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保守主义兴起和走向内转

安史之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很可能也导致了粟特人在亚洲世界地位的彻底瓦解。昭武九姓胡人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又善于经商理财的民族，在几百年间都起着沟通东西文明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内地、突厥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隋代裴矩评论突厥时说，突厥本性淳朴容易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胡”在中古时代往往指的就是粟特人。颉利可汗就非常信任粟特人，甚至为此疏远了突厥部族，导致了部落的分裂（《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从北朝到隋唐，粟特人在中国朝廷当官的记载层出不穷，比如他们在河西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隋末武威人李轨占据河西五郡之地称帝，以胡人安修仁为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效劳李唐政权。唐高祖派安兴贵招抚李轨政权，李轨率兵抗拒，但最终还是被安氏兄弟擒获，送往长安，“河西悉平”（《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安兴贵因功被唐朝廷授予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安修仁亦被授予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玄宗天宝六载（747），唐朝廷任命安姓胡人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四年以后即天宝十载（751），唐以高仙芝代安思顺。安思顺不想被替代，“讽群胡割耳面请留己”。唐朝廷无奈“判复留思顺于河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正月”条）。可见粟特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强，可以迫使朝廷收回成命。

粟特（Sogdiana）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昭武九姓，由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粟特语一支的粟特人所建，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粟特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商业活动构成了粟特人的经济基础。东至中原，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庭，东北至蒙古，凡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在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内政外交、贸易铸币、宗教传播、文字创制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九姓胡诸城邦地处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庭四大文明汇聚之区，不但转贩各个文明的特产，而且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交融。粟特人能歌善舞，乐器以琵琶为著名，康国乐、安国乐、胡旋舞、柘枝舞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长安城中，西市胡店与胡姬曾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粟特地处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之地，对于中国佛经的传入与翻译有很大的贡献。粟特的拜火教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因而与波斯国教拜火教有很大不同。总之，粟特人在引西方新鲜之血注入中国文明之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促进中国进入文明开放、包容博大的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族群。

但是这样一个杰出的民族，在安史之乱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粟特文明最终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变成了现在我们追忆的对象。

安禄山和史思明也有昭武九姓的血统，而且安禄山在叛乱中把自己打扮成粟特人的大首领和祆教的大祭司，来获取粟特人的支持。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这里的昭武九姓胡人，跟突厥有密切的关系。东突厥败亡后，昭武九姓胡人除被安置在六胡州地区外，侨居于营州南五柳城的顺州，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康阿义屈达干等人都占籍营州柳城。安禄山在范阳的起兵，有一定的地域支持的基础，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范阳这一带，粟特族群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安禄山把自己打扮成祆教的大祭司，可以获得本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安禄山的叛变似乎确实得到了粟特族群的响应。比如在安禄山叛变后不久，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粟特胡人聚集的河西地区，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叛乱。“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条）安禄山也曾派遣部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条）。

也正因为安禄山的种族与信仰的背景，尽管安史之乱并不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其后却被唐人赋予了夷夏之防的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安史之乱后期，胡人遭到大规模屠杀。这种屠杀不但发生于唐军，而且大规模发生于叛军中。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朝义弑父自立，史朝义即位后，突厥人阿史那玉败走武清，“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少长悉诛”（《新唐书》卷二二五《史思明传》）。史朝义对粟特胡人执行屠杀政策，在叛军老巢范阳引起大乱。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率领的蕃、羯兵与汉族将领高鞫仁率领的城傍少年展开激战。前者大败，高鞠仁控制了幽州城，下令屠杀城内的胡人。经过这次屠杀，本来在幽州人数众多的粟特胡人几乎被屠杀殆尽。此后幽州胡人将领的记载就大大少于以前。

另一方面，由于安史之乱，唐朝调西北边防军入援，大踏步从与阿拉伯、吐蕃等强权对峙的防线后撤。阿拉伯人则一步步向中亚两河流域进逼。七世纪下半叶到八世纪上半叶，粟特逐步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十到十一世纪，粟特地区的文化优势终被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取代。胡人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从此暗淡下去。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的创伤让唐朝人的心灵发生重要的变化。安史之乱后，文学诗歌、思想论证、歌舞讨论，都逐渐排外。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发生的社会巨变，与玄宗爱妃杨玉环和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人们甚至认为胡曲要为安禄山叛乱负责。铁勒人仆固怀恩是平定安史之乱的英雄，但是却被唐朝政府防备和嫌弃，最终被逼反。这在之前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之前多少异族将领率领唐军与外敌作战，取得赫赫功勋并得到应有的荣光和回馈。但是安史之乱后，整个民族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结果，在吐蕃人进攻长安时，仆固怀恩没有救援，放任吐蕃人攻陷长安。唐帝国的威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影响了唐朝恢复权威的进程。

胡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的变迁，是安史之乱后中国人精神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史之乱后的“古文运动”，其复古的色彩非常明显。韩愈等人的反佛，就是要回到没有佛教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中去，认为佛教对中国文明是一种破坏。陈寅恪就指出：“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尽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要点矣。”（《元白诗笺证稿》）唐人夷夏之防的观念越来越强，也是受到安史之乱刺激后心理上的一种防卫反应。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激烈的挑战。在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唐朝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况，一旦对外战争失利，就会招来藩镇的反扑；同样的，国内削藩战争失败，吐蕃等周边政权就会趁火打劫。宪宗时代出现了难得的中兴气象，唐朝对藩镇的斗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能够将藩镇割据所依赖的地方社会结构瓦解，所以直到唐末，藩镇问题都始终困扰着唐王朝。在外部，吐蕃等兴起，对唐朝构成威胁，但是即便如此，唐朝最终还是能够化解外患，并没有在外部入侵中灭亡。在内忧外患之中，为了应对这种情势，唐朝政府加强了中央权力，比如增强了神策军这样一支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宦官作为皇帝权力的延伸和皇帝个人的代表，开始进入政治生活，不但典禁军，参与朝政，还到各地代表皇帝担任监军，成为政治结构中重要的一极。唐皇室的命运和宦官的命运也就无可奈何地绑在了一起。宦官集团的灭亡，也伴随着唐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