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与曹爽什么关系？何晏是曹爽的心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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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王曹芳正始十年的高平陵政变中，司马懿父子以所谓“阴谋反逆”的罪名，诛除控制朝政的大将军曹爽及其同党，何晏即其中之一。何晏作为曹爽同党被诛，何晏与曹爽到底什么关系？是像《军事联盟》中说的何晏是曹爽的心腹吗？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大将军曹爽秉政时，何晏党附曹爽，累官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封列侯。高平陵之变后与曹爽同为太傅司马懿所杀，灭三族。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说：“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同《传》还有如下记载：“初，（曹）爽以宣王（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及（何）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晏等专政，遂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使主者先收毓印绶。”“（曹爽）作窟室，……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张）当陈（曹）爽与晏等阴谋反逆，……于是收晏等下狱。”为什么这里多次出现“晏等”，显然以为，从曹爽与司马懿关系的恶化，直到“阴谋反逆”，何晏都曾为曹爽出谋划策，参与行动，不但属于曹爽“腹心”，而且是手下的第一号人物，其重要性大大超过邓飏、丁谧、李胜等人，甚至超过亲弟曹羲、曹训。这里首先提出的是，何晏与曹爽的关系真的如此亲密吗？只能说，答案是否定的。

曹爽，字昭伯，三国时期曹魏权臣，大司马曹真长子。公元249年（正始十年）正月甲午（初六）日（2月5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解除曹爽大将军的职务。不久被加以谋反之罪而被屠灭三。

第一，何晏并非曹爽的“腹心”。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曹爽宿与（丁谧）相亲”；“（毕轨）素与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见从之”；“（李胜）与曹爽善”。显然，在执政之前，曹爽的亲信是丁谧、毕轨、李胜三人。如果何晏与曹爽的关系同样如此，《魏略》不可能不有所记载，而裴松之注也不可能不有所征引。又据《何晏传》注所引《魏略》说：“至正始初，（何晏）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所谓“曲合”，所反映的应该是，在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之前，即魏明帝在位时，曹爽与何晏并无如同丁谧、毕轨、李胜等“相亲”或“相善”的关系，到了正始年间始与曹爽“曲合”。

曹芳，字兰卿，魏明帝曹叡养子，三国时期曹魏第三位皇帝，239年-254年在位。曹芳于青龙三年（235年）被封为齐王，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逝后继立为帝。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将曹芳废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第二，何晏“曲合”于曹爽是出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与曹爽亲弟曹羲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据《三国志·魏志·管辂传》，管辂认为何晏具有“经国才略”，从何晏出任吏部尚书的政绩（见后），以及前引《魏略》所说，曹爽用何晏为尚书是为了他的“才能”，因而管辂对何晏所作的这个评语，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何晏与曹羲一起参加过《论语集解》的编撰，一般说来，共同编撰如《论语集解》这类富于思想性的著作，彼此之间，必然志趣相同，看法一致，并具有深厚友谊，否则是难以想象的。可以看出，与何晏关系密切的，是曹羲而不是曹爽。《北堂书钞》卷九八引《何晏别传》说：“曹爽尝大集名僚，长幼莫不预会，及欲论道，曹羲乃叹曰：‘妙哉！平叔（何晏）之论道尽其理矣。’”也说明曹羲不但对何晏表示了极其倾佩之情，而且思想共鸣，看法一致。

司马懿，男，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

第三，《文选》卷二一收有应璩的《百一诗》，李善注引《文章录》说：“（应）璩字休琏，博学能属文，（魏）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所引，《文章录》应为《文章叙录》。同注又引孙盛《晋阳秋》说：“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这组五言诗，《文选》所收仅是其中的一篇。据上引《文章录》和《晋阳秋》，应璩这组诗所讽刺的“时事”，是对执政的大将军曹爽而发的。尽管组诗全部现已失传，但概括起来应该即是“多违法度”这四个字。《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文章叙录》又说：“齐王即位，应璩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作为诗人的应璩，当曹爽以大将军秉政时，又是曹爽的重要幕僚“长史”，显然不是站在曹爽的敌对面，因而《百一诗》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蓄意攻击，而是对曹爽“多违法度”的善意讽谏。《文心雕龙·明诗》说：“应璩《百一》，独立不惧，亦魏之遗直也。”也说明应璩作为曹魏“遗直”，对曹爽作了“独立不惧”的批评，完全出于善意。如何对待《百一诗》，当时的“当事者”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唯独何晏却迥异于这些“当事者”，同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说：“汝南应休琏（应璩）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当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所谓“当事者”，不是依附曹爽，即是对曹爽有所畏惧的官僚，他们“咸皆怪愕”，或者以为“应焚弃”，当然是在为自身的前途和安全着想。“独无怪也”，仅何晏鲜明地表达了对诗人“讥切时事”的肯定。据前引《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所谓“（何）晏等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等不法行为，应该包括在应璩所“讥切”的“时事”，以及曹爽的“多违法度”之内。何晏对《百一诗》的“独无怪也”的态度，说明他不但不在“多违法度”的“当事者”之列，而且对曹爽这类行为同样是不满的。更从而证明，将何晏作为曹爽的“腹心”，并将“多违法度”作为“晏等”，即以何晏为首的行径，这完全出于司马氏方面的诬蔑。

高平陵政变，曹芳继位后，司马懿先是遭到曹爽排挤，迁官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不仅何晏，曹羲也是反对曹爽的这种违法行为的。《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说：“（曹）羲深以（曹爽所为）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泣而起。”如前所说，何晏、曹羲关系密切，说明二人在反对曹爽“多违法度”方面也是一致的。

另外一面，当曹爽秉政时，何晏在吏部尚书任上是有成绩的。《晋书·傅咸传》说：“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是傅玄之子，傅玄和他的从兄傅嘏都站在司马懿父子一边，并与何晏不睦。傅咸在这里称誉何晏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举时，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对何晏，傅咸没有“虚美”的必要，所反映的应该属于真实情况。但是，《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说：“（邓）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每所荐达，多如此比。故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又说：“（何）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显然，这与《傅咸传》所述是矛盾的。如上所说，傅咸绝不可能对何晏“虚美”，因而《魏略》的记载需要具体加以分析。首先，由于各种原因，不但何晏，对任何人来说，“选举”都不可能完全公正，个别失误是难免的，《魏略》所记载的事例即可以说明。当时某些选举的“不得人”，出于邓飏“不公忠”的“荐达”，何晏仅是“同其罪”，以及“交友非其才”。其次，邓飏所“荐达”的人们中，有的也应该与何晏“有旧”，因而这笔账就记在何晏头上。再次，不可否认，《魏略》某些关于何晏的记载出于司马氏方面的诬蔑。

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正元二年（255年）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揽国政。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被弑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263年）分兵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灭亡蜀汉，受封晋公。次年，进爵晋王。

综上所述，何晏对曹爽执政是不满的，他所主持的选举基本上是公正的。因此，何晏既没有站在曹爽一边，更不是曹爽的“腹心”。另外一面，何晏又与司马懿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思想上，他们之间具有共通之处。《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说：“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王）弼，……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何晏所用的贾充、裴秀二人，都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晋书·贾充传》说：“（贾充）累迁黄门侍郎，……参大将军军事，从景帝（司马师）讨毌丘俭、文钦于乐嘉。帝疾笃，还许昌，留充监诸军事。……后为文帝（司马昭）大将军司马，转右长史。……复从征（诸葛）诞，……帝先归洛阳，使充统后事。……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同书《裴秀传》说：“（裴秀）为廷尉正，历文帝（司马昭）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帝之讨诸葛诞也，……裴秀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可以看出，贾充、裴秀两人，不但在政治上拥护司马师、司马昭，而且在军事上也都参加过讨伐起兵反对司马氏的诸葛诞，并“同受腹心之任”。说明何晏既交友于曹爽集团的人物如曹羲、邓飏，又交友于司马懿父子集团的人物如贾充、裴秀，在这两个集团的斗争中，何晏所采取的是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立场。关于参与《论语集解》编纂的，有曹爽的亲弟曹羲，也有司马懿父子的“腹心”郑冲、荀，何晏是主持者，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对此，已别有论，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