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回归古典的儒家思想运动

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是中古时代反佛者的惯用论述。到了唐朝中后期，佛教已经跟中国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道教、儒家依然常常以此为打击佛教的借口。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撰述，往往把佛教的形象扭曲，甚至把佛教的声音消除。比如《旧唐书》等正史，即使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史书，也不会找到太多关于佛教的描述，基本就是几个政治和尚“扰乱”政局的记载。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在隋唐时代，佛教是信仰世界的主流，对政治乃至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从《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中能看出端倪。

开成石经（部分，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唐文宗李昂于大和四年（830）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费七年刻成一部石经，称“开成石经”，其中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春秋左氏传》、《论语》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刻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个字。立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为官定标准文本。

在佛道针锋相对的同时，儒学对佛道的排斥和责难也从未间断。在唐代中后期儒家思想运动之前，攻击佛教、道教的人多从国计民生的考虑出发，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否定，比如姚崇认为，“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到了韩愈的时代，持儒家立场的知识分子开始从维护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角度，从理论的高度去排斥佛道。这一时期兴起的古文运动，也可以在这种脉络里理解。齐梁以来柔靡浮艳的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开元、天宝以后，很多文士提倡用散文取代骈体文。散文是周、秦、两汉通行的文体，唐人称之为古文。文体的改革实际上是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反映。韩愈、柳宗元等人把“道”也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拔高到信仰的高度，强调文章写作要为弘道服务，所谓“文以明道”。这既是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又是一个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在思想上，更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从理论高度排斥佛道，首推韩愈。韩愈是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也是始终反佛的标志性人物。这两者并行不悖。在他看来，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一切社会秩序，皆需是儒家仁义的体现。维系秩序的，说到底是儒家的“道”。他认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韩愈将夷狄视同禽兽，认为是人应该主宰的对象。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是要求背弃君臣、父子，禁生养之道，不是真正的道。他提倡的是先王之道。韩愈甚至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入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在韩愈架构的这个儒家道统里，将儒家道统追溯到传说中的尧，当然就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这种谱系化的做法，说到底是把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体系，从而取代佛教和道教进入人的心灵之中。

法门寺外景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迎取法门寺所藏佛指舍利入宫供养，遭到韩愈的激烈批评。他上表表示反对，抨击佛本是夷狄之人，口不能言先王之道，身不能穿先王之服，不知道君臣之义和父子之情，“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他甚至建议将佛骨舍利“付之有司，投诸水火”，加以毁坏，永绝根本，彻底断绝人们对佛教的念想。这样的论调激怒了唐宪宗，大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之后的李翱也极力反佛，希望重新树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他撰写的《复性书》明显带有抵制佛教思想流传的意图。

在佛教的兴盛时期，唐代儒学几乎变为潜流，佛教思想的繁荣和复杂压倒了儒学的光芒。但是中唐以后，儒学一方面打着回归古典的旗号，以先王之道质疑佛教教义；另一方面，儒学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元素，重新改造了自身的理论和信仰体系，所以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比如韩愈所谓的“道统说”明显源自佛教的“祖统”。佛学的一些思想元素甚至基本概念，也被儒家思想所吸收。李翱《复性书》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提出挑战的，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比如柳宗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柳宗元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对更高存在物的设想：流行的超自然观念、道教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儒家关于“天”的概念等。现代理性主义者所说的“迷信”全部都是当时柳宗元批判的对象。

《琉璃堂人物图》（唐代韩滉绘）

柳宗元对儒家关于“天”的观念的批判，正是对儒家神学化的反动，可谓代表了古文运动及宋代的新理学运动的方向。古文运动强调回到原典，不单单是想跳过外来的佛教，回归中华的传统，还在于排除超自然、“迷信”的成分，回归人心和道德——学者们大多认为这种潮流具有某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柳宗元批判儒家关于“天”的概念，中心正是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结合的情况。在这种儒学体系中，儒家的“道”和阴阳五行论所诠释的“天”是等同的。

在柳宗元看来，汉代儒学对阴阳宇宙观的接受和采用，是对儒家基本教义的严重侵犯。他有五篇文章专门批驳汉代儒学的这一“倒退”，对董仲舒、刘向、班彪等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是诳乱后代。陈弱水认为，从风格上说，柳宗元的批评让我们想到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五十人讲道书》等作品中对《圣经》及其基督教义的抨击——尽管伏尔泰的评论要复杂得多。其实，如果我们对比欧阳修、柳宗元等人的政治思想，会发现其与马基雅维利的意识形态非常相近，他们都强调政治应该从神回到人身上，政治是人的事情，上天（教会）不应干涉。

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我之道为道，他之道为邪道，是伪道学。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最终衰绝。反映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宋代以后，五德终始学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