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师蜂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三、东南及长江流域

四、岭南

以上共百余人，山东西及河南占其过半，盖三伐高丽，最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极烈，故民众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刘武周（均《隋书》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窦建德（《旧唐书》一）、薛举、李轨、高开道（均同上五五）、梁师都、刘季贞（均同上五六）、张长逊（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鉴》一八八）等，因接近北边，恐强敌拊背，往往连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渊（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辞厚币，改书为启，乞借马匹，及突厥使来，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不惜一时屈辱，他复何论。大抵始毕兄弟虽欲释憾于隋炀，亦欲效他钵故智，挟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灭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奔突厥，他钵举兵南向，声言与高宝宁共立绍义作齐帝，为其报仇，见《北齐书》一二《绍义传》），故宇文化及败后，处罗可汗即遣使往窦建德处，迎取隋炀之萧后及其孙政道，处之定襄，号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隋书》五九《齐王暕传》）李渊起兵之初，与始毕书云：“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言）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一）盖已窥突厥之隐，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饵之，免其乘我后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为隋朝官吏者有梁师都、薛举、李轨、郭子和、刘武周、翟让、李密、罗艺、时德、朱粲、萧铣等十余人。桑门（即沙门）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刘步禄、刘苗王、刘季贞），中亚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禄山一流，觊觎汉土，不得与于义师之列。

群雄中可纪者：王薄据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通鉴》一八一）

刘霸道家平原东之豆子，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食客常数百人，及义师起，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同上；按即《隋·本纪》之李德逸一支）。

余杭民刘元进起兵应杨玄感。会帝发三吴兵再征东，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通鉴》一八二）

章丘杜伏威起事，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徒推以为帅。伏威使人谓下邳苗海潮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海潮即帅众降之。隋将来整击伏威，伏威败，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逃，更有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同上）伏威常选敢死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宠遇甚厚，攻战辄令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谓其退而被击也。获得资财，皆以赏军，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同上一八三）

较特出者为窦建德及刘黑闼。建德，漳南人，高丽之役，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被选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匿建德家，官司踪迹至，建德谓安祖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耶。”乃集少年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郡县疑建德与群雄通，收其家属悉杀之，建德亡归高士达。久之，安祖为张金称所杀，余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苦，由是人争归附，为之致死，拥兵十余万，大可有为。卒以违势愎谏，舍易（收河东）取难（救王世充），一战被擒，起军六年而灭。黑闼初隶建德，建德败，据其故地，为秦王世民（太宗）所破，奔突厥。既而借突厥兵入寇，武德六年二月，建成、元吉合兵败之。

割据稍久者唯梁师都，屡引突厥入寇，并为主谋，颉利之直逼渭桥，固其计也。使诸附突厥者皆如师都所为，中国之统一，必大受妨碍。贞观二年，太宗乘颉利政乱，遣柴绍等攻之，其部将斩师都以降，自起至灭，凡十二岁。

坊间旧说部盛陈瓦冈寨（在东郡界）之绩，然言其人物，则有李玄霸，此太宗之弟也，事已不可信。（“四十八路烟尘”似因《新唐书》举出四十八人而发生。）秦琼（叔宝）、程咬金（知节）、单雄信等虽尝事李密，然未必皆瓦冈旧人（如秦琼）。翟让既破隋将张须陀，便欲“还向瓦冈”，则亦陈胜之流而已。

陈寅恪《述论》谓宇文泰所创之关中本位政策，经北周及隋，维持至于唐初；政策之最主要者曰府兵制，“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一五及五一页）按内重外轻，莫如炀帝，其时府兵制又未破坏，依陈氏之论，宜若炀帝时地方革命无成功之望，而炀帝竟为地方革命所推倒（炀之被弑，实由革命势力所促成）。由是，知地方革命之成功与否，别有其主要原因，不系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大致言之，革命军之共同目标，最初是推翻专制魔王。迨隋炀丧身，目标猝失，除去少数利用时机别有野心者外，一般人愤气骤平，急思安静；且其认识限于时代性，无能冲破严固的封建关锁，提出新政策、新口号以相呼召，或困于乡土思想与地盘思想（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六六页所云），或则举棋无定，进退失据（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四六——九页之批评建德），全局遂转入混乱与割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