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结束，世界气候转暖，海水回升，间有较小幅度的海面起落或停顿。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以西高东低的地势，山脉水系交叉相隔的网格状组合地貌类型特征，一方面与世界性古气候变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面也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环境。据对冰川、沙漠、湖沼、黄土进行的古气候环境信息研究，距今约八千五百至七千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进入波动升温期，气温较今高2-3℃，降水量超过800mm；七千至五千年间，高温期进入最盛阶段，夏季升温1℃，冬季升温可达4-5℃，年温差较小，雨量充沛，植被茂盛；此后气候适宜期走向后期，约距今五千至四千二百年，为波动降温期；约距今四千二百至三千二百年，为较稳定的温暖期，但出现过二次气候异常，即相当于早夏时期，冰川前进，降水明显减少，沙漠与黄土发育和湖泊干涸或湖面下降，气候环境恶化，为短暂低温干冷期，接着又升温，降水量较高，地下水上升，发生持续的洪水，对生态环境破坏极大，华北中原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群发；夏代后期至商代前期，又略转向温暖湿润。距今三千二百至三千年的商代后期，为气温波动下降期，气温仍高于现在；西周以后高温期结束，进入干凉时期。史前先民自进入温暖湿润的冰后期，社会生活全面臻入定居聚落阶段，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继往开来的特色，夏商时代人地关系中人们的积极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绘勒下生动的历史生活图卷。

中国10000年以来的气温变化图（王铮，1996）

一 夏代择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生态环境自西而东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史前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黄河上游西北地区则为干旱区，大致呈现为草原荒漠景观。而华北平原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沼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地下水位较高，有着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

华北地区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免水患。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6.5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2.8处，其余地区密度不过一处。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

到了夏始初，情况有所变化。新出西周恭王时《豳公铭》云：“天令（命）禹尃（敷）土、坠山、浚川。”《孟子·滕文公下》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这类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尧时的消极避水，禹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之际，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已大大缩小，相反，人们面对气候异常，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极为积极，“敷土、坠山、浚川”，“平土而居之”，反映了当时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的积极姿态。

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总积年约有471年左右。《战国策·魏策一》云：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蹊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记下了夏王朝晚叶政治疆域四至范围。《史记·吴起列传》亦云：

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河济、泰华、伊阙，分别与天门、天蹊、伊洛对应，大致地望可定，东至河济，西到华山，南达伊、洛二水。北界庐睾与羊肠对应。《史记·魏世家》《正义》云：“羊肠阪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北口潞州。”羊肠阪道即所谓“太行八陉”之“第二太行陉”，为穿越太行山脉的陉道之一，南口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北口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则夏王朝政治疆域的北界已抵达山西中南部。

夏王朝的政治疆域，包括了两个实实在在的地域概念，即中心辖区及周围四土，中心辖区类似后世所谓“王畿区”范围。《逸周书·度邑》云：

自雒 延于伊 ，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自雒延于伊”，指夏王朝的中心辖区，相当今黄河流域中游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经的豫西地区，西至华山脚下，也即洛阳周围地区。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王都之一。

《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以夏政治理夏墟，即所谓因势利导，因俗施政，事半功倍。所谓“夏虚”的晋南一带，与豫西地区隔黄河相望，是夏王朝的北土和西土所在。《竹书纪年》屡记夏代“九夷来御”、“方夷来宾”，夏代东夷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南部的豫东、鲁西及皖西北部，是夏王朝的东土所在，也是夏王朝扩展或势力控制范围。

夏代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参考《考古学集刊》10，张立东）

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在黄河下游东部地区有岳石文化。新砦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豫中、西部的伊、洛、汝、颍流域，可能属于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类型的考古遗址已发现8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间洛阳平原，以及汝、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大体属于中晚期夏文化。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另外，夏代二里头文化还从伊河平原南渐，从武当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汉水谷地达南阳盆地，更经汉水和江汉平原，影响波及长江之滨及鄂东北地区，并上溯至三峡一带，是夏王朝南土影响所及范围。

夏代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人们已发明挖凿水井而扩大生存空间，不必完全局限在靠近自然河流的地方，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也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有的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到来之际人口的繁衍增殖，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面做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开辟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坏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做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平面图（据《考古》2004-7，何驽）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中晚期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北垣三道，南垣二道，东垣一道。东垣长约1660米、南垣长约1550米，遗址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先建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后又扩为大城，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左右。二道南垣之间还形成一个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经对遗址内地质地貌调查表明，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和晚期偏早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山洪暴发，把部分城墙冲毁。

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一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颍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史前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城垣曾遭五渡河和西来的洪水冲毁，北垣外还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但人们紧傍原城再筑西城。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做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是夏代早期的一处城址，年代早到龙山晚期，下限约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历时约三百年上下。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左右，中部有一条新砦晚期的大冲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冲沟内的冲土层堆积多达20多层。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平面图

据遗址孢粉分析，那时正处于异常洪水时期，温暖急剧变湿的气候，使河水经常泛滥，冲沟所在地现为高20余米的断崖，下为双洎河故道，可以想象多大洪水才能漫上断崖，但人们面对肆虐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弃离故土。

河南新密新砦城址平面示意图（据《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4）

河南辉县孟庄龙山、二里头、商文化三迭城，在龙山时期城址的西墙中段北部，有一大段被洪水冲毁的缺口，由西向东伸去，至二里头时期，人们又清除了冲沟的淤泥，板筑夯起新的西城墙。

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历时约三百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壕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经取样 ¹⁴ C测年数据为3660±150年，约当夏代早期。据该遗址考古发现提供的古环境信息表明，约公元前4000年以降，即龙山文化后期至二里头文化初期以后，年平均降水曲线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谷，出现过短暂的气候恶化事件，年降水量仅600毫米左右，年气温比今低约1℃，自然灾害频发，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灾难是相当严重的，进入二里头文化后期，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气候又由温凉较干转向温凉湿润，年平均气温16℃左右，比今高约1-2℃；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比今多出200毫米以上，植被丰茂，生长着浓郁的灌木和草丛，有相当范围的水域，当地先民依托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经受各种自然灾害的磨炼，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平面示意图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后期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遗址中部地势高亢，与西部高地相连，其余三面地势低洼，平面略似半岛形状。遗址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面积前期约146万平方米，后期扩大到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3-4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前后历时约400年。可知，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面临的种种暂时性的不利因素，立足于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代人规度居址时的首选立场。

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与有关考古发现现象似不相吻合，其中应有原委。夏都的迁徙，现疏理如下：

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说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启子太康居斟 （河南偃师二里头；一说河南巩县西南50余里处，地近偃师）——弟仲康——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偃师太康故都）——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说陈留县北40里之老丘故城）——槐——芒——泄——不降——不降弟扃——胤甲（ ）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说河南内黄；一说山西夏县东下冯）——不降子孔甲田于东阳 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皋——发——桀居斟 （河南偃师二里头）。

《竹书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代都邑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发生，后期相对稳定，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早期的频繁徙都，主要在太康、相、仲康至少康时期，是所谓“夷羿代夏”事态频生的“无王”时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对这段“有王与无王”的夏史事态记载甚详：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预注：禹孙大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 、羿本国名）。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 、 圉（四子皆羿之贤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 氏（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处浇于过，处豷于戈（过、戈皆国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烬，遗民），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穷由是遂亡。

从夏王室统治集团一方言，夏王太康继位，因奢侈淫乐，发生内乱，夏人立其弟仲康，后被有穷氏羿部族取代夏政，仲康出逃死去，其子相投奔斟氏，为有过氏浇所杀，留下了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依附于有虞氏，立邑于纶，“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终于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重构社会的组织系统，使上下安堵，再度复国中兴。这段曲折的夏史表明，夏都一徙再徙，曾一度远入山东境内开辟新地，另谋生物圈，起自太康失国。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交织情况下，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打回豫西故地。

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豫西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历时约四百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游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传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的举都皆迁，性质有所不同。“太康失国”，失在“黎民咸贰”；东夷有穷氏羿是“因夏民以代夏政”，其亡亦在“用不恢于夏家”，“失人故也”；“少康中兴”，得在“收夏众”；个中被迫远徙他走的只是夏王朝王室集团。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权贵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紧踵着弃离故土，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上层统治集团的游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延续现象，当有这方面的背景。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迫于政治内外交困或国力消长的军事原因外，恐怕尤与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社会组织系统及政体结构考虑息息相关。《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讲有夏盛时，远方图绘山川物产来献，九州之牧贡纳金属资源。可知重要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控制与道路交通的畅通，是夏统治者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些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夏代都城对自然资源和重要物品的控制与垄断程度。

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末有祸之时，“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能否取得夏土民众的拥护，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交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去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结构性原因的。

二 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左右，总积年约553年上下。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地带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域有限地理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进动因之一。

《文选·西京赋》云：“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即《尚书·书序》说的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这八次迁徙是：

一 契居蕃（山东滕县）。

二 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三 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 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

五 相土复居商丘。

六 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 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

八 汤居亳（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岳石、周三迭城，下层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在龙山城址内侧修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山东五莲县丹土大汶口晚期、龙山早、中期三迭城，大汶口晚期城址面积约5万、龙山早期城址面积11万、龙山中期城址面积又增大到18万平方米。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岳石二迭城，龙山城址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岳石城墙又在龙山城墙外侧加宽约3.5米。“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稍逊一筹。河南新密古城寨村龙山晚期城址，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河南辉县孟庄龙山、二里头、商文化三迭城，城内约10万平方米。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登封王城岗小城面积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中原城址人口规模显然不及东部城址。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商人在拓地中，与土著族群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族群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

《周礼·地官》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成汤时，商人从豫东故地自东徂西，逐鹿中原，伐灭夏朝，立都西亳（今偃师商城），在今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17世31王，建立起“邦畿千里”的商王朝，拓展着当时的“体国经野”国土经营视野。《尚书·多士》称：“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武》盛赞：“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墨子·非攻下》谓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可见，商王朝的立国之本，是以商族贵族统治集团为主体，致力于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归附。

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用商人自己的语言说，即恒以“商”或“商邑”、“大邑”，与“四土”或“四方”相对言，国家政治疆域的意识也已确立。如《诗·商颂·殷武》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把“商邑”与“四方”对文。甲骨文云：

商与四土受年（《合集》36975）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合集》20650）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

辛酉卜，贞今岁受禾。

东方受禾。

［ ］北［方受］禾。（《屯南》423）

癸卯贞，东受禾。

北方受禾。

西方受禾。

［南］方［受］禾。（《合集》33244）

东。南。西。 。（《花东》18）

“商”与“四土”或“四方”对文，商居天下之中而又称“中商”。“四土”、“四方”并非虚指，不是一个模糊概念，而是基于以“商”为中心的国土观念的平面展示，有王权政治统治和经济制衡的内涵。《商颂·烈祖》说的“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与上述甲骨文所记“四土”受年，求商国四方国土农田丰稔的占卜动机，可以互为印证。《尚书·立政》云：

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显而易见，这种以“四土”或“四方”观为特征的国土概念，无不与商王的文韬武略紧相系联，是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的，展示了商人的世界观。

换言之，商王朝的国土经略，扩展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辐射推进状，具有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十字交叉扇张的要征，中心区称作“商”，轴心地是为“商邑”，“四土”或“四方”，乃是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袤的政治疆域地理，也即《商颂·长发》说的“外大国是疆，幅陨（员）既长”。《玄鸟》称商王朝“邦畿千里”。所谓“畿”，是古代王者直接管辖或可控制的地区，所谓“邦”，据《尚书·多士》有云：“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知为畿外大小邦伯诸侯领属之地。如此，则以商邑为轴心的中心区“商”地，乃“畿”之所在，类似《周官》中反复申述的“王畿”，或《尚书·酒诰》所称商国政治疆域内的内服，而“四土”或“四方”，是王畿以外商国政治版图中的“邦”土所在，即所谓外服，分布着大小诸侯封域、臣服“多方”，也包括一些敌对方国，然从甲骨文记商王占卜四土受年看，其间还穿插有王的直属领地。

（一）商邑的择立要素及“经济生物圈”

甲骨文“商”不是一个具体的小地点，而是一个中心区域概念。这个中心区域的向心地应是商王都所在，称作“商邑”，也称“王邑”（《英藏》344），晚期又称“大邑商”（《甲》2416）或“天邑商”（《英藏》2529）。下面来看“商邑”的择立要素。

据《尚书·盘庚上》说，自成汤建国后至盘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前引《西京赋》“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的后五次迁都。新出竹书《容成氏》简42云：“汤王天下三十有一世而受（纣）作。”商王朝大致共历31王，统治中心“商邑”的迁徙，有过五次，立过六都。六都地望，说法不一，现统理如下：

一 汤居西亳（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大丁——外丙——中壬——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

二 中丁迁 （一作嚣）（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外壬。

三 河 甲居相（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一说河南内黄）。

四 祖乙迁邢（一作耿或庇）（河北邢台）——祖辛——羌甲——祖丁。

五 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阳甲。

六 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一说洹北商城）——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今考古发现的商邑，已找到四座，两座分别为同位于北纬34°7′的商代前期王都河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另两座是位于北纬36°的商代中晚期王都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商邑。此外，位于北纬37°的河北邢台地区，也发现数十处早于殷墟的大面积商代遗址，其考古学文化内涵有可能为“祖乙迁邢”提供依据。商代政治中心“王邑”的移位，基本是在今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一带范围之内，约介于北纬34°-38°之间。

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在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归服，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商代都邑的五次迁徙，通常也都是商族的整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移位，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不失旧物”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

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超过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商代产业，曾从中国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6处，山东2处，山西11处，河北4处；产锡地：河南6处，山东2处，山西6处，河北1处，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300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后石璋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但认为商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由河南济源而山西垣曲，而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相当丰富。至于产锡地，若以安阳为中心的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则有河南淇县、武安，河北成安、磁县等四处；若在距安阳300-400公里的环形圈内，有河南永宁、灵宝、裕州，山西平陆箕山、安邑稷山，山东峄县夹儿山等六处；若缩小至距安阳200-300公里环形圈内，有河南汝州、蒿县，山西交城，山东莱州等四处；若在距安阳100-200公里环形圈内，有山西阳城、沁源、沁水三处。锡矿有一部分当来之中原。

不过，《商颂》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辽宁林西大井发现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 ¹⁴ C年代测定距今2970±115年，约当商代晚期。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发现早到二里冈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邻近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井遗址， ¹⁴ C年代测定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及安徽铜岭、贵池一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几十处古代采铜矿遗址，年代上限及于商周之际。江西清江吴城商代后期遗址，其东约20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地方土著文化与中原商文化风格相融的因素，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近些年对商代青铜器所含高放射成因铅进行的化学分析发现，有关铅同位素的比值质谱显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青铜器矿产原料，竟与西南地区滇东川南及其周边一带的矿山所产接近，殷墟前期亦然，至殷墟后期华北当地产乃有急剧增加。种种迹象，均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资源的产地和流通有远出华北四省的多元性信息。

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还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物产等多重生态环境因素的利用，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几个商代王邑，所处地理纬度和气候条件均十分适宜人们生息休养。

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北依邙山，南临洛河，虎牢在其东，函谷在其西，辕在其南，北面有黄河要津，自古以来就是重要交通孔道，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偃师商城有积极的防御设施，筑有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城垣，形制长方形，城内面积达190万平方米，经总体规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郑州商城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原，土质肥沃，为四方交通辐辏之枢。郑州商城分内城、外郭及“宫城”三重，内城形制近长方形，面积约317万平方米，郭城依地势地貌而建，外挖护城河，与城东湖沼沟通，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置于郭城内，当时似已注意到内城环境的净化。商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和生活设施的完善，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十万多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新途。

商代中丁以后，平均每20年都邑一徙，中丁迁、河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盘庚又把王邑迁至殷。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约当河甲或盘庚时，城垣平面呈方形，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已知其城墙基宽仅7-11米，与商王朝前期王邑偃师商城城墙基宽16-25米、郑州商城城墙基宽20米以上，高约10米，顶宽约5米，不能相比，国力似乎尚处在振兴伊始。结合文献记载，商代中丁以后“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王朝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遭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中丁到南庚不得不进行了四次迁都，曾一度退缩回东方故地“奄”（山东曲阜一带）。盘庚时，旧王邑的生态环境破坏曾经导致“万民乃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商城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王邑政治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的明智决策，再度西进，“底绥四方”，恢复“先王之大业”，迁至今安阳一带洹水之滨，再建新商邑。

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商邑一带，平均海拔78米左右，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据卫星遥感摄影，这里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殖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墟商邑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之后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30平方公里左右。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通过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结合环绕成宫室宗庙区，外围是平民居地，最外围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显然，殷墟商邑是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本之“用永地于新邑”的理念，在建设中贯彻了“奠厥居，乃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后王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商邑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王邑的人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可见晚商王邑政治地位是相当稳定的，“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凭藉商邑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邦畿千里的国土得以经略。

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的政治意识言，商王都当然不是悬浮式的“孤岛”，周围自应控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墨子·非命上》云：“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议兵》云：“古者汤以薄（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言汤的亳都周围有方圆百里范围的直属领地。《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管子·轻重甲》云：“汤以七十里之薄（亳）兼桀天下”；《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亳七十里”；则言商汤握有以亳都为中心的方七十里直属地，与上说略异，但均指出了商代王邑以外自有其相应的直接控制范围。这种与王邑联为一气的政治领地，当时称之为“郊”、“鄙”、“奠”。《尚书·牧誓》有云周师伐商至于“商郊”。甲骨文云：

□酉卜，王曰贞，其蒿田。（《合集》29375）

戊戌，王蒿田……文武丁 ，……王来正……（《甲》3940）

蒿读如郊。《周礼·载师》郑氏注：“故书郊或为蒿”，并引杜子春云：“蒿读为郊，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墨子·明鬼下》记商汤“犯遂下众，人之尃遂”。孙诒让读为“犯逐夏众，入之郊遂”。尃、蒿、郊音义相通。“蒿田”读为“郊田”，即在郊田猎。郊应指王朝都邑外之地。甲骨文中又有“商鄙”（《英藏》2525），大体亦指王邑“畿”外近郊野地。

在商代，不特王邑有“畿”，诸侯或方国族落也均有其势力范围圈或“经济生物圈”。甲骨文有记沚国使者向商王朝自报敌方侵犯“我东鄙”、“我西鄙田”（《合集》6057）。甲骨文又有言“攸侯喜鄙”（《殷缀》190），鄙又指诸侯与方国的政治控制领地。如位于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方国遗址，于其东约20多公里处，发现同一时期的该国君主陵墓。在吴城遗址北约180多公里处，又发现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始采年代早到商代中期之后，出土陶器带有吴城文化特征。这反映了该国的势力范围所及。

可见，以商王朝都邑为中心的邑、蒿（郊）、鄙的王畿区体系，或以诸侯方国邑为中心的鄙地之势力范围圈，都是确然存在的。

（二）商畿的地域范围

商王畿区范围有多大呢？商王朝的国土经略，扩展波峰呈中心向四外平面扇张状，从甲骨文得知，晚商王朝以殷墟王邑为中枢的道路交通网络，已适应于王权统治而规模大备，统治者有在通往四方的交通干道上设置官方旅舍，称之为“羁”，如辞云：“贞羁……五羁……牢，王受又。”（《合集》28156）羁顺道路按数目依次编次，共设五站，各羁舍间应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羁与羁间如以50里左右距离计，则第五羁已距王都250里之遥了。商代道路交通呈中心王都向四外辐射状，如果王都通往四方的各条干道都设有此等羁舍，可以想见殷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即王畿区范围，方圆半径约可至300里左右。

甲骨文提供的这组王畿区范围数据，如分别就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四座商代王邑作圆心圈出，则其东界大体在河南柘城、商丘以西和濮阳迄东一线，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西界及于孟津和太行山以东，北界在河北邢台、内丘附近。这与文献中的一些说法颇相契合。如《战国策·魏策》记吴起之说云：

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

《史记·吴起传》云：

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诗·邢庸卫谱》郑氏笺云：

邶庸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

孔颖达疏云：

太行属河内，河内即纣都，而西不逾太行者，盖其都近西也。衡漳者，漳水横流，南距纣都百余里耳，故知逾之。濮阳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

这里讲的是商王畿区界定。“左孟门，右太行”，乃指商畿西界的南（左）北（右）两侧之有险可凭地，南侧的孟门，疑即《周书》说的武王伐商“观兵放孟津”所在，北侧是指太行山脉。“右漳滏”、“北逾衡漳”，“后被山”或“常山在其北”，是表述商畿的北界，今河北邢台地区位于漳、滏诸水之北，再北面的井陉地区，是太行山中段向华北平原过渡山地，其间多横谷，为东西交通孔道，素有“太行八陉”之险，早在商代以前这一带已有循河谷间的小道开通，井陉地区发现有石圪迭、沈山寨、西元村等一批晚商遗址，还发现了逾越太行山而沟通晋冀之间东西交通的商代通道，“后被山”疑指这一地带。《史记》讲的“常山”，应指汉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辖有内丘以北地，正与井陉为邻，其南紧靠邢台地区。“前带河”、“大河经其南”，犹同如言“东及兖州桑土之野”，均是在讲商畿的东界。河指黄河，古黄河由今河南郑州以西折向东北，流经濮阳以西。濮阳古属卫国，《汉书·地理志》云：“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濮阳桑土是在商畿东界范围内。商畿的南界，盖因同于战国魏国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故《魏策》述吴起对魏武侯说时就略过了。

可见，文献中说的商王畿区范围，与甲骨文提供的证据是基本一致的，大体包括了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区。

（三）商国的政治疆域“四土”

商国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四土”是王畿区外与商王朝政治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大区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或方国族落，一般都与商王朝持有政治过从或统属关系。如《逸周书·商誓》记周武王言：“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周国自己认同为商的西土。甲骨文有云：

……令登东土人。（《合集》7308）

己未卜，贞雀亡 （忧）南土，呙告事。

己未卜，贞多 亡 （忧）在南土。

己未卜，惟 方其克贝（败），弜在南。（《合集》20576）

癸酉贞，方大出，立史于北土。（《合集》33049）

以上诸辞，或因兵戎事而登众简选武士于东土；或言敌国方侵扰商国的南土，商王问及在彼土戍卫的重臣雀及众武官多的安危，问是否能在其南击败方；或记敌方大举进犯，立吏选武将向北土反击。这说明商王朝视“四土”乃是其政治疆域。

从商代考古学文化看，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一是最内圈，以黄河中游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四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是商文化中心区，也即王畿区；二是中心区外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同时又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相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可称为商文化亚区，也即商国的“四土”，是其政治疆域；三是最外圈，文化特征既明显有别于商文化，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因素，可称为商文化影响区，也即商周边民族地区。

若就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论其政治地理结构，又存在着一些进退变化现象。大体说来，前期王畿区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关中岐下一带，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抵长江中游两湖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至中后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政治中心北移至安阳洹北商城及殷墟，政治疆域的北土则已抵达燕山以南、河北中北部的所谓“朔方”地区，西土北侧已越太行山脉，进入晋中汾河两岸，可能还跨越黄河进入陕北东部地区。但西土南段，虽一度抵及关中及川陕交界地区，唯随着周人在西土的崛起，商国势力范围渐往东退缩到西安以东地区。晚商的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对江南江西地区的政治影响范围却扩大不少，后来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在东土的势力更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安徽、苏北地区，并逼近浙江部分地区。

文献中也有关于晚商王朝政治疆域“四土”所抵地理范围的记述。《汉书·贾损之传》云：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此记商周之际的政治疆域，以东西南北四疆为序，恐非虚拟，有一定史影依据，四疆所至当有实际人文地理地界范围。如有二片甲骨文云：

辛卯，王……小臣醜其乍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合集》36419）

醜其 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

其迟于之，若。（《合集》36824）

商文化分布区与商文化影响区示意图

“东对”序方位，别辞又有云：“于夫西对”（《合集》30600）、“于北对”（《屯南》4529），“对”以东南西北四方为合成词，皆系之实际地望，“对”字像手植丛树于土上作表记之形，疑读如垂，同陲，意指边垂疆界标识。《说文》：“垂，远边也。”“东对”指东方边地的疆界标识。“乍圉于东对”，犹如《古今注·都邑》所云：“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是说在政治疆域范围的东部封疆画界。“圉”字在此亦有经界疆垂意，《尔雅·释诂》：“疆、界、边、卫、圉，垂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亦聊以固吾圉也”，杜预注：“圉，边垂也。”小臣醜是商王所封东疆的臣属诸侯，在今黄河下游山东益都河流域一带。益都苏埠屯曾发现晚商时醜国四墓道大墓。“醜其至于攸。其迟于之”，攸在今江淮流域河南永城和安徽宿县、蒙城之间。言醜国使命能否路途平安速传到攸地，还是迟缓抵达。这说明商王朝与东方地区至密的政治关系，印证了史传商周之际的政治疆域“东不过江、黄”的说法。

总之，文献中关于晚商王朝政治疆域“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的说法，与甲骨文中“四土”范围的考订及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中心区，大体是吻合的。

然而必须指出，商代国家的政治疆域，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不可能如后世那样维持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严格的行政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却已有一定规制。即或域内大小土著国族，因其力量强弱受制于大国，亦不得不尽其贡纳臣服诸义务，而大国亦对其有政治上的承认和军事上的保护之权利。

小臣 在东陲封疆画界（《合集》36419）

甲骨文记有：

周入。（《合集》6649甲反）

雀入龟五百。（《合集》9774反）

唐来十。（《丙编》56反）

羌入五。（《合集》13648反）

竹入十。（《合集》902反）

上揭刻辞内容，是记卜用龟甲的数量以及从何方入贡来的。“周入”，记周方贡龟，周地处黄河上游陕西一带，属于商王朝的西土。“雀入龟五百”，日本岛邦男以为雀的领地在殷的西方。钟柏生先生以为雀之地望在今山西西南部或河南省西北角，即黄河湾道附近。“唐来十”、“羌入五”，两地或在山西中部一带。“竹入十”，竹为商王朝北方的侯国，别辞有称“竹侯”（《合集》3324）、“至自竹”（《合集》4752）。严一萍先生以为竹国即《史记·秦本纪》“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十二里，殷时诸侯国也。”址在今河北卢龙、抚宁县一带。李学勤、彭邦炯先生说同。甲骨文又云：“妇示五屯”（《合集》6177）、“来牛”（《合集》9178），说明国与中原商王朝有通婚、进贡牛牲之往来，国即后来西周召公所封北京琉璃河之都一带。由此可窥见各大小方国族落与商王朝之间保持的臣服贡纳关系。

《尚书·酒诰》称商国政治疆域内的统治制度分内服和外服：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内服和外服，相当《大盂鼎铭》说的“殷正百辟”与“殷边侯、田”两类。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策略上是有区别的。内服制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制指畿外“四土”、“四方”政治疆域内的王权驾驭力度。《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把四方诸侯方国到商邑献享朝见，视为王朝国家体制有效运作的常态。

甲骨文有言“京奠”（《合集》6）、“步于奠”（《合集》7876）等等。裘锡圭先生指出，甲骨文用为动词的奠字，本指商王朝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把战败或臣服的国族之一部或全部，让其仍保持原来的社会组织系统，安置在商王朝可控制区内。今据甲骨文，商或以自我为中心按方位称“我奠”（《合集》9767）、“南奠”（《合集》7884）、“北奠”（《合集》32277）等等，故知当时存在着围绕在商王朝四周可控制地理范围内安置被奠者的惯例，长此以往而人为形成一特殊的政治地理圈，此已名词化意义的“奠”，性质与《周礼·天官·甸师》说的“郊外曰甸”有渊源关系，或可读如甸。《说文》：“甸，天子五百里地。”《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邦内谓畿内。奠应指王朝外服可控制区范围，相当商国的畿甸外围所至。

甲骨文恒见商王派使者出使各地，如：

（1）丁巳卜， ，贞令 赐 食，乃令西使。三月。（《合集》9560）

（2）乙酉，贞王令 途亚侯，佑。（《合集》32911）

（3）己未卜， ，贞我三史使人。

贞我三史不其使人。

贞 使人。

贞 不其使人。（《合集》822正）

（1）命令出使西方，并命为赐食饯行。（2）商王命令取途亚侯，问是否有佑。（3）四辞正反同卜，问王朝三史是否派使者。或为三史之一。同样，商王邑也不时有四方的来宾及来使。《诗·商颂·玄鸟》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盛赞王邑内四面八方的来宾人流济济。

商王朝还通过与异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维系各地之间对商王朝的臣服关系，这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各地族氏方国，亦每主动嫁送女子与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易·泰卦》有云：“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诗·大雅·大明》云：“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大邦即《尚书·召诰》之“大邦殷”。讲商王帝乙将王族少女远嫁周国文王之事。这类政治婚姻是利用通婚方式维系商周之间的臣服关系。

显然外服制是建立在维持原本固有地缘性政治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四方诸侯方国的册封、礼遇优渥或承认，四方国宾的来商邑朝见及使者往还，是外服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商王朝必要时有以婚媾关系相系，或施以武力制裁。商王在内、外服制的统治策略上是明显不同的。

（四）商国的周边“四至”

在中国上古时代，有将中原王国“四土”之外其势力及其文化波及影响的周边地区称为“至”的。西周厉王时《宗周钟铭》云：“王敦伐其至，伐厥都”，言先进伐其周边地区，然后直捣其都城。这里的“至”即指政治疆域外“四至”周边地区。

商代的“四至”范围，文献中也有其说，《淮南子·泰族训》云：

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东海是东部滨海地区，流沙泛指甘肃、内蒙等地的西北沙漠地带，交趾指南方五岭地区，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辽宁部分地区。甲骨文中的“一邦”（《库》468）、“二邦方”（《合集》36243）、“三邦方”（《合集》36530）、“四邦方”（《合集》36528）、“南邦方”（《甲》2902）、“多方”（《英藏》528）等等邦方敌国，以及上博楚简《容成氏》记述的商王朝末叶统治者“尃夜以为槿（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畔之：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是（氏）”（简45、46），基本分布在“四至”范围。这些邦方犬牙参差分布在商国的周边地区，有的还跨入商国“四土”之内，一般均与商王朝有着间接或直接的交往交流关系，由此构成商国周边地区相对独立的大小邻国。

商国也把“外服制”的某些策略推及于周边地区。据甲骨文有云：

甲子卜，王比东戈乎侯 。

乙丑卜，王比南戈乎侯 。

丙申卜，王比西戈乎侯 。

丁卯卜，王比北戈乎侯 。（《合集》33208）

戈指边境之地，“四戈”当为“四土”外周边“四至”的与商王朝若接若离弹性伸缩边地。比有亲比联合之义，《周礼·形方氏》：“大国比小国”，郑注：“比，犹亲也。”商王联合“四戈”之侯进行领土扩张，此“侯”犹《大盂鼎铭》说的“殷边侯田”。可见商王朝对边地的扩张或捍守，盟结或加封远控弱小土著国族以与强大敌对邦方抗衡，是其重要策略之一。

商王朝除了有封边地土著国族君长为“侯田”外，还有“牧”的别置，如甲骨文有“戈田牧”（《屯南》4033），“牧”殆亦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族落，惟牧与商王朝之间的依附性似更胜于“边侯田”，然两者亦有若干共性，即其称号的名义意义，皆并非中原王国对他们有土地民人诸实质上的封赐。两者同以“田”相称，“田”可能与后世的“甸”有联系，但与前述郊外之“奠”读如“甸”是有区别的，此处的名义意义大概后与《左传》襄公十五年所云“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有内在演衍关系。

甲骨文中有“南牧”、“北牧”（《合集》28351）、“中牧”（《合集》32982）、“左牧”、“右牧”（《合集》28769）。地近西安老牛坡遗址的袁家崖晚商墓葬出土铜爵有铭“右牧”，兼叙方位，大体表明其乃介于大国与邦方林立的隙地之间。别辞有云：“在牧获羌”（《遗》758）、“戍伐，右牧禽启人方”（《屯南》2320）、“中牧于义，攸侯叶鄙。右牧于爿，攸侯叶鄙”（《合集》32982），牧与边地羌人、人方、攸侯时有利害交割关系，是知此等牧是在边地。

《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尚应结合特定历史氛围作出具体分析。盖牧本是邑与邑、国与国之间草莱未辟的隙地，凡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势力强大者，常得而据为田猎地，或辟而成为牧场，即《周礼·载师》所谓“以牧田任远郊之地”。甲骨文说的“二牧”（《甲》1131）、“三牧”（《屯南》1024）、“九牧”（《天理》510）等，就是商王朝利用周围隙地辟为牧场、据点或田猎地，用数目加以编次。别辞云：

牧（求）人，令遘以。（《合集》493）

兹三牧……于唐。（《合集》1309）

意思讲唐地开辟的牧场向王朝求人力补充，商王乃命令遘送致人。随着商王朝国土经营的扩张、生地变熟地或人口增加造成聚落稠密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牧地逐渐向周边远地外移，力量不抵，乃盟结土著族落组织作借力，故牧亦用指边地族落。河北北部燕山山脉南缘的丰宁县出有晚商“亚牧”鬲（《集成》456），陕西西部与甘肃相邻的陇县韦家出有“牧正”商尊，四川彭县竹瓦街亦出有商代“牧正”觯。“亚牧”、“牧正”，可能均是与商王朝曾有过结盟交好关系的边地族落之长。《周书·度邑解》云：

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

此“九牧”原本当是与商王朝盟好的边地大小土著族落，其倒向周国，率所部之师助周伐商，进入商郊见周武王。说明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舍名义而看重现实，实力的此消彼长，外交上的拉拢争夺和利害交易，以至兵戎反戈，时在摇摆变动中，介于大国和邦方之间的大小地方族落，在各种政治纠葛背景下，自不得不审时度势频频作出关乎自己存亡的决策调整和抉择。

归纳之，商王朝已有其“体国经野”的政治疆域经营意识，王畿区以商王邑为中心，王邑之外的近郊称东、南、西、北四“鄙”，再远外的区域称东、南、西、北四“奠”，“奠”即后来称作“甸服”或“畿甸”的“甸”之由来，本起自在商邑四周远外可控制范围安置服属国族的地带而得名。此三者构成了“王畿区”；自“奠”以远就泛称“四土”、“四方”，为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四土”外的边地四至又称“四戈”。如此而形成商代国家的政治疆域。

下面，试对上论商国疆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