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浮华案是怎么一回事？何晏是否因“浮华”而被魏明帝“抑黜”？

也许，历史不是你认为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当事人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事件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这篇文章主题“何晏浮华案以及浮华案的牵连”或许能够给您答案。

这里所要着重讨论的是，魏明帝的反“浮华”，以及何晏是否参与过当时的“浮华”活动。所谓“浮华”不是一般意义的虚浮不实，而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特定概念，指彼此之间的相互标榜，并议论朝政。那么，何晏浮华案是怎么一回事，何晏是否因“浮华”而被魏明帝“抑黜”？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何晏与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及邓飏、李胜、丁谧等都有才名，但急于富贵，趋炎附势，魏明帝曹叡继位后，厌恶他们虚浮不实，都加抑制而不录用，何晏只是担任一些冗官。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说：“（李）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聪’‘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又说：“初，（邓）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同书《卢毓传》说：“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明）帝疾之。”同书《诸葛诞传》说：“（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师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注引《世语》也说：“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凡十五人。（明）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显然，这种朋党活动是东汉末年“党锢”的继续。所谓“四聪”“八达”，即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共相题表”即“共相标榜”（《后汉书·党锢传》），由于他们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同样被“免官废锢”。作为统治者，无论东汉的桓帝、灵帝，还是曹魏的明帝，都不允许这种朋党势力存在。

曹叡，即魏明帝，字元仲，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第二任皇帝（226年至239年在位）。曹叡上台后，整顿吏制，任命有实干精神的人做官，而将虚伪、浮华的官吏罢免。

“浮华”和反“浮华”并非始于魏明帝时，《后汉书·孔融传》所载曹操与孔融的信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后来孔融即以“谤讪朝廷”“跌荡放言”的罪名被杀，说明从曹操开始即是打击所谓“浮华交会之徒”的。曹操提出的“退不能建德和人”，实际上是以“德”与“和”作为政治准则，以打击“浮华交会之徒”。《论语·为政》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显然，这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建安十年曹操所下的《令》也说：“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所谓“先圣”指孔子。《论语·为政》说：“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论语集解》：“孔安国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也。’”说明曹操站在儒家立场，反对“比而不周”的“阿党”。《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说：“（太和）四年二月壬午，诏曰：‘……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魏明帝诏书所谓“罢退”“浮华不务道本者”，显然，“浮华”与“道本”是对立的，“道本”指的是儒家的“经学”，以及儒家的“典谟”。曹操站在儒家立场以“德”反对“浮华”，魏明帝也站在儒家立场以“德”反对“浮华”，两者所打击的都是“阿党比周”的人士，其间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因而应该说，反“浮华”是曹魏自曹操以来一贯的政策。

夏侯玄，字泰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期曹魏玄学家、文学家、官员。魏文帝时世袭其父爵位，明帝时任散骑黄门侍郎、羽林监。少帝曹芳继位后，拜为散骑常侍、中护军。

这里再回到所讨论的问题，何晏是否在当时的“浮华”即“共相题表”的人士之列。《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说：“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一般肯定魏明帝时何晏属于被“抑黜”的“浮华”之士，根据即在这里。这条记载是否可信，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据前引《诸葛诞传》《魏略》《世语》所说，列名于所谓“四聪”“八达”的，有诸葛诞、夏侯玄、邓飏等四人，以及仅有其名而无可考的“畴”“备”二人。从当时的声望来说，何晏不但超过邓飏、李胜，而且超过诸葛诞、夏侯玄，更不用说史籍上仅具其名的“畴”“备”二人。如果说，何晏确预于“四聪”“八达”之列，那么，前引《诸葛诞传》等条为什么都未曾叙及，这将成为十分不可理解的事。问题的答案已经明确，何晏并没有预于当时“浮华”之士的行列，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至于前引《曹爽传》的记载，应该出于司马氏方面的诬蔑，从而被王沈写入“多为时讳”的《魏书》，而《魏书》又是陈寿《三国志》关于魏国史事的主要史源。

诸葛诞，字公休，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族弟，在魏官至征东大将军。与被诛的夏侯玄、邓飏交厚，甘露二年（257年）起兵反对司马昭，甘露三年（258年）二月，诸葛诞被胡奋所斩，夷三族。

其次，《论语集解·叙》中何晏的结衔是“驸马都尉、关内侯”，《集解》撰集于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以他是曹操的女婿，这个结衔应该上溯到曹魏取代东汉之后，说明魏明帝时何晏没有遭到“抑黜”，如当时的“浮华”之士，从而证明何晏未曾参与当时“浮华”之士的政治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文选》卷一一收有何晏的《景福殿赋》，这篇文章值得重视的是《赋》末的一段：“然而圣上犹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皋陶）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李善注引《典略》说：“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何晏）遂有此作。”这里不拟讨论这篇赋在文学上的价值，所要考察的是，魏明帝时，何晏虽为“冗官”，仍有较高的地位，而且赋末所反映的正是他的儒家思想。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福殿建于太和六年魏明帝“行幸”许昌之际，这时何晏应该在他的身边，否则不可能奉命而作《景福殿赋》。如果说何晏曾在两年前的太和四年即以参与“浮华”被“抑黜”，这将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在上引《景福殿赋》中，除颂扬外，还在《赋》末提出“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对魏明帝加以谏喻。所谓“想周公之昔戒”，据《文选》李善注，这指《尚书·无逸》，即周公所说“君子所其无逸”，亦即反对佚乐。至于“慕咎繇之典谟”，李善注：“‘咎繇典谟’，谓‘康哉之歌’也。”所谓“康哉之歌”，见《尚书·皋陶谟》：“皋陶（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即君明，臣良，百姓就可以安康。何晏特别重视“庶事康哉”，亦即《景福殿赋》末所说“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并借以反对魏明帝营造“景福殿”之类大兴土木的劳民活动。这里引用儒家典谟以谏喻魏明帝，如果将这一段与前引反“浮华”的诏书对比，应该说，何晏思想中所重视的，正是作为儒家“道本”的“经学”和“典谟”，而这又正是“浮华”的对立面。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何晏的《魏明帝议谥表》。《旧唐书·经籍志》乙部仪注类著录有“《魏明帝谥议》二卷，何晏撰”。《新唐书·艺文志》同。其书今佚，仅《北堂书钞》卷九四“议者百五十人”条引有佚文：“何晏《魏明帝议谥表》云：‘案外内群僚议，宜曰“明”，余所执难，各不同。《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传》曰：“善钧从众。”今称“明”者可谓众也。’”《魏明帝谥议》一书应该包括“外内群僚”一百五十人对于明帝的谥议，因而有七卷之多，何晏仅是将这些不同议论加以汇集，前面有他的《表》，即《北堂书钞》所引的《魏明帝议谥表》。看来，魏明帝死后的这次谥议，由何晏主持，这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奉朝廷之命进行的。《表》所引用的《书》“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见《尚书·洪范》；《传》“善钧从众”，见《左传·成公六年》。由于提出“明”字的占优势，何晏即根据《尚书》《左传》这类儒家经典之语加以决定，当然他也应该是提出“明”字的“群僚”之一。这同样可以说明，在魏明帝一朝何晏具有较高的地位，否则不可能承担这项重要任务，而且《表》中称引《书》《传》，也可以与《景福殿赋》互证。

何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与魏明帝尊崇“道本”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参加与“道本”对立的政治上的“浮华”活动，为魏明帝所“抑黜”。事实上，也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何晏当时曾被“抑黜”；相反，直到魏明帝死后谥为“明”，正是出于何晏主持的“谥议”所决定的。所以，基本可以推断何晏浮华案是确实值得斟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