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即位后，立勇为太子。又惩宇文氏以孤弱而亡，开皇二年，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广为尚书令。洛州置河南道行台，俊为尚书令，领关东兵。益州置西南道行台，秀为尚书令，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又以诸王年少，特选精良有才者为之僚佐。

勇初立，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参决之。后因冬至勇张乐受百官朝贺，恩宠始衰。勇多内宠，尤嬖云昭训，独孤后代选之元氏妃又暴卒，益招母后之忌。广觊其隙，深自矫饬，务为俭素，临还扬州，入内辞后，自称恐被勇暗算，后信之，益恶勇。广又内联杨素，横加媒蘖，开皇廿年，遂废为庶人，改立广为太子。及文帝崩，广伪造遗敕赐勇死，所生十男皆被杀。至文帝之崩，史文犹有疑辞焉。

俊平陈后，授扬州总管，转并州，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又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颇好内，妃崔氏毒之，遇疾征还（开皇十七），数岁而卒。生二子，后皆为宇文化及所害。

秀封蜀王，其镇蜀也，奢侈违制，车马被服，拟于天子，为广及杨素等所构，仁寿二年（六○二）征还京师，幽闭之。化及之乱，秀及诸子皆被害。

谅封汉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翌年，起辽东之役，谅为行军元帅，无功而还。常以勇、秀幽废，怏怏不平，阴有异图，会文帝崩，诏徵入，不赴，发兵反，兵败而降，竟以幽死。子颢亦于化及之乱遇害。

《隋书》（卷二）称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参看《隋书》二四《食货志》）然开皇十三年岐州仁寿宫之筑，“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书》四八《杨素传》）已不能以身作则。且诸子就藩，年方弱冠（开皇元年，广年十三），声色货利，诱惑易进，一也。辅佐之人，依草附木，贡谀献媚，引入邪途，二也。广以欺诈而得立，启蜀、汉觊觎之心，三也。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古称：“知子莫若父”，文帝既不能察广之诈，而家庭之间，复多嫌忌，更陷于“父不父”之讥。弥留之际，乃言“独孤诚误我”，则所谓至死不悟也。身死之后，未及十五年（炀帝孙越王侗以唐武德二年被王世充缢杀）而仅存正道（炀帝子齐王暕所生）一脉，侗临终有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专制之流毒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