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辽金文化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拓片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是契丹族的故乡，白山黑水曾是女真族生活的地方。10世纪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本来十分单纯，然而，当它们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建立了可与北宋、南宋争锋的强大王朝时，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它们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契丹文字。民国初年，内蒙古巴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碑上有一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八百余年，直到此时才重新面世。当时林西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陵墓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的《仁懿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在国际汉学界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

耶律习涅墓志拓片

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十五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内蒙古瓦林茫哈地方掘开辽圣宗的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石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留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书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契丹族本来没有文字，他们“刻木为信”。契丹文字分两种，一种是契丹大字，一种是契丹小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年）创立了契丹大字，之后他的弟弟迭剌又创立了契丹小字。

契丹大字与汉字关系密切，契丹小字是参照契丹大字和汉字的字形结构创制而成的一种拼音文字。现今出土的契丹文字资料以契丹小字为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鹄

金朝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语言也是女真语、契丹语、汉语并行，所以民族融合的程度要比辽朝更复杂，汉化的程度也比辽朝要深。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并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立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女真文字创制以后，契丹文字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明令废止。

女真文化民间学者 郭长海

《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为通事编写的，就像现在的英汉词典一样，一边是女真字，一边是汉译，一边是发音。

儒学被确定为正统文化。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辽朝建立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决定了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建议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便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句辽朝最早的汉文诗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骑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

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

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思维习惯，还是生产方式，包括军事进攻模式等，都是不一样的。但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它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

金代铜坐龙，这是目前发现的金代最早的龙的形象。

金朝始建于1115年，八年之后就实行科举，分词赋、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词赋。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

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地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却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

金章宗还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形神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代表。党怀英的篆书和籀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即由他篆额。泰和四年（1204年），他书写的“泰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金朝在章宗时期有过一个文化的盛况，章宗本身就是一个汉化很深的人。他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儒家的经典，即位当皇帝之后就大力推行汉文化，像科举取士，他就加大儒家经书的比重。金章宗对中国的文学传统非常推崇，他在位时期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尚文的风气，整个金朝的文坛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后来被称为“国朝文派”。

佛教文化的繁荣。契丹族和女真族都信奉万物有灵，崇奉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萨满教。契丹族有着拜日的传统，相信巫术，崇拜自然神灵。女真族和契丹族一样对太阳十分崇拜。

随着和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契丹人中。辽朝的统治者大肆崇尚佛教。辽圣宗时期，承天太后萧燕燕每年正月斋戒，举行法会，希望获得赐福。辽道宗本人有着很高的佛学修养，能够自己讲经。每年夏季，他都要和在京的僧众和群臣举行法会，并亲自讲经，“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

僧人在辽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宋人苏颂出使辽国时记载下了这样的景象：“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夷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纪述恨无能。”

辽五京地区，现今留存的佛塔向人们诉说着辽代佛教的繁荣。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现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其中多为实心建筑，表达着人们对佛的偏爱和虔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鹄

辽朝佛教非常兴盛，超过它之前的隋朝、唐朝，比它之后的金朝、元朝，以及同时期的五代、北宋也要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被契丹征服的汉人、渤海人，把佛教带到辽朝。所以最开始辽朝统治者支持佛教，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宗教信仰来安抚被征服者的心理。但是时间长了，辽朝统治者自己也真的信仰佛教了。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辽朝特别兴盛。

在所有的寺庙中，房山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静琬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六百块经石，与原存《涅槃经》《华严经》，共二千七百三十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则此四大部经可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京所在，其境内的华严寺即是辽金著名的古刹。建筑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是辽代的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蔚为大观。

位于山西朔州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的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应县木塔总高约六十七米，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是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木刻版印着色立幅中时代最早、幅面最大、刻印最精的作品，代表了辽代版画的高超水平。

佛教文化在金朝得以延续。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属于律宗一派。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寺院。

山西应县木塔

残存在今北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另外，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在金代时被赐名为“大万寿寺”。

金代雕版印刷技术也比较发达。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的广胜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因发现时广胜寺属于山西赵城管辖，所以这七千卷大藏经被称为金《赵城藏》。卷首刊刻着释迦说法的图像，佛像庄重而豪放，画面疏朗，显现出佛界的博大。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释废”的历史教训。

金印本《义勇武安王》

佛教对辽金两朝的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辽金时期，幽州、蓟州地区的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结成社邑向寺院施舍。信徒的施舍和皇帝的赏赐促进了寺院经济的膨胀。一些僧尼利用有利的身份广占田产，利用具有当铺性质的质坊放高利贷，聚敛财富，有些寺院还有奴婢。寺院经济的膨胀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的发展。金大定、明昌间大规模放免寺院奴婢，遏制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丘处机和成吉思汗雪山论道。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真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王喆），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

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害风”。

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

大定七年（1167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钰，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贡献可谓最大。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丘处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又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醮事，还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如日中天。

泰和三年（1203年），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

从泰和三年至兴定三年（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积极影响，使全真教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

丘处机像

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

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

到兴定三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上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七十二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路途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动？

丘处机已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身上，为了拯救苍生，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

这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仙风道骨的丘处机，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

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等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头脑，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

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当时政治局势非常复杂，蒙古、金还有南宋都在逐鹿中原。全真教在北方的势力特别大，三方都派使者去邀请丘处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丘处机也是经过了反复权衡，最后选择了成吉思汗。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也不能说完全是一种政治交易，他也确实尝试着用道教教义去劝说成吉思汗为民众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劝成吉思汗不要杀生，要免除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从这个角度讲，他也确有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

别具特色的戏曲和医学。金代的戏剧不仅继承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诸宫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上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它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

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西厢记》

金朝的医学迅速发展。金元四大医家之中有刘完素、张子和、李杲三人生活在金朝。金朝医学形成了以刘完素、张子和为代表的河间派和以张元素、李杲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医学派别的争鸣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刘完素像

辽金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它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荒芜和不值一提。它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变得璀璨无比。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

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宗教、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一起融入广阔博大的中国文明当中，成为历史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