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厥及兰、河二州降胡，（《元龟》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同上九九一）是亦镇兵之流，太宗已自开其例，非一再传始破旧制。再从边兵方面观之，天宝初，河西节度领兵七万三千，陇右七万五千，原以备吐蕃，未几，安史难作，兵皆东调，吐蕃由是乘虚内侵，陇右十数州相继陷没。以我国幅员之广大，当日寇敌之环绕，缘边必须置兵，断为不易之论。汉踵秦制，郡国置材官，（《汉书·刑法志》）属于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后，乃渐并尉（或都尉）职于太守。（《后汉书》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后节度使权重，各置镇将领其事，收刺史之权，遂尔自作威福（见元和十四年乌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废，而在乎无良好兵制以善其后。

朱礼云：“人以为府卫之法坏而后有方镇之兵，不知府卫之法成而方镇之形已具，府卫坏于内而方镇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于倚镇兵，其来非一日之积矣。盖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又于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之兆，特待时而张尔。”（《汉唐事笺》后集三）推方镇之祸于太宗，对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区划，初与兵制无关，更未尝有十二道之设置（见下文）。景云二年（《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七同，惟《旧书》三八讹三年），拟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诸州，时议犹以权重不便而罢，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开元廿一年，分国内为十五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西汉之刺史，此为监察上之分区。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原治柳城），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南）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唐语林》八）次焉者有经略使一，曰长乐，福州刺史领之。守捉使二，曰东莱，莱州刺史领之，曰东牟，登州刺史领之。（《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三八）此为兵防上指挥之分划，只施行于沿边地域，腹内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设节度使，且与当日地理区划之十道，采访区划之十五道，其用各异，读史者最应分别清楚，无使混淆。至于边州军镇，除设置年份未详者外，如

玉门军属河西，武德中置。（高祖）

合川郡守捉属陇右，贞观中置。

江源郡（即当州）属剑南，贞观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均属陇右，仪凤二年置。

云中郡守捉及大同军均属朔方，调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军属河西，嗣圣初置。

清夷军属范阳，垂拱中置。

丰安军属朔方，万岁通天初置。

威武军属范阳，万岁通天二年置。

天兵军属河东，圣历二年置。

新泉军属河西，大足初置。

岢岚军属河东，长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远城、中城、东城及西城均属朔方，景龙中置。（中宗）

平卢军属平卢，开元初置。

绥和、平夷二守捉均属陇右，开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属剑南，开元三年置。

白水军属陇右，开元五年置。

安人军属陇右，开元七年置。

瀚海军属北庭，横野军属河东，恒阳、北平二军属范阳，振威军属陇右，宁远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置。

临洮军属陇右，昆明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移置。

威戎、宁塞、镇西三军属陇右，均开元廿六年置。

天宝军及平戎城属剑南，均开元廿八年置。

宁寇军属河西，天宝二年置。

振武军属朔方，天宝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贞观前者只三处，何因而归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则西南边十九处（陇有十三，剑南六），北边十五处（朔方八，范阳四，河东三），西边五处（河西四，北庭一），东边一处（平卢），西南边最多，置于开元年间者占十四，以其时吐蕃最可虞也。

朱礼之误，误于《新书·兵志》；《兵志》既将部分设置兵防之十节度使，混同于原日全国地域分划之十道，复大错特错，于十节度之外，无端创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连十节度为“十二道”，于是有“福州经略军一日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南道”之误文。钱大昕《考异》四五曾引《新书》三八，登州“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误一为二；又引莱州刺史领东莱守捉，登州刺史领东牟守捉，辨天宝以前初无河南节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无节度，江南亦无节度，长乐只福州刺史兼领之使。《新书·地理志》莱州云：“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蓬莱镇疑亦莱州刺史兼领。《新·兵志》种种错误，朱礼非徒不省，更以归咎太宗，可谓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陇右折冲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阳、平卢）陇右（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镇之大，且申言：“其曰军、曰守捉、曰城、曰镇，隶焉者大者二十余，小者亦不下十余，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为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务为禁卫，道远则难致，朱氏亦既知之（见前廿一节），是不应慨边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从二）、中（正三）、下（从三）之异，仆射从二，六尚书及卫大将军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扬、幽、潞、陕、灵（幽州即范阳，灵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则阶低于仆射，又非在六尚书之上。若高宗以后，吐蕃跳梁于西南，两蕃觊觎于东北，突厥猖獗于朔漠，边置重兵，由大将就近指挥应付，实迫切之图。惟通十节度镇兵凡四十九万，而范阳、平卢约占十三万（加入河东则为十八万余），则分配数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废食也。

或又批评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唐语林》八）朱礼亦云：“于是外镇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其观念无非深信陆贽“居重驭轻”之原则。然中唐时除去长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据之数镇外。其余镇兵饷项，依然仰给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挥调度，所失只在无久远处置之方；试观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泽潞，可作明确之反证。假如认定兵必驻内而后能消弭叛乱，则历史上变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军之地位固同于府兵（见上节），唐代迄未见其如何得力，且成为政治上之蠹虫，是知握指挥之权，尽操练之素，则无论外兵、内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内兵之为害，与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绛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原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今则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辄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已远。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俾号令齐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纵使保存，未必即能却安、史之凶锋也。

大抵朱礼论兵制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犹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颇与今世发展、矛盾之说合，则其一节之可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