然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可在恐惧中煎熬的真金已经死去。

察必皇后

真金的去世，对汉族儒臣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设想一下，如果真金能在忽必烈百年之后顺利继位，元朝的统治政策又会走向何处呢？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走回头路。

忽必烈去世。为应付财政改革与黄金家族挑战而殚精竭虑的忽必烈，不知不觉中已步入暮年。

年逾古稀的忽必烈，身体越来越肥胖，足疾也越来越严重。在他身上，当年跃马扬鞭、充满活力的身影已不再现。朝廷大臣现在已越来越难见到他。忽必烈平时深居简出，主要通过亡妻的妹妹南必皇后向外发号施令。察必皇后为他生下的四个儿子都已先他而去，忽必烈似乎又回归了蒙古传统，索性不再立太子，让古老的忽里台去决定一切。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夜，一代大帝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两天后，在百官的簇拥下，他的灵柩由健德门北上，最后与成吉思汗等蒙古历代大汗一样，安葬于漠北神秘的起辇谷。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建立的西北诸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相继走向伊斯兰化的道路。忽必烈开创的元王朝，也偏离游牧帝国的发展轨道，向中原汉族王朝靠拢。正如法国蒙古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尽管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了中国，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经被华夏文明所征服。”

不过，同北魏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改革不同，虽然汉族儒臣一直致力于把忽必烈塑造成传统的中国皇帝，可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充满了折中主义色彩，在有条件地吸收汉文明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多数传统，即所谓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其结果是，激进的汉人认定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够，保守的蒙古人却认为他已走得太远。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基本延续了他的这种摇摆政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建立历代帝王庙，把忽必烈与他亲自选定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放在一起祭祀。虽然他很讨厌胡人，可也把忽必烈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君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