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自中唐以后，至最近以前，一般人对于府兵制度，常常发生极大的误会；其一认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白居易《复府兵置屯田》云：“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俾乎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白氏集》四七）刘蒉《对策》言：“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居闲岁则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旧书》一九○下）杜牧《原十六卫》云：“三时耕稼，……一时治武。”孙樵《复佛寺奏》：“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率若干户共出若干兵也），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成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农，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可之集》六）以上皆唐人之言，因之，宋张洎奏：“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宋史》九三）司马光《通鉴》目张说建议召募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最近专研者如柳诒微、谷霁光、陈寅恪诸家亦认唐之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

其二认为府兵兵力极强，禄山之叛，方镇之祸，皆废府兵制所促成。《玉海》一三八李繁《邺侯（繁之父李泌）家传》云：“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时晋王与杨素等凡十八人总管，率师五十万伐陈。……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卫》云：“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宋叶适《习学记育》三九亦将周之灭齐，隋之统一，归功于府兵。

上引多唐人言论，闻见较近，似乎少可致疑，试平心静气察之则不然。《家传》云：“府兵之制，史册不甚详”，与李泌同时之刘秩、杜佑，在《通典》内并未替府兵立专节，可想安史乱前，材料已极端缺乏。且就实际上论，府兵废于开元十一而杜牧以为开元末，孙樵还盛称开元府兵如何如何，可为失笑。且据《家传》自言，唐盛时府兵约六十八万，而彼又谓隋文伐陈之师尽属府兵，则是空室以行，殊难置信。《家传》之“郡守以农隙教试阅”，陈氏已驳其非西魏当日真相，“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可疑者断不止此，抑开元初朝端尚多明识之人，假府兵如此可恃，张说改制，何未闻交章论奏？甚至无一人出而阻止，偏于六七十年后，乃大夸其功烈，可信乎？不可信乎？

为要解决此项疑问，非再度作深入分析不可。惟是事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间不无若干变化，每朝史料复多寡弗齐，如概括论述，或无当于实际，故依各朝先后分言之。

（一）北魏兵制

陈氏谓府兵为鲜卑兵制，已无可疑，故北魏兵制，吾人所知虽有限，要不可不先观其究竟。据《魏书》一八淮阳王深（渊）言：“昔皇始（三九六——七）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又《北齐书》二三，正光末（——五二八）魏兰根说李崇曰：“缘遏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又《魏书》五八《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皇始二），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务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综此数条观之，“镇”是兵队之驻地，“府”是兵队之泉源，故镇之外有府户。所谓“军府”、“府户”，正府兵所自防。

漠北民族以游牧为生，其制总是兵、牧合一，有事则合而防御，无事则散而归家。又所习者骑，千里非遥，逮乎南迁，渐成土著，情势大异，故“以移防为重”，或则“渐割南戍”。固定于一处者乃末年流弊，谷氏断为“兵士土著”，实非初制。谷氏又将“府户”同于“民”，且云：“镇领民户，田守兼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兵农未尝分离，……军镇为兵民合一”，镇兵是否业农，今姑不论，果府户同于民户，兰根又何须请府户悉免为民？《魏书》八七《刘侯仁传》又何以有“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之建议？知“军镇为兵民合一”之不确也。唯谷谓府户“世执兵役，非中旨特许，不得请免府籍”，申言之，即府兵为世兵制度，所见最的。

复次，太和十九年（四九五），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魏书》七下）显因迁洛而有此选充，是值得注意之一点。

（二）西魏府兵（附东魏、北齐）

《周书》一六称，大统十六年（五五○）以前，除宇文泰、元欣外，任柱国大将军者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北史》六○称，“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同时大统八年（五四二），“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玉海》一三七引《后魏书》）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上《玉海》引）此即一般史家所谓府兵之始，其制度无疑是自北魏，可从北齐方面比较知之，《魏书》一○六上云：“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五二八——九）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所言为东魏及北齐初之情形，惟其归入“府户”，不编户贯，故口数弗详；吴廷燮谓管兵之人，多收户口以为兵，西魏与东魏同，是也。又近世出土墓志，发见北齐许多兵府名号，如非东、西魏同承北魏，无缘两朝制度甚相类。由是知陈氏称宇文泰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异于高氏之系统，不尽合于事实，两国相争最要莫如兵，然其制皆出自鲜卑，无特殊对立之处，十二将军即永兴五年之十二将，（《魏书》三）犹未脱鲜卑气味也。

《家传》又记府兵缘起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海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等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此一段文字首须除去疑障者三处：（1）“六户”，《文献通考》一五一改作“六等之民”，陈氏从之，且据《魏书·食货志》献文帝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谓西魏依此分民为九等，“六户”盖指九等户中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余从其文义推之，六户既有“中等以上”，同时自有“中等以下”，换言之，“中等以上家”只“六户”之一部分。假依陈释，直须云“六等户以上”，何必构成“六户中等以上”之艰涩辞句？考《隋书》二四《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又“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六坊旧无成说，《通鉴》一五六胡注：“魏盖以宿卫士分为六坊”，犹是拟议之辞。滨口重国称，六镇反后，魏末禁军之组织，统之者为领军将军，下置左右卫将军务二员，每辖武卫将军各三员，共为六员，各掌一坊之羽林虎贲，是为六坊，说见《东洋学报》二四卷一号四九——五一页，亦举不出明确的书据。寻绎隋志文义，六坊之众，显即六镇内徙之鲜卑，其中一部随魏孝武西入关，惟不如留东者多，《家传》之“六户”，同于《隋书》之“六坊”，宇文泰设六柱国，似用以适应六坊之分隶，仿周典云者汉文人为之缘饰而已，简言之，东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镇鲜卑为骨干，必限于中等以上家者犹诸北魏之取强宗子弟。三等九品乃输赋多寡之分级，与兵制完全无关。（2）“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误，陈氏已辨之（见前文），所谓“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也。柱国之下，更有大将军、开府、仪同等节级督率，何劳乎郡守？（3）“六家共备”之换言，即许多物资须由府兵本人自备（参下节），其代价为“无他赋役”，即北魏时之“偏得复除”。《通鉴》一六三误改为“六家供之”，须知六柱国皆奔随入关之人，焉能家家都有大宗财产以供如许之府兵设备。

大义既明，则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西魏府兵所任者纯属禁卫军职务，同于蒙古时代之怯薛歹（K ikt i，华言禁旅）。然数不满五万，不逮太和三分之一，时方频岁战争，警卫犹虞未足，岂敷疆埸调遣？大统九年之募自关、陇，于势不得不然，北齐处优势，既有百保鲜卑，尚须“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隋·食货志》）可以相例。抑入关之六坊，不满万人，而西魏府兵将达五万，其间显曾取汉人为之扩充，非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六页）所云始自周武。又谷氏认西魏府兵为兵农不分及兵农合一，按十五日上则任警卫，十五日下则习战事，不知从何觅余隙以务农也。

（三）北周府兵

涉北周兵制，得如下之史料数条：

保定四年（五六四）九月，命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周书》一一）

建德三年（五七四），十二月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周书》五）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二四）

六年（五七七）十二月，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六）

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二月，命宇文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周书》七）

此项材料，首先表现出府兵数并不多，故保定伐齐，宣政伐陈，都要向各方极力张罗，乃能出发。职是之故，统治者遂悬一免其县籍之优待条件，以广招徕。然赋役凭籍帐，狡黠者乘机钻隙，于是相率挂名兵籍，借以逃避赋税，结果兵源之获益无多，课入之损失反极大。《隋·食货志》所谓“是后夏人半为兵”，实含讥讽语气（据大象中户数与口数之比例，每户平均只得二口半，亦可作尖锐之反映，参前《隋史》十八节72页注），不知者竟谓北周得此大量华人补充，因成其平齐之大业。则由昧于《隋·志》言外之意也。再简括一句，北周府兵除募华人扩充之外，其余制度，相信与西魏无异。

更有与府兵无关而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者。《周书》五，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通鉴》一六八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此是成丁平民每岁应征工作（即力役）之规制，与府兵无关，胡注大致不误，盖依西魏制定，府兵半月上半月下，并非八番、十二番也。陈氏讥胡注以“民丁”释“丁兵”，不知此时为兵民分治，则由于误将“丁兵”一词析为二事；按《周书》七，大象元年二月，“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此之“兵”系指应役之平民，盖暂时取消保定元年所减定之三十日役，恢复以前之八丁兵制，故增为四十五日役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八人轮番，则每人应作工四十五日，以十二人轮番，则每人只作工三十日）。其后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二四）又比保定再减少三分之一，然此皆属于庸役之制，于府兵无关，故附正之。

（四）隋府兵

隋制改革之重要者在开皇十年。北周末扩充府兵，致国家财政大受损失，隋文为救其弊，故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二）论其作用，正如吴廷燮所云：“隋开皇时尽放军户为民，故户口大增于前。……兵军还民，荫庇自绝。”因之，有应辨正者二事：

1.谷氏认隋“非兵民合一”，而陈氏却以为然；陈据垦田二句，谓“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既曰史文不明，岂能即据以立兵民合一之断论？抑此二句不过谓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状况，都应依照平民一样，造籍造帐，并未包含侍官业农之意味（“垦”之意义不是“自耕”），安见其与府兵初起时不同？盖授田、还田，皆凭户籍，军无户籍，乃破坏均田制之最大阻力，然此诏所要求者只其籍帐同于民，若夫指挥调度，仍一循北周之制，“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已明白指出，无用犹疑。何况“农”仅“民”之一分子，纵让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讵能引申为“兵农合一”之结论耶？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军人即军民之讳改，陈说同，明明“军”与“民”分举，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

2.谷氏以为撤罢新置军府系维持重首轻足之形势，是亦不然。果如其说，何不全罢某某边区的军府而所罢者只限于“新置”？军府之设置愈多，斯避赋之途径愈广，旧置者本有若干年历史及曾立功绩，朝廷为维持此项制度，当然予以照顾、保存。新置者则否，彼辈蜂拥而来，目的多为逃避赋役，开皇十年所处置，一则增国课之收入，二则塞逃避之途径。炀帝昧于此旨，征辽之时，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税益减，（《元龟》四八四）又大业九年，募民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之，骁果之家，蠲免赋税。（《隋书》四）前后对照一下，便活现出开皇十年废新府之目标所注矣。

其次，隋以府兵分隶于左、右卫等十二卫及东宫率府，置卫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将军即西魏开府之任（《家传》）。诸府皆领军坊，置坊主，乡团置团主（坊、团之名，均源自西魏），大业三年，改原有之骠骑将军府为鹰扬府，归十二卫统辖。（均《隋书》二八）以上所举，无非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实质上无大变化，陈氏乃云：“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殊不知西魏初置，职主禁卫，北周因之（见前文），于唐亦然（见下节），隋处于承上起下之时期，无所容其“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