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及中央政府的党争

宦官在唐朝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并不是从开始就是飞扬跋扈的。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宦官出身低微，皇权又受到贵族权的制约，宦官擅权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形成政治惯例。玄宗以前，唐朝的皇位继承，主要通过皇子之间的竞争，通过宫廷革命的形式进行。太子、亲王、公主、贵族在政治中都非常活跃。尤其是皇子不但自身有一大帮僚佐班子，又与大臣贵族合纵连横，进而能够左右政局。此时的宦官，只不过是皇室的家奴，并不能在政治上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玄宗加强皇帝权力，裁抑太子、亲王的政治影响力，乃至将亲王们集中于十六王宅居住，不管是作为皇室屏藩还是皇位竞争者，皇子们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贵族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化社会的演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上表现为从家族统治到个人统治的转化。亲王势力衰落，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但宦官和皇权是相依相存的，宦官的消灭，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标志。到了宋代，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官僚在政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批人经过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具有行政处理能力。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基本上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

《宦官图》（原绘于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第三过洞西壁，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画中有宦官七人，反映宦官力量的增大。

毫不奇怪，最初能够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宦官，大多是参与宫廷政变博取政治机会者。比如杨思勖（约659—740），在中宗时代就因为参与挫败太子李重俊的政变而获拔擢到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又过了几年，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他又跟随李隆基讨伐韦后，被视为心腹，拔擢为右监门卫将军。玄宗上台后，杨思勖逐渐展示出军事才能，经常被玄宗派出去讨伐叛军，比如开元初年，杨思勖募兵十余万讨伐安南；开元十二年（724），又带兵讨伐五溪蛮族，斩首三万余；开元十四年（726），讨伐邕州贼帅梁大海；开元十六年（728），讨伐泷州叛乱；以军功累封为虢国公，加骠骑大将军。虽然杨思勖战功赫赫，在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同时，也并没有削弱当时朝臣对政治的主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杨思勖仅仅是作为一位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领兵作战，没有见到任何他能够干预朝政的记载。这跟后来的宦官专权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杨思勖的一个重要身份是作为玄宗个人权力的延伸和个人代表，这一点跟正常的朝臣又有区别。他在军事上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宦官权力已经在逐渐强大起来。

玄宗时，已经打破了太宗的关于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规定，从杨思勖的例子看，他已经被拔擢到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还封国公。玄宗所依赖的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宦官高力士，后来也继杨思勖之后被授予骠骑大将军，但要比前者晚很多，而且封爵仅限于郡公。大概是因为高力士虽然被玄宗所信任，但是与杨思勖相比，没有他那样的赫赫战功。天宝十三载（754），玄宗置内侍监两人，正三品，分别任命高力士、袁思艺担任，从制度上打破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袁思艺骄狂倨傲，而高力士为人乖巧谨慎。而且从高力士的例子看，宦官作为皇帝权力延伸的角色非常明显。他的政治命运跟自己伺候的玄宗紧密相关，在后者倒台之后，高力士被肃宗流放贵州，后被赦还朗州（今湖南常德），玄宗死后，他也吐血嚎啕而死。玄宗时期，唐朝中央政府仍能正常运作，皇帝主要还是依仗南朝大臣系统行使统治权，宦官仅仅是其直接干预政治、军事、经济的补充手段。当然最重要的是，宦官从皇室的奴仆，变成了十六王宅的主导者，皇室子弟反而成为宦官监视下的囚犯，这是唐朝中后期宦官能够操纵政局的重要原因——皇帝几乎都是从十六王宅挑选出来登上皇位的。同时，宦官离开皇权就彻底失去了权力的根源，所以唐朝后期的皇权跟宦官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中央政府运作失效、地方藩镇飞扬跋扈的情况下，宦官实际上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唐朝的彻底灭亡，也从宦官被诛杀开始。

安史之乱几乎摧毁了唐朝中央政府，很多的政治惯例开始动摇。皇帝对大将、朝臣的不信任让他们更加热衷于使用宦官。肃宗在灵武即位，宦官李辅国扈从有功，被拔擢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回到长安后，肃宗又让其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赋予了其巨大的军政权力。代宗即位，以其有定策之功，尊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但是代宗上台后需要自己信任的宦官掌握权力，李辅国作为肃宗旧人，就成了障碍。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任用另一个宦官程元振典掌禁军。代宗广德元年（763）底，吐蕃入犯京畿，宦官鱼朝恩带领禁军迎奉，深受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大历五年（770）代宗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德宗任命李光弼属吏白志贞为神策军使，但是泾原之变，德宗急召禁军，白志贞无兵保驾，唯有早年在东宫时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大小宦官百余人左右从行。贞元二年（786）九月，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以窦文场、霍仙鸣掌管。贞元十二年（796）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十五万人。宦官专掌禁军，自德宗一朝成为常制，终唐之世不变。

除了领禁军，宦官也逐渐掌握枢密大权，参与朝政。永泰年间，宦官董秀掌枢密。至大历十二年（777），始终以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董秀被诛，乔献德接任。宪宗时，正式定名为枢密使。自此以后，两枢密使掌出纳帝命，逐渐与宰相共执朝政，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枢密使以宦官充任，与两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既参与朝政，又典禁军，一旦形成制度，就对原先的政治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后，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在各道和出征军中，又使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可以说，唐朝的宦官专权，不但集中于中央，而且普遍见于地方。从内而外，作为皇帝代表的宦官，在唐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对朝臣权力的挤压，引发了反弹。反对宦官的斗争成为唐朝中后期政治的重要内容。文宗时发生的甘露之变，是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的反映。文宗企图诛杀宦官，李训、郑注揣知其意，做政治投机，参与其中。他们先分大宦官王守澄之权，然后将其赐死于家。李训、郑注欲尽诛宦党，郑注赴凤翔招募壮士，李训在朝中聚集力量。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壬戌早朝，金吾大将军韩约奏称其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欲诱引宦官到金吾卫衙围而诛之。结果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发觉，劫持文宗，紧闭宫门，发兵捕杀朝臣，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余家被屠杀。从此之后，南衙宰相更加失去了政治权力，沦为摆设，天下大事都由宦官决定。

到了唐朝灭亡前夕，唯一能够给昭宗皇帝带来安全的就是宦官集团了。宰相崔胤等将天下祸乱的原因都推到宦官头上，企图夺神策军权隶属宰相所在的南司，但是遭到神策军的拒绝。护军中尉宦官韩全诲带昭宗投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而崔胤则引朱温入关。最后朱温夺得昭宗，将韩全诲等“四贵”及宦官近两百人诛杀。昭宗还京后，裁撤内诸司使，将其权力还给外朝，并且召回诸道的监军。于是，天下大杀宦官，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到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宦官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被剪除之后，唐皇室也就完全失去了最后的可以依赖的资源。不久，朱温篡夺权力，建立梁朝。梁太祖登基后第一件大事，便是设置崇政院，以夺枢密院之权。从此，宦官集团和他们所侍奉的唐皇室一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宦官掌权的同时，唐朝官僚集团之间却发生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武宗死，与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党争基本结束。牛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力的情况下，党争无疑削弱了中央权威，不利于唐朝统一帝国的重组和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