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这是历史的魅力,一起来研究下“曹操的继子兼女婿何晏是个怎样的人,曹操为什么那么喜欢何晏”的话题,感受历史的心境。
《世说新语·夙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据《三国志·魏志·何晏传》,何晏的祖父是东汉灵帝时掌握朝政的大将军何进,因诛灭宦官的策划泄露,何进为宦官所杀。何晏的父亲何咸死后,其母尹氏成为曹操的夫人,因而他是在曹操身边长大的。那么,曹操的继子兼女婿何晏是个怎样的人?曹操为什么那么喜欢何晏?
《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说:“何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时便慧心大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何晏是个怎样的人,综合这两条记载,所反映的应该是,首先,何晏自幼即“明惠若神”“慧心大悟”,这种惊人的聪明,当然来自天赋。如果说,仅由于“明惠”“慧心”,何晏即得到曹操的“奇爱”“欲以为子”,看来这个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单。上引《何晏别传》说,当曹操读兵书“有所未解”之时,何晏可以为之“分散所疑,无不冰释”。这个事例说明,除过人聪明之外,何晏还应该自幼即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而且明悟慧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因而在曹操身边为之“分散所疑”的,不可能仅限于兵书。何晏的著作传世不多,《文选》卷一一《景福殿赋》,即可以说明他的博学和卓识。何晏为什么得曹操的“奇爱”,原因也应该在这里。其次,上引《世说新语》说,当得到曹操“奇爱”并“欲以为子”之后,何晏即“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们问其故,他的回答是“何氏之庐也”。
与此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太平御览》卷三九三所引《何晏别传》:“(何)晏小时,魏武(曹操)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令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据《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从何晏来说,幼时在魏宫之内,即自处于“画地令方”的“何氏之庐”,也不愿与曹操诸子“长幼相次”,理由是“礼,异族不相贯”,也即是上引《曲礼》所说的“定亲疏”“别同异”。不但如此,拒绝曹操的收养,自处于“何氏之庐”,对何晏来说,所显示的更是儒家的“孝行”。由于其父名“咸”,在所撰集的《论语集解》中,凡引用前此为《论语》作注的包咸之说时,以“咸”字属于父讳,何晏都仅称为“包氏”,同时他还为《孝经》作过注。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何晏思想的主流属于儒家。
《晋书·郑冲传》说:“初,(郑)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妥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这就是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的何晏《论语集解》十卷。此书尽管题为“何晏集解”,实际是集体编纂,曹爽亲弟与何晏关系密切的曹羲也是编纂者之一。除他们二人外,郑冲、荀顗则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
泰始三年,晋武帝下诏说:“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在这些参与“克定大业”的“英隽”中,便有“太傅寿光公郑冲”和“太尉临淮公荀顗”,他们都是司马氏“与之断金”的“腹心”(《晋书·郑冲传》)。《论语集解》的参与者,曹羲是执政的大将军曹爽的亲弟,皇族的近支,郑冲、荀顗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何晏则是“驸马都尉、关内侯”,他虽自外于曹氏,但由于得到“奇爱”,曹操仍将金乡公主许配,使之成为自己的女婿。集体编纂《论语集解》这种著作,编纂者之间必然志趣相同,思想一致,同时应该具有相当深厚的友谊。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曹氏与司马氏剧烈斗争之际,按理说,何晏应该属于曹氏集团,但他并不完全党于曹氏,参与《论语集解》的,即有司马氏的“腹心”郑冲和荀顗。而且就思想而论,他是儒家,也与儒学世家的司马氏一致。
除《论语集解》外,何晏还有一部历来被忽视的著作——《孝经注》。《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孝经》一卷。王肃解。梁有魏散骑常侍苏林、吏部尚书何晏、光禄大夫刘劭、孙氏等注《孝经》一卷,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有王肃、苏林、何晏、刘劭等人的《孝经注》。唐代刘知几《上〈孝经注〉议》说:“王肃《孝经传》有司马宣王(司马懿)之奏,并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王)肃说为最长。”(《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又见《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全唐文》卷二七四《孝经老子注易传议》)这条记载十分重要。所谓“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当然包括何晏的《孝经注》在内。据《经典释文·叙录》,何晏其时的结衔是“魏吏部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说明《孝经注》应撰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任吏部尚书之时。
再据上引刘知几《上〈孝经注〉议》,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注述《孝经》,出于司马懿“奏”,所谓“奉诏”奉的是齐王曹芳的诏书,因而何晏等人为《孝经》作注的时间,应该在司马懿称病不预政事之前,亦即在正始八年之前。《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世语》说:“(王肃之女)适司马文王(司马昭),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齐献王攸。”王肃是其时大儒,《论语集解》所集“诸家善说”即有“太常王肃”的“义说”,同时他又是司马懿的儿女姻亲,关系至为密切,包括何晏在内的诸家《孝经注》,“以(王)肃说最长”,这是必然的。参与为《孝经》作注的,除何晏、王肃外,苏林是“魏散骑常侍”,刘劭是“魏光禄勋”(《经典释文·叙录》),都是当时的著名人士。
从两汉以来,统治者是以儒家思想的“孝”治天下的,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特别受到重视。《后汉书·苟爽传》说:“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荀)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臣闻之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同书《樊准传》说:“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同书《儒林传》也说:“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说明当时统治者对《孝经》的重视。《世说新语·任诞》说:“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司马昭)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据《晋书·郑冲传》,何曾也是司马懿父子“与之断金”的“腹心”;据《何曾传》,他又是其时的“至孝”,被誉为“古称曾(曾参)、闵(闵子骞),今称荀(荀顗)、何(何曾)”。说明司马懿父子同样是以“孝”治天下的。
这里有必要回到何晏为什么参与编纂《论语集解》以及注释《孝经》的问题。如上所说,参与《论语集解》的人士中,郑冲、荀顗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即是说,何晏既与曹爽的亲弟曹羲,同时又与郑冲、荀顗交友。至于《孝经注》则更为突出,因为“注述《孝经》”出于司马懿的直接奏请,而在司马懿心目中,何晏也是理想的注释这部儒家经典的“诸儒”之一。如前所说,何晏不愿作曹操的义子,自处于“何氏之庐”,并在《论语集解》中征引包咸之说时,为讳其父“何咸”之名,称“包咸”为“包氏”,这类遵守儒家准则的孝行,显然符合司马懿父子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说明司马懿选择何晏注述《孝经》,完全不是偶然的。因而,何晏不但与司马懿具有共通的儒家思想,而且应该在司马懿心目中占有足够的重要地位。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说:“(正始八年)秋七月,尚书何晏奏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暗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亵狎,乱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这就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以为何晏“有大儒之风”的“奏言”(《何晏论》,《潜研堂文集》卷二)。所谓“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见《尚书·皋陶谟》的“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所谓“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见《尚书·洛诰》的“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至于所谓“《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则见于《尚书·吕刑》。世所习知,所谓“放郑声”“远佞人”,系《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答颜渊的话。钱大昕认为何晏“有大儒之风”,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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