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史学的发展



史学的发展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Pǐ）人物者，皆令禁绝。”①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菜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②，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二十卷。

古代名画《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休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问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止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③；《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孤，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楠（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④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元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几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做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瑁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渚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自序说明备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账、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注释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③《史通》外篇《惑经》。

④《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唐诗的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许多杰出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根据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二百余家，作品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唐朝诗歌发达的原因，除封建经济的繁荣给它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给它提供了动力而外，还有以下几点：一、从高宗开始，科举考试考诗赋，这是诗歌发达的反映，反过来又给它以很大的推动；二、南北统一，南方文风与北方文风互相融合，原来南朝宫体诗，追求词藻华丽，缺乏思想内容，北朝诗，质朴刚健，却少文彩，融合后发展成既有词彩又有内容的唐诗；三、民族大融合，使诗歌题材中加人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风光，扩大了描写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四、大量民间口语和民歌，被吸收到诗中来，使诗歌增加了新血液，加强了诗歌的生命力。

唐诗题材广泛，大地、山河、战场、边塞、农村、城市和阶级对立、政治风云、人民生活、妇女遭遇等等，无不加以描写，反映了唐朝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诗，一般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诗人犹沿南朝宫体诗气息，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自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至沈俭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及至初唐最杰出的诗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说是一扫六朝粉黛，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朴素，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时期，唐诗发展至繁荣的顶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盛况，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的边塞诗派，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在客居碎叶的汉族商人李客家中（碎叶当时辖于安西都护府，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旁）。五岁时候，随父入川，移居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在蜀中度过了少年时代。李白“十岁通诗书”，年轻时尚义任侠，向往着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常以张良、诸葛亮自比，想在政治上有一番抱负。这时他已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以诗文见赏于世。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浪游四方当中度过的。少年时候，游览过蜀中的许多地方。二十五岁，开始远游，由四川到湖北停留十余年，主要往来于襄阳、江陵一带；中间也曾游过洞庭，到过金陵。三十七八岁以后，他到过山西，东游山东，在任城住了几年，并在那里安了家。又南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这一过程中，祖国河山的自然景象深深地感召了他，他也接触到社会各个方面，一些游侠、道士对他影响很大。玄宗天宝元年（742）他四十二岁时，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京城长安。他很兴奋，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来到了。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到长安，去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声名大振，玄宗召见，大加赏识，任为翰林院供奉，掌管机密诏命的起草。一日，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饮酒看牡丹。召李白作乐词，白正醉卧酒肆，召人后左右以水湎面，援笔成《清平调》诗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爱其才华，几次宴见，李白在殿上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深以为耻，以其《清平调》词激杨贵妃，因诗中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因李白诗名太高，难免指斥杨贵妃的罪责。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想得到宰相之才，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义的主张，使他遭到权臣贵族们的排挤。在当时，只有用牺牲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他的政治活动才能够成功，但他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杨贵妃、高力士之流，他不但没有奉承拉拢，反而毫不掩饰地予以鄙视，终于遭受他们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仅三年，就被变相地放逐出宫（赐金放还）。此后他漫游四方，并一度到达幽州，目睹了安禄山势力之大。安史之乱期间，他五十六岁时，被当时镇守南方的永王李磷召为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磷起兵，与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次年，永王兵败，李白被捕，囚在浔阳。五十八岁时，被判处流放夜郎，途中遇赦。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在穷困飘泊中病死当塗（今属安徽）。后世有李白是醉后入水捉月淹死之说，不足为信。

李白的性格是非常浪漫和豪放的，感情是炽烈的，他热爱祖国，热心于政治。这些是建立在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上的。而这是和当时统治集团有矛盾的。所以，他一生中真正的政治生活，只有短短的两次，时间总共不过五年，并且都以失败告终。他虽已享有极大的诗名，但仍在四方浪游中度过一生。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封建经济空前繁荣，李白出身于富商之家，生活优裕，得以漫游全国名山胜地。他对自己对社会都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以大量的诗篇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写长江：“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些诗是李白对祖国江河千古绝唱的赞歌。写庐山瀑布：“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西北高原的塞外风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写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即青衣江，在峨眉山东北）水流。”“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人们读了这些再现大自然的雄伟形象的诗篇，自然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古代名画李白一生的后期，正是唐朝由强盛的顶峰走向衰落的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他离开长安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并和最高统治集团有过直接接触，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对宫廷腐败进行大胆揭露，并预言唐帝国大难将临。在当时只有李白的作品具有这种政治敏感。如《行路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赠蔡舍人雄》、《梁甫吟》、《远别离》等。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亦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使他怀才不遇的抒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表现在一些以饮酒、游山、吟咏山水为题材的诗篇中，如《将进酒》、《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蜀道难》、《横江词》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写出描绘九土横溃和生民涂炭的悲惨景象并愤怒谴责唐统治者的昏庸与无能的名篇，如《猛虎行》、《永王东巡歌》、《万愤词》、《赠张相镐》、《流夜郎闻酺不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等。李白还有政治色彩淡薄，多以吟咏山水，抒发羁旅别情或反映与下层社会的接触为内容的作品，风格清新隽永，显示了诗人天真恳挚的性格，富于生活情趣。如《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望庐山瀑布》、《秋浦歌》、《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诗作同样是李白诗歌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李白的诗篇，介绍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有惊奇绝险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远的田园村舍，有穷边绝塞的苍茫，有曲涧清溪的幽静，有风雪怒吼，有花月争辉，有江南水乡的白鹭，有沉香亭畔的牡丹，有侠客的剑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台走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卧的幽人隐士，有百战沙场的老将，有秋作夜舂的农民，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东山谢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语的若耶溪旁采莲女……这个世界是这样丰富多彩，无论那一个角落，都流贯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奋发的情感。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而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也就在这里得到一个极其雄辩的证明。诗人李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在现存的李白的作品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并不很多。但是，人民对于光明和自由的热望，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却通过诗人自己的同样性质的感情的抒写，而得到鲜明的反映。它们原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东西，被诗人吸收和集中起来，予以艺术的提高。于是随着诗篇的流传和感染，重又新注进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李白诗篇的巨大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傲视权贵和敢于反抗的性格深受历代读者喜爱。

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李白全面地、富于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同时也总结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向乐府民歌学习的经验。因此他就用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把唐诗推向一个高峰。他融会吸取口语、民歌，写出许多感情真挚、语句自然的极其动人的诗篇，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诗作感情奔放，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并惯于采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表达感情。他最擅长乐府歌行，近体则以七绝和五律著称。现存李白诗共1000余首，有的被翻译到朝鲜和日本。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曾一度在成都做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也称他杜工部，诗中曾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世多称少陵。他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自夸，时即以诗赋受长者称许。二十岁以后，漫游吴、越、齐、赵，开始诗歌创作。登泰山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初步显示了诗人的才华。25岁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三十三岁时，在洛阳遇李白，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诗中说他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诗中怀念杜甫“恩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后来虽未再见，但彼此总是互相深情地怀念着。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本想凭着自己的学问能够为皇上所用，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次年应举，再次落第。当时朝政黑暗，他找不到出路，只得陪贵族做诗喝酒，维持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困居长安将近十年，在失意和贫困之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不得不使诗人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他的笔触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这个时期，杜甫写了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如《兵车行》，揭露由于兵役苛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对朝廷贪边功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不义战争，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又如《丽人行》，斥责杨贵妃姊妹和杨国忠等的奢侈荒淫，从两个极端反映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真实。还有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755年冬，他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子，路过骊山时，知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避寒，肆意挥霍，尽情欢乐。而长安街头和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诗人不禁感慨系之。他刚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他由一家的贫困想到天下的贫困，又想到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愤慨地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反映阶级对立因而流传千古的名句。既是叛军攻陷长安前的一幅社会缩影，也包含诗人自己的切身哀痛。个人的穷通和人民的命运相沟通，杜诗成为一代诗史即始于此。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带着全家，饱尝逃亡的苦辛，受尽了穷困的折磨。一度被叛兵捉住，送往已被攻陷的长安。长安经过战乱洗劫，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的景象。757年春，他潜行曲江，见宫殿紧闭，满目萧条。《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集中表现了他当时忧愤心情。他逃出长安，到凤翔见肃宗，先后做了两年小官，因曾拜左拾遗，故称杜拾遗。不久就放弃官职，决心作野老，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诗人接触现实日多，亲眼看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促使诗人写出很多不朽的诗篇。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羌村》等。759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传诵千秋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杜甫在这些诗里深刻地写出了生活在战乱和阶级压迫下的人民的惨痛遭遇，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揭露了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把结婚才一天的新郎，没有成年的中男，以至老太婆都一起抓去服役。在《新安吏》中，杜甫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杜甫还劝送儿子的母亲不要哭：“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里是说了许多的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接着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代表人民呼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的哀痛，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诗中劝那些防关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对战争的性质认识的比较清醒，尤其难能可贵。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光辉遗产。

760年，杜甫来到成都，靠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修了一座草屋，暂时得到了栖身之处。除一度因兵乱又流亡一年多，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其间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参谋，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又离开成都草堂，由四川经湖北、湖南到处漂泊。以舟为家，居无常所。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贫病交加，在湘水一艘客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卒年59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大量的诗歌揭露了唐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必须有高尚的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杜甫早年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现实的不满还较含糊。在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遭流离之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目击战乱酿成的灾难，切盼早日结束战争，说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他自身生计艰难，推己及人，说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写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由于这样的抱负，才产生了高尚的意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农民起义。但杜甫对社会现实深刻地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把社会疮痍更强烈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感受它，有所警觉，引起不满。杜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阶级的局限使他能感人的描写人民的疾苦，却写不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能揭露某些封建统治的罪恶，却往往为皇帝开脱辩解；能反映社会矛盾，却指不出现实的出路。但杜甫能超越一般封建文人，达到了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可能达不到的较高水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杜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使醮满血泪写出的沉郁悲哀的诗篇，并不使读者情绪低沉，读之反倒常常精神振奋，意气高昂。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在同谷县时，穷困到每天在山谷里拾橡粟充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的开阔壮丽的诗句。《登岳阳楼》写诗人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可是在这四句之前，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浩瀚的景象。同样情形，当他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前面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是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白居易杜诗在艺术上被公认为唐诗集大成者，律诗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后期七律，最能体现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属对精切而毫无斧凿痕，高度凝炼却又挥洒自如，代表着唐代近体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一生写下几千首诗，留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广阔地、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的诗感情真挚、气势雄浑，语言凝练、自然、朴实、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都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屋，后人修为祠宇。解放后重建为“杜甫草堂”。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白居易和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圭（今陕西渭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在小官僚家庭，十一二岁时，为逃避藩镇战乱，同百姓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接触人民，了解一些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苦竭读书，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赋，十五六岁时他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受到当时有名诗人顾况的赏识。27岁时考取进士，由校书郎、县尉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因反对宦官和顽固的大官僚贵族专权，四十四岁时（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在牛李党争中，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妹，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作地方官时曾做过一些好事，如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兴修湖堤，利用湖水灌田一千多顷。晚年退居洛阳，滋长了消极思想，这是他局限性的一面。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出一套进步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不能脱离政治，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斗争。并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一棵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枝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像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没有意义的诗就像不结果的果树，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是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也好，思想感情尤其重要。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的讽喻诗。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左拾遗谏官。每日论事，对朝政和诏令小有遗阙他都密陈所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喻诗。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也是白诗精华所在。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

《新乐府》中的《杜陵叟》指斥封建政府的苛敛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则斥责当时的宫市宦官掠夺人民，“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简直是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白白抢去了。这首诗很快传播到西域一带，新疆蜡羌县发现了回鹘诗人坎曼尔抄写的这首诗，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新丰折臂翁》写杨国忠征兵攻南诏时一个“偷将大石槌折臂”以避兵役的人。白居易看见他时，已有八十八岁了，尽管每逢风雨阴寒，还要“直到天明痛不眠”，却仍以得保全残生为大幸。诗人愤怒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秦中吟》中的《重赋》直斥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逼得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卖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了严重的贫富对立。

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据他与友人书中说：他的诗使权贵闻之变色，执政柄者闻之扼腕，握军要者闻之切齿；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其诗者。这正是这些诗的人民性之所在。也与他的诗深人浅出，通俗易懂分不开。

除了讽喻诗外，白居易还写了《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美和谐的叙事诗，显示了诗人的巨大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其感人之深，据此可见。他的作品广泛为国内外读者所传诵、所仿作。

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留下诗歌三千多首。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李商隐诗隐晦朦胧，文字清丽。杜牧在艺术上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唐代古文运动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

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注释①《隋书》卷六六《李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