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贞观之治

关键词：天可汗

627年～649年

618年，李渊代隋建唐，八年后即发生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不得不将帝位“让给”儿子秦王李世民，是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君临天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去世，是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安民抚农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原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之后的十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铣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626）六月，在李唐王朝统一天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是为唐太宗。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太宗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

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材。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画开国的二十四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传为美谈。

从谏如流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开明的民族政策

太宗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语言或者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率十余万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了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其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君长玺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李世民在含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悲恸万分，以剪去自己头发甚至于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方式表达对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社尔等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一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