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炀帝的暴政

在隋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贵族官僚不仅根据均田令占有大量土地，而且通过皇帝赏赐、仗势强夺民田等途径，获得巨额田产。如大贵族杨素，先后受赐田一百三十顷，在两京及诸方都会处的“邸店、水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来和、陆知命、樊子盖、卫玄、张衡和柳庄等官僚，也有不少赐田。隋统治者佞佛，赐予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其他财物。如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诏令于诸州名山之下置寺，“并赐庄田”。赐宣州妙显寺寺户五十。寺院还以宗教迷信等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贵族官僚和僧俗地主都对农民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农民从均田令中受田比贵族官僚少得多，又多不足应受额，衣食艰难。

隋文帝执政前期，比较节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帛丰盈，他也日益奢侈。如开皇十三年建仁寿宫，“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死者以万数”，并称赞监造官杨素是“忠臣”。其后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二所。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断加重。史称开皇年间国家“仓库盈溢”，至仁寿末年，天下仓库的存粮，可供五六十年食用。它虽反映了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暴露了隋王朝对农民压榨的苛重。甚至发生天灾，隋文帝都“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不许赈济。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隋文帝从开皇末年起，就开始使用严刑峻法。及至晚年，“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官吏则以残暴为干能，守法为懦弱，竞相鱼肉人民。

这一切，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开皇年间，“河东多盗贼”，蒲州刺史河间王弘将百余名起义者流放到边远地区。东阳（今浙江金华）陶子定、吴州（今江苏苏州）罗慧方聚众起义，围攻婺州永康、乌程等县，为检校括州事韦冲击破。华阴（今陕西华阴）地区“多盗贼”，隋王朝特选“世号为能”的殿内监荣毗前往镇抚。冉龙羌起义，攻打汶山、金川二镇，被资州刺史苏沙罗打败。

由于岭南刺史、总管等多贪赃枉法，如番州总管赵讷、刺史陆让，为政暴虐，聚敛大量财物，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请俚獠多有亡叛”。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俚李光仕聚众起义，隋文帝命上柱国王世积出岳州（今湖南岳阳），征发岭北军；前桂州总管周法尚驰往桂州，调集岭南兵，共同镇压。李光仕迎战不利退走。王世积部多遇瘴疠不能前进，遂顿兵衡州（今湖南衡阳）。周法尚部继续追击。李光仕保守白石洞。周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等家属，凡来降附者即还其妻子，诱降了数千义军将士。周法尚一面出兵与李光仕对阵，一面亲帅奇兵埋伏林中。当两军开始交战，周法尚立即驰击义军营栅，栅中人溃散，李光仕被杀。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隋文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往剿。师至衡岭，何稠派使者招降起义军洞主莫崇，并用酒食和甜言相骗。莫崇为其所惑，回洞后不复设备。何稠深夜领兵掩袭其洞，消灭起义军。象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象州东北）起义军首领杜条辽、罗州（今广东廉江北）起义军首领庞靖等，相继投降。何稠又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进攻罗寿起义军，罗州刺史冯暄围剿李大檀起义军，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隋文帝鉴于岭南夷、越等少数民族多次起义，出现“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的严重局面，任命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特许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可承制补授。令狐熙改变过去仅“以兵威相胁”的武力镇压办法，加强玩弄更加狡猾的“大弘恩信”的策略，一些起义军首领受骗归附，起义被瓦解。

当时，由于起义繁多，甚至在隋王朝统治中心——长安也不太平，尽管官府白天在长安进行大搜捕，但是，“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隋文帝十分忧愁，向群臣询问“断禁之法”。诏令：凡是盗一钱以上皆斩首，或三人共窃一瓜也处死刑；如能告密，则将起义者家产赏给告密者。不久，又以吴越之人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的借口，将江南诸州民间三丈以上船支统统收入官府，加紧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防范和镇压。

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民屈服。起义仍在各地不断爆发。开皇十七年七月，桂州人李世贤起义，隋文帝命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兵镇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三月，熙州（今安徽潜山）李英林起义，署置百官。隋文帝以扬州总管司马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围剿。同年，越嶲（今四川西昌西南）蛮也聚众起义。

仁寿年间，人民反抗斗争在岭南和蜀两大地区进一步开展起来。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十一月，潮（今广东潮安）、成（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市东南）等五州僚起义，隋文帝命高州酋长冯盎征发江南和岭南兵，将起义镇压下去。翌年十二月，交州俚帅李佛子起义，占据越王故城、龙编城和乌延城等地。隋文帝命瓜州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领二十七营进剿，至都隆岭，起义军二千余人主动出击，刘方打退义军后乘胜进逼李佛子大营，“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桂州山越起义军被洪州总管苏孝慈打败。番禺（今广东广州）夷僚起义军为右亲卫车骑将军薛世雄镇压。

益州总管蜀王杨秀，自开皇十三年后，更加奢侈无度，“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又令熟僚出奴婢，多杀无辜，聚敛民脂民膏，引起蜀民、尤其是夷僚等少数民族的愤怒。仁寿年间，“西南夷僚多叛”。隋文帝命通州刺史郭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征讨，义军坚持斗争一年多。嘉州（今四川乐山）僚起义军，袭败前来镇压的行军总管段文振于山谷，后因义军懈怠不备反为其所败。不久，嘉州夷僚又奋起反抗，向官军发起主动进攻，行军总管元褒率步骑二万，将起义军击垮。为了镇压再次起义的嘉州僚，隋文帝派将军周法尚和武通围剿。在起义军的英勇抵抗下，周法尚部失利，武通部归路被切断，武通被打死。遂州（今四川遂宁）僚起义时，隋文帝复以周法尚为行军总管。镇压起义后，又诏其便道征讨攻占嶲州（今四川西昌）城的乌蛮起义军。起义军主动撤离州城，散于山谷，周法尚见武力不行，就使出“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手腕。当起义军首领为其所骗，尽归营栅聚饮相贺时，他立即发兵偷袭，俘起义军将士数千，男女万余。资州（今四川资中）山僚起义，众至十余万口，声势颇大。起义军围攻大牢镇，资州刺史卫玄前往起义军营游说利害，起义军首领为其所惑，撤围退走而溃散，山僚起义，蜀王遣骠骑将军王仁恭镇压。

隋文帝为人刻薄，猜忌大臣，“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其诸子为争权夺利而暗斗明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晋王杨广勾结杨素等除掉了太子杨勇，谋害了卧病的隋文帝，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窃取了皇帝宝座，他就是中国历史上以荒淫和残暴著称的隋炀帝。

隋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国富民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上台伊始，便大兴土木，百役俱兴。仁寿四年十一月，征发山西、河南丁男数十万，在洛阳之东掘一弧形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南平县）、汲郡（今河南汲县），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拱卫洛阳。次年三月，隋炀帝命杨素和宇文恺于伊洛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仅九十天就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洛阳城，以便更好地控制关东及江南广大地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营造舆服仪仗，课天下州县献骨角、齿牙、毛羽，朝命夕办，百姓被逼到处网罗，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又用高价购买。“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七月，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南），长千余里，“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又于太行山“开直道九十里”。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自榆谷以东的长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底，修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

史称隋炀帝五日不修宫室，并“广召良家，充选宫掖”，穷奢极侈。大业元年三月，他于东京修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自西京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所。五月，于东京筑西苑，周围二百里，内有人造海，海内高百余尺的蓬莱、方丈和瀛州三仙山上，琼楼玉宇，向背如神。北来的龙鳞渠，蜿蜒注入海中。渠畔立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事，堂殿楼观，华丽非凡。秋冬宫树凋零，则翦采如华叶，缀于枝头，色旧易新，使其常如春天。池塘剪彩为荷芰、菱芡。苑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无处不满。十六院争用花样翻新的办法献媚求宠。隋炀帝则喜欢月夜里，在数千宫女簇拥和“清夜游曲”的丝竹声中，骑马游西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大业三年在太原建晋阳宫。“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但是隋炀帝“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于是又营汾阳宫等。

隋炀帝“年年历览，处处登临”游玩。在他执政的十三年半里，呆在皇宫不足一年。他“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南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至塞外，足迹几遍神州。每次巡游，都有大批军队护卫，还有许多贵族、官僚等侍从，仪仗舟车均极端豪华。所至之处，民众要为他开路、修河、营建行宫别馆，供奉水陆殊味，献食“丰厚者进（官爵），疏俭者获罪”。官吏为求恩市宠，无不百般搜括，甚至“逆折（预收——引者注）十年之租”，并从中渔利，千百万民众为此倾家荡产，生计断绝。如大业元年，隋炀帝为出游江都，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复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达于淮河，又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筑御道，植柳树。接着，隋炀帝又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建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一切准备就绪后，隋炀帝于同年八月出游江都。他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四层，殿堂全由金玉装饰，豪华无比。皇后所乘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一样。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和蕃客等所乘漾彩等船，也都金碧辉煌。挽船士八万余人，称殿脚，都穿锦彩制成的袍。四十余万步骑夹岸而行，整个船队绵延二百余里，旌旗蔽野，干戈如林，浩浩荡荡，亘古未闻。所经州县，五百里内奉命献食，多者一州至百抬，皆水陆珍奇，吃不完的，出发之际，多埋弃地下。隋炀帝在江都，每次出游，仪仗羽仪，均填街溢路，绵亘二十余里。第三次游江都，新造龙舟等船只，比杨玄感起兵烧毁的旧龙舟等还要大，耗费资财更甚于前。

为了满足好大喜功的贪欲，隋炀帝“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他不惜耗费巨额钱财，不断亲率数以十万计的庞大军队，巡边耀武，炫夸威风和富有。“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如大业三年出巡榆林时，拥兵五十余万，马十万匹。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七月，西幸回归，在凉州之西的大斗拔谷遇暴风雪，“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为了诱引少数民族首领和西域商人向他顶礼膜拜。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起，每年正月在洛阳端门盛陈排场极大的百戏散乐，为了夸富而以绢帛缠树，免费供应酒食，“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对于高丽隋炀帝“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

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起，隋炀帝就开始了攻打高丽的准备工作。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作为进攻的大本营。“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六年，严令检查、更新兵器，滥恶者处以死刑。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亲临涿郡（今北京西南），声称“高丽（王）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间罪辽左”，诏令天下士卒，不论远近，必须按期到达。陆军集于涿郡。由征发来的江、淮以南水手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组成的水军，则集于东莱（今山东掖县）。又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造战船三百艘，限期急促，监工凶残，逼迫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同年五月，隋炀帝命河南、淮南和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供将士推运衣甲幔幕。征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七月，命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送黎阳、洛口等粮仓之米于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隋炀帝还征发民夫运粮积于泸河、怀远二镇（均在今辽宁西北部），“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当时有不少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谓之“福手”、“福足”。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隋炀帝下诏亲征高丽。隋军分左、右两路，每路十二军，从涿郡出发，水军则由东莱渡海，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每天发一军，相距四十里，四十天发完。旌旗亘千里，刀枪如林，鼓角震天，由于高丽军民凭险坚守，以逸待劳，而隋军一切行动均由不懂军事的隋炀帝指挥，馈运不继，麦铁杖等大将阵亡，陆军主力被阻于辽东城（今辽东辽阳县内），“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宇文述、于仲文率领的进攻平壤的三十万五千人，攻至距平壤三十里处，粮尽引还，被高丽军四面截击，溃散于萨水（即清川江）畔，仅“二千七百人”逃回辽东城，辎重损失殆尽。来护儿统率的水军，渡海至平埌城下，遭到伏击，也几乎全军复没。隋炀帝不顾臣下谏阻和人民反对，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六月，正当他在辽东城下亲督大军与高丽激战时，突然传来了杨玄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的告急消息，兵部侍郎斛斯政又叛逃高丽，隋炀帝慌忙退兵回救老巢。高丽蹑后全军出击，隋军损失甚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杨素之子，任礼部尚书，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隋炀帝第二次打高丽时，命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后方兵力空虚，以为这是取隋代之的良机，遂打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旗号，起兵反隋。苦于徭役、兵役的农民“纵乱者如市”，不少贵族官僚子弟也投奔他，众至十余万，声势颇大。由于杨玄感信用贵族官僚子弟和降官，不可能真正依靠广大民众。他采取“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的“下计”，因而在隋炀帝从辽东撤回的隋军主力打击下，迅速失败了。杨玄感起兵虽是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但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激烈到公开对抗的程度，很难继续统治下去了。骄横愚蠢的隋炀帝仍不死心。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初，又发动了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战争。由于“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大举进攻已不可能。而连年频遭战祸的高丽，亦极其困弊，遣使求和，隋炀帝遂顺水推舟，允其所求，以便集中全部兵力镇压国内的人民反抗斗争，稳固他的统治。因高丽王高元不遵隋炀帝命其亲来朝拜的诏令，隋炀帝大怒，欲重开战端，兴师问罪。然而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已使隋炀帝自顾不暇，这次讨伐化为泡影。隋炀帝对高丽的战争使中国和高丽人民蒙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在客观上一次比一次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大起义的发展，加速了隋王朝的彻底灭亡。

由于无休止的繁重徭役和兵役经常在农忙季节征发，行者不归，“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瘟疫流行，而隋炀帝根本不管民众死活，“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民众“弱者自卖为奴婢”广大民众实在活不下去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