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和诸葛亮谁厉害？相比较诸葛亮与法正谁更有才华？

取得荆州部分土地之后，如何实现《隆中对》的策划，进而夺取刘璋据有的益州，不但刘备心中无数，诸葛亮同样如此。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刘璋派法正联络刘备）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张）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刘）璋闻曹公（曹操）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法）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成此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对刘备来说，法正、张松背叛刘璋，主动献取蜀之策，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机缘。后来如法正所策划，刘备果然取得益州。诸葛亮是否预谋，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从当时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都留守荆州，仅刘备率军入蜀，应该说，诸葛亮不但参与，而且是决策的。为什么？首先，这时荆州的一部分是刘备唯一立足之地，孙权也在暗中窥伺。其次，《隆中对》提出夺取益州仅是策划，尽管法正献策，但是否必得，仍属未卜。因而诸葛亮率领大将，以重兵镇守荆州，刘备仅以偏师入蜀，如此可以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决策无疑出于诸葛亮，并得到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的同意。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刘璋对刘备前来十分重视，“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真的是如此吗？当此后刘备举兵袭击刘璋之际，刘璋手下的益州从事郑度曾认为：“左将军（刘备）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资重。”（《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明刘备入蜀后处境十分困难，可以看出，上引《刘备传》的记载属于“虚美”。当然，不应该排除郑度不了解，或有意贬低刘备军事力量这种可能。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刘备与法正之间的对话：“先主闻（郑度之言）而恶之，正曰：‘（刘璋）终不能用，无可忧也。’”所谓“终不能用”，指的是郑度的献策：“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刘璋果然没有采用郑度的策划。因此，刘备“兵不满万”“野谷是资”等应该是真实的，郑度所策划也的确击中刘备的要害，否则不可能为刘备“恶”“忧”的。《三国志·吴志·吴范传》说：“及壬辰岁，（吴）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孙）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刘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同样说明，郑度所说与吕岱所见完全符合。

刘备取蜀主要倚靠法正策划，因而得到刘备的特别信任。《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法正）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这是刘备对之绝对信任的具体表现，他之所以敢于骄纵“擅杀”，也正在于此。同《传》又说：“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法正）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诸葛亮这番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聊以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这时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将诸葛亮放在眼里；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有无可奈何之感。

《法正传》记法正献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据《续汉书·郡国志》，汉中为益州的一郡，益州的政治中心是以成都为郡治的蜀郡，当刘焉统治益州时，即遣张鲁驻汉中。此后张鲁背叛，刘璋又拟利用刘备以讨张鲁，刘备因而得以入蜀。这时张鲁投降，曹操占有汉中，对初据益州的刘备，较之张鲁之与刘璋，威胁更为严重。《三国志·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说：“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同书《贾诩传》注也说：“魏武（曹操）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可见这种威胁已经严重影响到蜀中，并出现动乱，以至一日数十惊，刘备虽出动武力镇压仍不能止，因而乘曹操北还之机以夺取汉中，这实在是上策。后刘备大破曹操大将夏侯渊，“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法）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刘备）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曹操所说，见《法正传》。对此，裴松之认为：“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刘主之智，岂不及此？将计略未展，（法）正先发之耳。”蜀与汉中的唇齿关系，刘备不可能不理解，但作为主要谋士，这次取得汉中，更增加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分量，这也应该是真实的。因而法正死后，刘备“为之涕泪者累日”，即说明了这一点。

对法正的骄纵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满的。《三国志·蜀志·杨洪传》说：“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刘备）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即真矣。”对杨洪所说，汉中是“益州咽喉”，汉中的得失关系到益州的“存亡”，对此诸葛亮岂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刘备的命令，对此诸葛亮也岂有询问杨洪之理？显然这是故意如此，诸葛亮借此可以推荐杨洪兴办发兵之事，尤为重要的是，诸葛亮更可以借此以杨洪取代法正的蜀郡太守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和法正也无可奈何。以“众事皆办”，杨洪终于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从此权势大为削弱。

“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法正传》）所谓“公义相取”应该是表面的、次要的，而“好尚不同”却是实质性的，显然也是主要的。不久法正病故，彼此之间的矛盾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