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是为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全国尚未统一。时值隋末丧乱，社会残破，经济凋敝，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削平群雄而征战不已，加之水旱频仍，广大农民赋役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在唐高祖李渊执政的武德时期（公元618—626年），尽管唐王朝已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隋弊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但是究属草创，故农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他以隋为鉴，接受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治国方针，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政后期，逐渐骄奢，好尚珍奇，纵情畋游，不乐谏诤，昵近小人，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发展，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

唐高宗即位后，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辅佐下，朝政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到其执政后期，为了防御吐蕃和突厥的不断进扰，征发数十万大军前往西北地区戍守和作战，“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贷则富强获免”。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几乎完全压在农民身上，以致“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武则天执政期间，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科举制，破格用人，抵御吐蕃、突厥和契丹侵扰，户口由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千百四十一户，为唐王朝在开元年间臻于鼎盛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执政期间，尤其是晚年，由于任用酷吏，奖励告密，滥封官吏，佞佛建寺，筑明堂、天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下台，唐中宗恢复帝位，但朝政大权却落入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之手。她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广占田园，苛剥封户，骄奢淫佚，“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甚至企图步武则天后尘，僭称女皇。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短短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屡易，朝政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

唐玄宗上台后，政局才趋于稳定。他在著名宰相姚崇、宋辅佐下，锐意求治，澄清吏治，限制直接掠夺封户，沙汰僧尼，捕杀蝗虫，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防止边将闹事，因而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至开元、天宝之际，“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户口增至八百余万户，号称“开元盛世”。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更加激烈。由于官僚机构愈益臃肿，养兵越来越多，与边境各族战争连绵不绝，不堪繁重赋役而破产逃亡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闾阎困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唐前期少数民族、尤其是岭南、剑南和黔中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深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少数民族首领、官僚和富豪蓄养和掠卖奴婢比较盛行。如贞观初，岭南少数族首领冯盎，占有“奴婢万余人”。唐睿宗时，监察御史李知古欲掠姚州（今云南姨安）蛮“子女以为奴婢”。在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更是乘机大肆掠夺人口。如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四月，大丞相府谘议参军窦轨镇压稽胡起义时，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月，行台仆射窦轨打垮始州（今四川剑阁）、巴州（今四川巴中）、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山僚起义时，又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三月，益州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破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州”山僚起义时，俘男女五千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夔州都督齐善行围剿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僚民起义时，俘男女三千余上。同年，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镇压巴州、洋州（今陕西西乡）、集州（今四川南江）和壁州（今四川通江）僚起义时，掳男女万余。翌年四月，上官怀仁将巴、洋、集、壁四州僚起义平定时，又掳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广州总管党仁弘讨伐罗州（今广东廉江北）、窦州（今广东信宜南）僚起义时，掳男女七千余口。唐统治者将掳掠来的少数民族男女，有些作为奴婢，赏赐给“有功”将领和达官贵人，供其驱使。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唐前期少数民族起义较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唐前期虽是李唐王朝创建并日益向上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李唐统治者的压榨逐渐强化而日益发展，民族矛盾也不断发展，在有些时候和地区还比较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