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藩镇割据与唐朝恢复中央权威的斗争

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将一个繁荣、稳定、辽阔、包容的帝国搞成一个斗争不休、内忧外患的国家。安禄山、史思明作为唐朝的将领背叛朝廷，让唐朝中央政府对统兵将帅尤其是异族将领深为猜忌。这种猜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奠定了藩镇割据的基本格局。在最后平乱的时刻，仆固怀恩是实际上的唐军统帅，但是他深为朝廷忌惮，导致他相当怨恨。在平定史朝义的叛乱之后，仆固怀恩为了借史朝义余部拥兵固宠，上奏朝廷让薛嵩、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等分镇河北。朝廷接受了这一方案。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给此后的唐朝带来了长期的隐患，“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唐朝行政、财政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本来主要对外的武装力量，现在主要投入到国内的争权夺利中。武将们纷纷掌握地方行政权力，并且掌控帝国核心地区的战略要地。士兵总数持续上升，远远超出安史之乱前的数字。军队在安史之乱后成为左右帝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行政结构也被改组，节度使和观察使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州县之间的常设层级，而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但在河北、山东，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通过军功在官僚体制中获得晋升，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冲击了之前的贵族制。在经济上，国家财政已经崩溃，均田制也已经瓦解，人口大规模迁移，河北、河南这些本来传统的帝国核心区域的人口向江淮及其以南移动。安史之乱后需要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满足新的形势的需要。实际上，位于长安的唐中央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而这部分差不多占到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与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唐帝国还能维持一个半世纪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仍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江淮地区成为唐朝的主要收入来源，远距离输送物资到京师长安的运河体系成了朝廷的生命线。但是东南到西北的距离遥远，如果不能及时恢复中央对关东地区的有效控制，帝国的命运就始终悬于一线。所以从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中央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削藩的行动，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的斗争成为唐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

《张义潮统军出行图》（局部，现存于甘肃敦煌石窟156窟南壁下层）。这是张淮深为纪念其叔父的功绩而开窟绘制的，也是敦煌最早的“出行图”。

安史之乱后，唐朝整顿了财税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盐铁使第五琦、刘晏等通过改革，使盐税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到代宗末年，盐利收入增加到六百万贯。因为漕运对偏居西北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唐朝又疏浚了运河，利用盐利雇佣专门的船工挽漕。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情况，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取代之前的租庸调制——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根据两税法，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货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征收对象，增加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两税法施行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税钱有三千余万贯，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唐朝政府实力增强之后，到了德宗时代，开始裁抑方镇的行动。此时，外部环境也非常有利，在779年，唐朝在西川方面击退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并且乘机改善了与吐蕃的关系。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节度使或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位），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这等于是中央政府发出正式的裁撤藩镇的信号，引发了剧烈的反弹。李惟岳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建中四年（783），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援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兴元元年（784），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死，才告结束。德宗的这次针对藩镇的斗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连锁反应。内忧又带来外患，贞元二年（786），吐蕃乘机对唐朝进攻，在此后数年，攻占北庭、西州。唐朝只好把注意力放在防御吐蕃上，并且改善和回纥、南诏的关系。在针对藩镇的斗争受挫之后，德宗吸取教训，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各地的控制，并且休养生息，继续增强实力，充实国库。到了宪宗时代，唐朝实力增强，再次向桀骜不驯的藩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唐朝最接近恢复昔日中央集权荣光的一次机会。

宪宗是真正意义上的唐朝中后期的中兴之主。在裁抑藩镇的斗争中也是取得最大成果的一位唐朝皇帝。宪宗上台后，唐朝的国库重新充实，而且唐朝中央政府终于拥有了一支可以自己掌控的军队——神策军。此时，唐朝的中央官僚集团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官员，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度和元稹等。宪宗在战略上也吸取了前任的教训，集中力量打击一个目标，避免四面受敌。他首先平定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出现了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情况：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挑衅中央权威。元和十年（815），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恒、郓二镇，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准。这一年六月，李师道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武元衡被刺身亡，裴度也被击伤。但是暗杀并未能阻止朝廷征讨的决心，宪宗任命裴度为相，并且将用兵之事悉以委之裴度。唐朝中央政府误以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是操纵刺杀的幕后黑手，于次年下令讨伐。但是朝廷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两面作战，为了集中力量，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淮西督战。唐军李愬部乘雪夜奇袭蔡州，擒吴元济，淮西数万精兵相继投降，淮西平定。在巨大压力下，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上表纳质，复献属州。元和十四年（819），唐朝集中兵力攻灭淄青李师道，淄青十二州皆平。

宪宗小心谨慎而坚决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对藩镇的控制。但是藩镇结构庞大而复杂，内部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过，宪宗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恢复了君主的权威。除了河北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管辖。“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贡供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条）在宪宗时代，两税法的实施实际上扩大到帝国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唐宪宗被视为“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元和十五年（820），宪宗暴卒，据说是死于宦官的谋杀，唐朝中兴的局面出现严重反复。在宪宗创造的大好局面下，继位的穆宗调换了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和两税法。穆宗更进一步希望能够通过裁军的形式削弱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因此他提出“销兵”的政策，希望军镇每年减少百分之八的兵员。这种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遽然实行，触动了藩镇兵将的根本利益，河朔藩镇再次发生叛乱。卢龙将领拘囚了唐朝委派的节度使，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唐朝委派的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销兵而落籍的兵士纷纷投入他们的军中，二镇叛军众至万余人。长庆二年（822），魏博也发生变乱。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军事讨伐也没有取得成功，只好与之妥协，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