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五代十国经济

五代的经济制度，也多承唐制而予以因时变化，从总的情况来说，受政局影响大，不太稳定，不太正常。下分田制、赋税制、户口、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金融、物价八个主题叙述。

田制。盛唐前后行均田制，尔后土地兼并之风猛长，加上长期兵连祸结，从而国家对农民的土地分配制度沦为空文。五代时，因战争而致使大片土地荒芜，更由于政权林立，故也无统一的田制可言。时保留下来不多的熟田，除政府控制的外，全都落到了私人手中。为了解决本身的生存，针对大量无主荒地，各政权及各割据势力竞相采取了劝农垦田的政策，通过减税或免税，招徕逃户，吸引流民，开垦荒地。这种情况早在唐末就已开始，做得最早的有，占据洛阳的河南尹张全义，地据陈州的忠武军节度使赵昶，担任华州刺史的韩建。其中张全义的成绩最大，他归附朱温后，为后梁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助。如此唯一可行的方法，各代各国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积极予以采用。唐明宗关照营田机构，招游民耕种无主荒地。晋高祖下令说，邓、唐、随、郢等州多有旷土，宜让人自取开耕，免五年租税。周太祖攻克徐州，招本地“草贼”归农；令沧州容纳幽州饥民，将无主土地给与耕种，免去差税。此外，吴、南唐、吴越、闽、荆南等国，都有相同的政策出台。

许多政府设立了管理劝农垦荒的机构，称之为营田务，长官叫营田使。唐晚期因边地多失，驻边军队的屯田已难进行，内地则由于战争出现了大批无主荒地，从而仿屯田样式，招民垦种，名为营田。五代的营田使，一般由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军政长官担任，如后唐的永平军节度使张筠，领饶州刺史、西京管内三白渠营田制置使；洋州节度副使程义徽，领莫州刺史、瀛、莫两州营田使。吴越的营田使由吴越王自己兼任，副使则让臣僚充当。至后周，废除营田务，将营田农民转于州、县地方政府管辖，给其田、屋、牛、农具，做为永业，使其变为编户的自耕农。

赋税制。后梁承唐制，设租庸使，以负责天下赋税的征收，其中最主要的是征收二税。租庸使一职及其机构后多有演变，可见于上述的职官制度。二税法行于唐中晚期，其要点是取消人头税，而按资产和田亩征税，分夏秋两季交纳，税额有规定。后梁开平年间，就秋税的定额作了强调，说除了本税和加耗外，不得另有科索。后唐同光年间，诏令调查田亩，以确定税额。天成年间，括定秋夏田税，几年后，因百姓上诉得田不均，再加复核。后晋天福年间，因洛阳、魏州发生旱灾，下诏免去当地夏税五分之一；此后，又派出使节，巡查各地税额不等问题。周世宗于显德年间，以元稹《均田图》为据，较全面地展开了均定田税的工作，诏令各地方政府务必公允进行。在这过程中，殿中丞上官瓒前往河中，户部侍郎边光范前往宋州，给事中刘载前往许州，右拾遗雷德骧前往随州，弘文馆学士薛居正前往沧州，登州刺史李万超、颍州刺史王祚分别在本地，检查田亩，均定田租。十国中，吴在顺义年间，定过田赋租税。南唐升元年间，也定民田税，交纳额以土地肥瘠分三等为标准，上上田每一顷二贯一百文，中田每一顷一贯八百文，下田每一顷一贯五百文，如钱不够，可以按市价折收金银。该时的田税，交纳形式以斛斗为主，也有征收钱或绢的。夏秋二税交纳的时间，有些细微的变动，一般分别在六、十月左右。后周确定：夏税六月一日起征，秋税十月一日起征。

除了二税外，还有加耗及各种附加税。后梁明确规定得交加耗。后唐同光年间改加耗为省耗，每斗为一升。天成初年，宣布废除省耗，只收正税。长兴年间，恢复省耗，但只收每斗二合。后汉之际，省耗剧增，上升到正税的百分之二十。后周初年，停止收省耗。显德年间，重行每斗一升的省耗。附加税名目较多，如后唐的布袋钱，即民户交纳正税时，借用官府布袋，需纳钱八分，若民户自出布袋，则纳钱三分。魏州等地区有小绿豆税，同光年间，诏每亩减放三升。还有随税盐钱，其分随丝盐钱、蚕盐钱两种，前者是随正税加交的盐钱，俗称盐税，由此可得到官盐供应；后者是官府在二月间赊给农民官盐，五月夏收后，补收钱款。名堂如此，实际往往盐钱交纳后，并未能得到盐，逐渐成为常赋。再有随税曲钱，起初是民间酿曲交税，后成为必交的附加税。另有随税农器钱，农民自造农具，得随二税加征此钱。后晋有雀鼠耗，其规定交纳正税，得加每石二升，其中的一升作为雀鼠耗，另一升折钱二文，与八分的布袋钱，合为十分。

上述的税钱，尚属正常的征纳，在这之外，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相当严重，历代各国均有发生。其中搞得怨声载道，最让人过不去的是后唐的租庸使孔谦，他挖空心思搞出各种名堂的赋税，刮尽民脂民膏。笼统地说，当时各地前后推出的杂税之广，涉及各种资产、农产品、水产品、手工业产品及自然资源，譬如有：盐、酒、曲、茶、桑、牛、猪、鸡、鸭、鹅、卵、菜、鱼、螺、蚌、莲藕、箕帚、柴薪、牛皮、牛骨、铁器、房屋、地铺、勾栏、水场、橘园、水磨、市舶、山林、川泽、江湖、陂塘、池潭等等，可为无所不包。

户口。户口是政府征税的依据，故不管在治世还是在乱世，户籍的检勘总是在进行。后梁开平三年（909），要求各地方政府按唐朝的章程申送户口账籍。后唐同光二年（924），令有关机构调查天下户口正额。后晋天福八年（943）规定：各地县令所在地如民户比其到任时多出百户，可加一阶。开运元年（944），下令按夏秋二税的征科造账籍，一季一报。后周广顺三年（953），周太祖要求根据实际变化以户口数定县等级：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五百户以下为中下县。吏部以户部当年统计的各县户口数目为据进行核定，结果定出了望县为六十四，紧县七十，上县一百二十四，中县六十五，下县九十七。周世宗在显德五年（958），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到各州定民租。次年，统计出所检到之户数，除去淮南郡县不算，一共为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十二。

农业水利。五代的农业不足称道，尤其在中原，战争频繁，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安定条件。从后梁至后汉，黄河多次泛滥成灾，严重地影响了两岸大片地区的农业生产。其间，唐明宗在长兴元年（930）令滑州节度使张敬询，修复酸枣县至濮州一段河堤，完工后，堤宽一丈五尺，东西长二百里。周世宗登台后，令宰相李谷在澶、郓、齐等州主持维修河堤，共用民夫六万，花了三十天，完成了工程。此后，黄河在郑州原武决堤，东京留守吴延祚奉命修复河堤。乾德五年（958），周世宗令浚疏汴河口，导黄河直达于淮河，以开封为总站，恢复了黄河、淮河和长江的漕运。同年，以何幼冲任关西渠堰使，于雍、耀二州边界浚疏泾水，以便灌溉农田。

相对北方来说，南方的农业经济要好些。前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等国在立国前后，都做过不同程度的农业生产恢复工作，至后晋时代，江、淮流域连年丰收，粮食充足。此外，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明显提高，南唐桑树满野；楚到处都是茶树，并栽培了木棉；前后蜀、吴、南唐、吴越、闽也广种茶叶。水利数吴越搞得最有成效，代表性的工程为捍海石塘；另外有武义的长安堰，可溉田万余顷；越州的大鉴湖，可溉田九千余顷；鄞县的东钱湖，可溉田几十万亩。南唐在楚州筑修白水塘，溉田数量颇为可观；在寿州建造安丰塘，可溉田万顷。楚于潭州东筑堤蓄泉水，号为龟塘，溉田万顷。后蜀在褒中，大开泉源，溉田数千顷。

手工业。盐、酒、曲三者，政府多次下禁令，民间不得私自生产，只能由官府统一经营，基本上可称为官营手工业。北方盐的生产地颇多，大产地有这样几处：一处是河北的赡国军，盛产海盐，人称末盐；另二处是解安、安邑的两池，所产盐称颗盐；一处是陕西的青白池，所产盐称青白盐。南唐建有很多盐场，在泰州设有海陵盐监。此外，前、后蜀及吴越、闽、南汉，盐的生产数量也颇可观。酒、曲，五代十国都有生产，如吴越有次管理不善，致使大量的酒和曲变了质，其中有湖州的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的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的一千一百四十四石，越州的二千九百四石七斗，由此可见其酿酒规模之大。

制茶业。南方相当普遍，但以楚为最盛，马殷让民众自造茶，除本国自用和买卖的不算，仅每年向中原进贡就得二十五万斤。闽的建安郡，是著名的焙茶之乡，官焙点达三十八处，官私参杂的焙点达一千三百三十六处，并出产名贵的上等茶叶——“的乳茶”，作为贡品，美其名曰“京挺”。

织染业。以前、后蜀及吴越、吴、南唐质量为最上乘，人称吴绫蜀锦。在杭州，仅为钱镠服务的织锦工就有二百余人。南唐李后主时，宫人发明了一种叫“天水碧”的染色技术，晚间用露水所染，颜色特佳。闽王王延钧命锦工制九龙帐，专为他淫乐所用，宽敞华丽，色调迷人。

瓷器业。最著名的是吴越的青瓷，人称“秘色窑”。又如南昌镇所产的瓷器，也驰名天下。周世宗时，负责陶瓷烧制的官员请问要烧何种颜色，他御批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砚墨纸业。歙州为产砚之地，当地的制砚名家首推李少微，南唐中主在歙州设立砚务，命李少微为砚官，专抓砚台的制作。身居歙州的易县人李廷珪，其所制的墨，坚如玉，文如犀，时誉为“廷珪墨”。纸质地最好的数南唐的“澄心堂纸”，李后主曾将它带入开封，被宋人视为至宝。

此外，造船等业也颇为发达。

商业。分为官商、民商、倚官私营商三种。

官商具有两类重要表现形式：一类是官府对盐、酒、曲、牛皮等专卖物品的经营。如后唐禁榷的盐，有蚕盐、食盐、大盐、甜次冷盐、栾盐等项目，对颗盐、末盐实行划区供应。有私自买卖者，一经发现，按数量判刑，重的处以极刑。后汉犯禁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吴越对酒、曲实行禁榷，并设立专门官员负责，曾募民来参加管理。一类是政府组织的对他国的大规模贸易。如楚国从中原到襄、唐、郢、复等州，沿途设置茶叶邸务，获取了十倍于平常的高额利润。吴曾派押衙唐令同，带茶万余斤，前往中原贸易。南唐通过海上，和契丹贸易，以纺织品及茶叶、药品换其羊、马。

民商充斥在各地。楚以免税的优惠，吸引商人前来进行茶叶贸易，并在境内使用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因此钱在境外无用，迫使外来的商人换其土产而去。南汉首都广州商业发达，岭北许多商人跋山涉水前去贸易。一般来说，商人到一地经营，都要向当地政府完税，有过境税、营业税及加税。后唐同光年间，规定不论军民商旅，只要有买卖，一律使八十陌钱。

倚官私营商，即显贵要人借助特殊背景，或手中之权，自己私开商铺，与民争利。如唐庄宗的刘皇后，为聚敛，分头派人为商贾，前往市场做买卖。吴的润州团练使徐知谔，凭借他父亲徐温的势力，在本地牙城西面，开了一长排店铺，亲自坐镇做生意。前蜀王衍时，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设邸店以夺民利。

金融。当时的金融各国各制，很不统一，并且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即恶钱泛滥。铅、锡、铁等恶钱大量被制造出来，特别是江淮地区铸造恶钱尤烈，以致恶钱流通于整个商业领域。富商大贾用恶钱换取好钱，藏于私室，妨碍了好钱的正常流通。商人高价收购铜器，自铸钱币，牟取厚利。后唐同光年间至天成年间，政府多次下令：禁断恶钱，在市场及流通钱币的地方严格防范；设防检查入境的江南商人的船只，防止恶钱流入境内，并防止其用恶钱换好钱，一经发现，全部没收；地方政府须经常检查，不得使富商大贾额外收藏好钱；对铜器进行管理，不得让境外商人带走；给铜器统一定价，生铜器每斤二百文，熟铜器每斤四百文，如有违价买卖者，按盗铸钱之律处置；规定旧铜器和碎铜只能铸造器物，不可熔化用于铸钱；使用恶钱者被查觉，钱没收，按流通量定罪。后晋天福年间，宣布禁断一切铜器的铸造，唯有铜镜由官铸造，在洛阳置场经售。后周广顺年间，废除铜器铸造的禁令，但强调不得将器物搞成破铜器买卖，如有犯此法者，不论斤两多少，均处死。

抑止恶钱的最好办法，是国家多铸好钱。后唐天成中，铸元宝钱，直径九分，重三铢六参。后汉乾祐中，铸通元宝钱，直径一寸，重三铢六参。周世宗在显德年间，针对好钱缺乏现象，立监铸钱，为解决铜料缺乏，大规模地销熔天下铜佛像，以为铸钱的原料，初步克服了好钱短缺的问题。时铸有一种通元宝钱，直径一寸，重五铢。江南诸国在钱币上多承袭唐制，设立了不少铸钱处，以监为单位，较为著名的有南唐三监：饶州的永平监，池州的永宁监，建州的永丰监；以及吴越设在杭州的保兴监。南唐李璟时，铸有唐国钱，其上文曰“唐国通宝”，又铸有大唐通宝钱，两种钱互为通用。

物价。北方由于人为破坏大，自然灾害重，生产力弱，物价常处于居高不下的境地。中原政府多次发出过控制市场控制物价的命令，但供需矛盾难以解决，故这种命令皆成一纸空文。后唐同光三年（925），因洛阳以东地区发生大水灾，致使洛阳物价上涨，从而政府下令闭籴，以平粮价。天成元年（926），洛阳市场的丝绢、斛斗、柴炭等物品，因牙人的操纵，搞得价格腾贵。南方因与北方相反的原因，经济状况尚可，物价要比北方低得多，如蜀中土产繁华，粮食收成好，米价便宜到一斗只有三钱。攻战之地，粮价往往涨得厉害，战争时间越长，粮价越高，杨行密围扬州，经大小数十战后，城中粮价斗米值五十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