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大洞内，“有狂冠数万”，隋炀帝命陈杲仁将兵“平之”。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数十名素冠练衣之人，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出世，闯入洛阳皇城端门，夺卫士兵仗，突入宫中起义，与齐王的卫兵遭遇，战败被杀。“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同年六月，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隋炀帝遣鹰扬杨白泉击破义军。十二月，朱崖（今广东儋县）人王万昌“作乱”，隋炀帝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王万昌被镇压。不久其弟王仲通继起反抗，也被韩洪击败。以上星星之火，虽旋起旋被扑灭，但它却预示着农民大起义的燎原烈焰行将腾起。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秋，农民起义在山东一带不断爆发。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和孟让，拥众据长白山，进行反隋斗争。王薄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通晓当今世事的人。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传唱：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横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号召民众不到辽东为隋炀帝打高丽送死，拿起刀枪造反。它唱出了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的心声，“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众至数万。官军前来围剿，屡被义军击败。

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人在清河（今河北清河北）境内进行反隋斗争，不久，义军扩至数万。

县（今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集百人在清河之曲反隋。

平原郡（今山东陵县）豪富刘霸道，“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以豆子（今山东陵县东）为根据地，进行反隋斗争。

此外，“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大业七年开始兴起的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发生在今山东、河北一带。他们均在本地活动，比较分散，彼此没有密切联系，规模也不大，它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这时隋炀帝的注意力集中在准备打高丽上，但他对广大人民的反隋斗争十分仇视，“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他还下令“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想用血腥屠杀的高压手段遏止人民反抗斗争。但是，“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不顾天下义军竞起的严重局势，发动了第一次规模空前的侵略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的不义性质，隋炀帝指挥无能，在高丽军民顽强抵抗下，隋军大败。又遭“大旱，（瘟）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不仅依然骄奢淫佚，密诏江淮南诸郡每岁为他贡纳民间“姿质端丽”的童女；而且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又迫不及待地诏征天下兵于涿郡前线，大肆募兵为骁果，修缮辽东古城贮军粮，准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攻打高丽的战争，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盗贼四起”，掀起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其中比较大的义军有：

平原郡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

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白瑜娑领导的“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隋炀帝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

杜彦冰（一说杜彦永）、王润率领的另一支义军，攻破平原郡，“大掠而去”。

江宁（今江苏南京）乐伯通，聚众十万，朝请大夫陈杲仁奉隋炀帝之命讨伐。

济北（今山东聊城一带）韩进洛，聚众数万起义。

渤海（今山东阳信西南）孙宣雅，在豆子聚众数万，进行反隋斗争。

齐郡（今山东济南一带）裴长才、石子河率义军二万攻打章丘城，毫无准备的齐郡丞张须仓促拒战，被义军“围百余重，身中数创”，援军赶来，张须才侥幸未死。

北海郡（今山东益都）郭方预聚众三万，攻陷郡城。又与秦君弘等义军联合围攻北海郡，兵威强盛。由于他们恃强无备，为张须等袭破，数万义军被杀，损失辎重三千辆。

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孟海公，保据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城，“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河间（今河北河间）格谦，在豆子进行反隋斗争，有众“十余万”。

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有张须十分凶悍负隅顽抗。王薄进攻鲁郡（今山东兖州），张须蹑其后，乘其恃胜未设备，选精兵出其不意地在岱山（今山东泰山）下击败义军，杀数千人。王薄收亡散万余人，将北渡黄河，张须追至临邑（今山东济阳西南），又败义军，杀五千余人，获牲畜数以万计。王薄遂联合“孙宣雅、石柢、郝孝德等众十余万”，进攻章丘，张须率步骑二万袭击义军，失利的义军在散走时，又遭其舟师的拦击，义军辎重丧失不可胜记。

隋炀帝命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征讨张金称等义军。县令杨善会向他献计，不被采纳，为张金称等所败，“亡失甚多”，义军轻蔑地称他“段姥”。段达后用杨善会参谋军事，才摆脱困境，并多次打败义军。其后，张金称复引“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破黎阳而还，军锋甚盛”。

隋炀帝又命武贲郎将王辩、平原通守杨元弘和擢升清河郡丞的杨善会联兵进剿。杨元弘和杨善会率马步偷袭张金称军大本营，王辩出兵助战。张金称立即从进攻冠县（今河北冠县）的前线撤军回救，击败王辩军，保守大本营，各路隋军不得已退走。

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

隋炀帝在暴力镇压的同时，又玩弄“抚慰”伎俩，以瓦解义军。如命越王长史崔颐“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万余人”。《隋书》卷七二《李德饶传》又云：隋炀帝允许聚众渤海的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起义军归降，格谦等遣使上书炀帝：若使德行为当时所重的金河长李德饶来，“即相率归首，”后因其行至冠氏县被其他攻城起义军杀死，格谦等归降事遂不了了之。

同年六月，大贵族杨玄感起兵，客观上大大削弱了隋统治阶级力量，有利于广大民众反抗斗争，反隋炀帝暴政的斗争从此掀起第二个高潮。当时“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金）秤（称）、王须拔等凡二十七项，多者十余万，少者不下十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首帅也有名称，或云乞见敌、嫌头方、彻春顽、勿惜死，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江南一带也是“百姓思乱，从盗如市”。

余杭（今浙江杭州）刘元进举兵响应杨玄感，“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吴郡（今江苏苏州市）还俗道士、昆山县博士朱燮，带领数十名学生举兵响应杨玄感；隐居常熟的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管崇，亦聚众起兵，自称将军，他们共“拥众十余万”，迎刘元进为盟主。刘元进遂据吴郡称天子，朱燮、管崇俱任尚书仆射，署置百官，建立政权，“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史以应之”。隋炀帝命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进剿。刘元进攻打丹阳，败于吐万绪，进击润州也遭挫折。吐万绪进屯曲阿，与刘元进相持百余日。刘元进失利，义军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吐万绪乘胜攻打屯兵毗陵的朱燮、管崇，义军退保黄山。吐万绪围攻，管崇等五千余人战死，三万余口子女被俘，但是“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不久，吐万绪和鱼俱罗获罪于朝廷。隋炀帝改命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继续镇压义军。王世充初战不利，退保延陵栅，后因风掩击义军获胜，从此频败义军，刘元进和朱燮均被王世充所杀。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阬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血的教训擦亮了民众的眼睛，幸存者，“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梁郡（今河南商邱县南）民韩相国，举兵声援杨玄感，被其封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打郡县。杨玄感兵败，韩相国军随之逐渐溃散，韩相国本人为隋吏执杀。

隋炀帝在不断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命天下郡县和驿站筑城，加强防卫力量。在平定杨玄感起兵后，对御史大夫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裴蕴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遂以搜捕杨玄感党羽之名，大肆镇压民众。三万余人被杀，并“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杨玄感在东都开仓赈给百姓时，“凡受米者，皆阬之于都城之南”。此后，隋炀帝对造反民众的惩处更加野蛮。《隋书·刑法志》云：“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辕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噉其肉”。隋炀帝以为用此严刑峻法可以根除民众反抗，而效果却适得其反，民众更加愤怒，“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信安郡（今广东高要）人陈瑱，拥众三万，攻占本郡。

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吴海流、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彭孝才聚众起义，有“众数万”。攻占怀仁县后，转入沂水，保五不及山，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留守董纯所败，董纯将被俘的彭孝才车裂而死，义军溃散。

梁慧尚率众四万，攻占苍梧郡。

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人李三儿、向但子起义，众至万余。

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被隋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以长白山为根据地的王薄和孟让等领导的义军，这时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渤海格谦义军和孙宣雅义军也都拥众十万，四出攻打郡县，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在山东的统治。

右侯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义军所杀，张金称有众数万。

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奉，“日数百千人”，准备以召开佛教的无遮大会为名，举兵袭击隋炀帝在高阳（今河北高阳）的乘舆。后因泄密，宋子贤被捕遇害，千余家受到连坐处罚。

桑门向海明（一说向海公）于扶风（今陕西风翔）自称弥勒佛出世，以“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吸引信徒，被三辅地区民众称为大圣。向海明遂倡议反隋，众至数万。他自称皇帝，改元白乌，在扶风与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之间活动。后被隋太仆卿杨义臣镇压下去。

东阳娄世干义军，共有二十万人，在婺水一带反隋。司徒陈杲仁奉诏率兵征讨。

在这一年里，农民的起义不仅在广度上大大超过以前，并从山东、河北一带迅速扩展到西北和广大江南地区，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义军开始突破孤军奋斗的圈子，与其他义军联合作战，反映出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隋末农民战争在向纵深发展。

由于隋炀帝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初，再次在全国征兵，妄图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攻打高丽的战争，弄得民众更加困苦不堪，促使更多的人起来造反。“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秦陇盗贼蜂起”。因此，在大业十年里，人民反抗斗争掀起了第三个高潮，又新崛起了许多支义军。

扶风人唐弼“立陇西李弘芝为天子，有徒十万”，自号唐王。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张大彪（一说张大虎），聚众数万，保悬薄山，进攻徐、兖。榆林太守董纯起初闭营不战，待义军不设备时，出精兵攻打义军，义军失利，张大彪牺牲。

鄱阳（今江西波阳）义军群起，隋炀帝命被阻于此的新任南海太守刘权募兵征讨。他用“说以利害”的欺骗手段将义军瓦解。

宋世谟（一说宗世谟）义军攻占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弘化、延安（今陕西延安）等郡义军群起，所在屯结。延安人刘迦论拥众十万，与稽胡刘鹞子率领的义军相呼应。隋关内讨捕大使屈突通帅关中兵围剿。屈突通屯兵于安定，不与义军交锋，军中均以他为怯懦，屈突通遂杨言旋师而潜入上郡（今陕西县），乘刘迦论无备，夜袭其营，杀刘迦论等万余人，男女数万口被俘。

郑文雅、林宝护等率义军三万，攻陷建安郡（今福建福州），杀太守杨景祥。

隋炀帝从攻打高丽的前线怀远镇回师，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杨公卿（一说阳公卿），率八千人袭其后卫第八队，俘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

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胡刘苗王举兵反隋，自称天子，以其弟六儿为永安王，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伐，不能取胜。当时这里百姓饥馑，相聚起义，离石郡太守杨子崇进行镇压，捕杀义军数千。

司马长安义军攻破长平郡（今山西高平南）。

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王德仁聚众数万，以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为中心，四出活动，声震数州。

齐郡人左孝友率领的义军，“众将十万”，屯蹲狗山（在今山东招远北），张须陁列八风营逼压，复分兵扼其要害，左孝友窘迫投降，“其党解象、王良、郑大彪、李等众各万计”，均被张须消灭。转战于沂水的彭孝才，也被彭城留守董纯打败。有“众十余万”的涿郡卢明月，在祝阿（今山东禹城南）与张须相持十余日，张须陀兵少，粮尽退兵，使其将秦叔宝、罗士信分领千兵伏芦苇间。当卢明月追击张须时，伏兵偷袭卢明月大营，纵火焚其营栅，卢明月闻报仓促奔还，张须回军夹击，大破义军，卢明月仅以数百骑突围。

吕明星、帅仁泰（一说师仁泰）、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攻扰济北郡，被张须击走。

隋炀帝鉴于国内人民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集中兵力镇压义军，他乘高丽王乞和之机，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攻打高丽的主力部队撤回，以镇压人民起义。因此，山东、河北地区的义军，遭到不少挫折。加上这个地区经济破产，灾荒连年，缺吃少穿，义军的活动难以继续开展，许多义军遂向隋王朝兵力比较薄弱的江南一带转移，以图发展。大业十年底，孟让率军“十余万”，自长白山南下江淮，至盱眙（今江苏盱眙），据都梁宫。隋炀帝遣江都丞王世充讨伐。王世充据都梁山设五栅，佯示赢弱，相持不战。至孟让轻敌懈弛，便移灶撤幕设方阵，毁栅出击，义军大败，孟让以数十骑投奔瓦岗军，部分溃散义军归附在淮南地区活动的张善安领导的起义军。张善安是兖州方与（今江苏鱼台西）人，年十七便聚众起义，有众百人，至此壮大为八百人，袭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渡过长江，依附林士弘义军。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初，隋炀帝大宴百官，并“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就在他夸口“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的同时，隋炀帝下令“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企图把民众强行迁徙到城里来，实行坚壁清野，割断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同时使“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通逃”，以防止越来越多的民众逃亡和参加义军。但是，“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徭役既重又急，无法生存，这就逼使更多的民众铤而走险。所以在这一年里，农民起义继续发展，又有一些新义军兴起。

齐郡颜宣政聚众起义，为隋武贲郎将建毗击败，数千男女被虏。

上谷（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国号燕，其亚将魏刁儿（一说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攻燕、赵，为隋将段达、郭绚击败。

上谷宋金刚义军有众万余人，在易州边境与魏刁儿义军互为表里。

幽州（今北京市一带）杨仲绪率义军万余攻打北平（今河北卢龙一带），被隋将李景击败，杨仲绪牺牲。这时北平一带“盗贼蜂起，道路隔绝”。

彭城魏骐义军，有众万余人，据单父（今山东单县），攻鲁郡，被隋将董纯击败。

卢明月率领十余万义军进攻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一带。

谯郡（今安徽亳县）人朱粲，原为县小吏，大业末年从军讨伐长白山义军时，转而聚众起义，后“拥众数十万”。他迁徙无常，引军渡淮，攻打竟陵、沔阳，转战荆、襄等地，所向披靡，汉南诸郡多为朱粲攻占。

绛郡（今山西新绛）敬槃陀、柴保昌义军有众八万人，隋汾、晋地区长吏难以将其镇压。

隋炀帝特别诏令以“果于杀戮”著称的樊子盖发关中兵进剿，“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有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对于他的疯狂屠杀，“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樊子盖的数万大军，一直不能取胜，隋炀帝无奈，只好走马换将，以李渊代之。李渊改用剿抚兼施策略，在频繁攻打义军的同时，对“来（降）者，引置左右，推赤心待之，……遂相率归者，前后至者数万余人，贼散去他郡”。

在这一年里，关中一带和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等地，也兴起了不少农民起义军，有的义军声势还相当大。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大朝会，照例应来京觐见隋炀帝的天下诸郡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而“反者，多如毛，群盗所在蜂起”，整个政治形势更加不利于隋王朝。隋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义军。又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筑宫苑于其郡东南，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仿洛阳西苑之制，而奇丽又过之。还欲修皇宫于会稽，以便南逃。新崛起的义军有：

雁门（今山西代县）人翟松柏聚众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附近郡县。

东海人卢公暹率众万余，保于苍山（今山东苍山）。

此外，以前兴起的各地义军，这时也有新的发展。张金称义军先后攻占平恩（今河北馆陶西北）、钜鹿（今河北钜鹿）、武安（今河北武安）和清河等地。魏刁儿部将甄翟儿复称历山飞，拥兵十万，转攻太原，“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实力相当强大。隋将潘长文奉旨征讨，被甄翟儿击毙。

隋炀帝问宰相苏威征讨高丽之策，苏威不愿其行，并欲使炀帝知道当时天下义军群起情况，答称若“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其中特别提到“关内奴贼”山东历山飞、张金称、河南王薄、孟让等，说明“关内奴贼”也是一支势力相当强大的著名反隋义军。

从大业七年秋开始发动的农民大起义，至大业十二年七月，除前述上万、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这些较大起义军外，其它小股造反队伍，则比比皆是。农民起义军虽人多势众，士气高昂，但终究是一哄而起，武器简陋，组织涣散，不懂兵法，缺乏必要的将领，故其“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又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乡土地域观念较强，致使起义军往往互不联系，力量分散。而当时的隋王朝，却有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上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经济力量也十分雄厚。因此义军兴起后，遭到隋炀帝的残酷镇压。然而残酷镇压是不可能将这些“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的民众压制下去的。他们“人自为战”、“败而复聚”，形成一股攻无完城、野无横阵的铁流，隋王朝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也逃脱不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的惨败下场，更不用说那些色厉内荏的郡县长吏了。

在这种形势下，隋炀帝表面上“耻有盗窃之声，恶闻丧乱之事”，内心深处，却“魂褫气慑”。据史载，自大业八年以后，他“每夜眠，恒惊悸，云旮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大业十二年四月，大业殿西院发生火灾，隋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至五月，当他听说农民起义军已近在距洛阳仅一百八十里的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内），就再也不敢呆在皇宫里了。七月，江都新造龙舟等船支送到洛阳，大臣宇文述劝隋炀帝去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右侯卫大将军赵才谏阻：“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隋炀帝大怒，“以才属吏”，十天后，怒气消，才将他外放。朝臣皆不欲行。而为了自身的安全，并镇压江淮一带蓬勃发展的农民反抗斗争，“（隋炀）帝意甚坚”，隋炀帝于朝堂杖杀上书极谏的建节尉任宗。奉信郎崔民象又“以盗贼充斥”上表谏阻，也被隋炀帝怒斩。然后胡诌了一首“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的诗，留别宫人，带着小朝廷，匆匆逃往江都。车驾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至梁郡，郡人再次拦车驾极谏，已成惊弓之鸟的隋炀帝一概不听，杀王爱仁等而后行，“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妄图割据江南，作垂死挣扎。

全国农民起义方兴未艾。除原来各支义军不断发展外，又有不少新的义军勃兴。

冯翊（今陕西大荔）孙华聚众起义，其实力之强，为关中诸义军之冠。

恒山（今河北正定县南）赵万海义军，“众数十万”，攻打高阳（今河北高阳东）。

郭六郎率三千义军攻打并州平城县（今山西太原东南）。

东海杜扬州、沈觅敌等聚众起义，众至致万，为隋右御卫将军陈稜击败。

安定人荔非世雄杀临泾令举义，自号将军。

河池郡（今陕西凤县西）山区，有一支万余人的起义军，后被郡守肖击降。

鄱阳人操师乞聚众起义，攻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以其同乡林上弘为大将军。隋炀帝命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征讨。操师乞不幸中流矢而死。林士弘代统其众，杀刘子翊于彭蠡湖，义军发展至十余万。不久，林士弘称帝，以王戎为司空，攻夺九江（今江西九江）、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南康（今江西赣州市）和宜春（今江西宜春）等郡，“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北起九江，南及番禺的广大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

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张金称、杨公卿、时秀康和魏刁儿等部义军，攻打河北诸郡，隋将败亡相继，只有虎贲中郎将王辩和清河郡丞杨善会曾多次打败义军。

隋炀帝命王世充将兵攻打格谦，义军失利，格谦被杀。其部将高开道收集余部，继续进行斗争，先后攻占北平、渔阳二郡，自临渝至怀远，皆破有之”，众至万人，北连突厥。

怀戎（今河北涿鹿西南）浮屠高昙晟，杀县令起义，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法轮，遣使约高开道为兄弟，封齐王。高开道率众归附。居三月，杀高昙晟，“并其众，复称燕王，建元，署置百官”。

隋炀帝命太仆卿杨义臣征讨张金称。张金称扎营于武安郡平恩东北，杨义臣引兵据永济渠为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张金称挑战，杨义臣约与其战，至时又不出战，“如是月余，义臣竟不出”。张金称以为杨义臣胆怯，屡次“逼其营詈辱之”。杨义臣声称明日决战，张金称以为又是谎言不加戒备。杨义臣挑选精骑二千，深夜偷渡清河，伺张金称离营，立即攻入其营。张金称引兵还救，杨义臣从后追击，义军大败，张金称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不久张金称为杨义臣所俘。“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农民英雄张金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未死间，歌讴不辍”。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隋炀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求救者，虞世基皆不以实情上奏，诡称“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隋炀帝信之不疑，反而仗责使者，以为妄言。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弹劾虞世基，反被降职。因此“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

隋炀帝逃往江都后，江淮郡官谒见时，“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如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升任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广大农民所受压榨更加厉害，“生计无遗”。因此，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里，农民起义军继续在各地进行反隋斗争，并有不少义军崛起。

卢明月进攻河南，转战淮北，“众号四十万”，隋炀帝命王世充征讨。两军会战于南阳，义军失利，卢明月牺牲，义军溃散。

弘化（今甘肃庆阳）人刘击成聚集万余人起兵反隋，声震傍郡。

徐圆朗率数千义军攻破东平郡，分兵攻郡打县，占有琅邪以西、北至东平一带，义军发展到二万余人。

王子英聚众起义，攻破上谷郡。

庐江（今安徽合肥）张子路义军，被隋右御卫将军陈镇压。陈复渡清江击宣城义军。李通德率义军“十万寇庐江”，被隋左屯卫将军张镇州击破。

房宪伯义军攻占汝阴郡（今安徽阜阳）。

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奴贼”数万人，围攻扶风郡，太守窦据城顽抗。经数月围攻，义军食尽，多有离散，其中千余骑归附起兵歧、雍间的地主武装首领丘行恭。丘行恭利用归附的酋渠进行劝降，同时率五百人携牛酒、米麦伪装慰劳，杀害奴帅，兼并了这支奴军。

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阳世洛聚众万余人攻打城邑。武贲郎将高毗败济北郡甄宝车义军于山（在今山东聊城东南）。颍川（今河南许昌）沈柳生义军攻打割据罗川的隋官肖铣，后者作战不利，遂以中兴肖梁相欺骗，沈柳生归附肖铣，旋被杀害，义军溃散。

康老和聚众起义于张掖（今甘肃张掖）。南海（今广东广州）义军竞起，多次攻打郡城，太守刘权倚城固守。

桂阳（今湖南郴县）人曹武彻举兵反隋，建元通圣。

张善安义军攻占庐江郡。

灵寿（今河北灵寿）郗士陵聚众数千反隋。

大业末年聚众起义，或活动于这个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则有：

李青蛙起义于淮左（今安徽境内），后为隋将刘德威杀害。

起义丹阳（今江苏南京）的吴棋子义军，俘获奉隋炀帝之命于上江督运的原丹阳留守刘子翊，“子翊说之，（吴棋子）因以众降”。

长白山义军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城大败隋军。

虢州卢氏（今河南卢氏）张士贵聚众起义，“攻剽城邑，远近患之”。

邵江海据歧州（今陕西凤翔）起义，号新平王，隋炀帝命陇州刺史叔孙老征讨。

并州（今山西太原）王君廓，大业末年聚众反隋，攻打夏县（今山西夏县）、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河东丞丁荣一面拒战，一面遣使招降。王君廓伪称归降，“（丁）荣轻之，因陈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荣军还，掩击，破之”。王君廓又与韦宝、邓豹等义军联合攻打虞乡（今山西永济）等地。

杨厚起义军进攻北海县，生俘前来刺探军情的石门府队正松，义军后被隋炀帝派来的户曹郎郭子贱击败。

此外，尚有一些起兵者，因史籍记载简略，仅言某人据某地，难以判断其为农民起义还是地主起兵，只好留待以后查考了。

总之，从大业七年开始的农民大起义，到隋末，除“剑南独无寇盗”外，其他地方几乎无处不有。史称农民起义“星离棋布，以千百数”，“相聚萑蒲，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小盗阻山泽者万数”，“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参加起义的人，有“避征役者”、无产业者、渔猎之手、盐户、奴婢、儒生，下层僧道、少数民族、逃兵、商人和中、小地主等，就是说，隋炀帝的暴政及其对民众造反进行血腥镇压，激起了不同阶级，阶层和各民族人民的普遍愤怒，几乎全体民众都加入了这场反暴政的斗争行列，其势犹如大海的怒涛，席卷了神州大地，猛烈地冲击着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色厉内荏的隋炀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终日长醉浇愁，贮毒药以备随时自尽，对镜哀鸣“好头颈，谁当斫（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