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李严不和的原因是什么？李严为什么要反对诸葛亮？

《三国志·蜀志·李严传》说：“（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军祁山，（李）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敌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李平即李严，这是他后来的改名。如《传》所说，李严以霖雨军粮不继，呼诸葛亮回，“亮承以退军”。但李严知道诸葛亮退军之后，却故意惊愕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以此诬陷诸葛亮。当这场官司打到后主那里时，李严又说，诸葛亮是假作退军，“诱敌与战”。待诸葛亮拿出李严的“前后手笔书疏本末”，李严的罪行才十分明显。这里用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八字，说明在后主面前，诸葛亮与李严曾往复辩难，在大量证据面前，诸葛亮才得以迫使李严承认，取得这场官司的胜利。诸葛亮一生中这是仅有的一次。

诸葛亮与李严不和的原因是什么？李严为什么要反对诸葛亮？为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考察李严其人。据传，李严是荆州南阳人，年轻时为郡县吏，以“才干”著称。曹操进军荆州，他入蜀投奔益州牧刘璋，任成都令，“复有能名”。后又奉刘璋之命，在绵竹与刘备拒战，旋即投降，被任为兴业将军、辅汉将军。从“兴业”“辅汉”这两个将军号可以看出，李严在刘备心目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

《李严传》又说：“章武二年，先主（刘备）征（李）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刘备将李严抬高到与诸葛亮并列的地位，这不但可以与诸葛亮抗衡，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取代诸葛亮，成为蜀汉首屈一指的人物。诸葛亮上后主的《表》即说明了这一点：“臣当北出，欲得（李）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对李严的罪状，诸葛亮概括为，乘北伐之际进行要挟，“开府辟召”，取得与诸葛亮完全同等的地位；同时“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如上所说，李严曾采用各种手段，打击诸葛亮，反对出军北伐。由于他“与诸葛并受遗诏辅少主”，李严暗示自己应该“开府辟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李严要采用各种阴谋，迫使诸葛亮退军，以反对北伐，甚至在来汉中之前即“穷难纵横”，显示“无有来意”？

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回答刘备为什么要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少主”？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说：“章武三年春，先主（刘备）于永安病笃，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对刘备与诸葛亮的这番对话，历来有各种看法，裴松之注引孙盛的意见是：“（刘）备之命（诸葛）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这个看法有可采之处，概括起来即是“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孙盛所谓“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这才真正道出刘备当时的心情，即是说，刘备对诸葛亮是不完全信任的，特别是在身后。如前所论，刘备取蜀，随之前往的是庞统，为之后继的是法正。庞统反对诸葛亮“跨有荆益”的策划，认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因而将重点完全置于益州，见《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法正是背叛刘璋助刘备取蜀的关键人物，重视当然也在益州，与“跨有荆益”的设想所距更远，但这却与刘备苟安蜀中的思想完全合拍。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过诸葛亮之上，庞统如不早逝也应该如此，以前已论及，兹不赘述。此后法正早死，李严从而被刘备提到与诸葛亮同等地位，以牵制诸葛亮的行动。所谓行动，对内是防止诸葛亮权力过大，影响到刘禅对益州的统治，对外是防止诸葛亮发动北定中原的战争，影响到益州的安全。这里有必要分别加以论证。

《三国志·蜀志·李严传》说：“（李）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诸葛亮）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所以致函拟招来孟达，显然是欲挟孟达自重，所谓“良伴”即指孟达。函中强调“吾与孔明俱受寄托”，显示他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具有同等地位，也掌握同等权力，是蜀汉的权威人物。同书《费诗传》说：“降人李鸿来诣（诸葛）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费）诗在坐。鸿曰：‘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诸葛亮）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刘备）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这个王冲是何许人？同传又说：“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王冲本来是李严的部将，“为严所疾”，才投降曹魏的。因而所说孟达降魏之后，诸葛亮“欲诛达妻子”，这个诬蔑之语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为王冲本人所捏造，第二种可能为王冲听他人所说，以诛杀孟达妻子这等大事而论，当然是传自李严。王冲自己没有捏造这类传说的必要，也知道这不可能取信于孟达，第一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因而只能存在第二种可能，即诬蔑和打击诸葛亮，并挑拨诸葛亮与孟达之间的关系（其时诸葛亮也与孟达有书信往还）。

同书《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集》有（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刘备），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魏明帝），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李严的来书虽未能见到，但从裴注可知，第一是向诸葛亮提出“九锡”，第二则是“称王”，这里不用多说，主旨是在诬蔑诸葛亮，认为诸葛亮将走曹操的老路，即受“九锡”封魏王，进而代汉，企图取刘禅而代之，这当然引起诸葛亮的极大愤慨，所谓“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即是以反面表达了这种心情。李严为什么如此？固然是出于对诸葛亮的诬蔑，但也不排除在对诸葛亮试探，企图进一步加以中伤。十分可能，这类诬蔑诸葛亮的舆论是流传颇广的。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说：“李邈字汉南，邵兄也。刘璋时，为牛鞞长。先主（刘备）领牧，为从事。……久之，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说：“魏武（曹操）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狼顾”，即是具有“非人臣”的相，此后必取代曹氏。这类传说当时应该流行颇广，曹操有所闻，借以观察司马懿，李邈也有所闻，却用来观察诸葛亮，这与李严试探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是完全一致的。李严当然也听到过这类传说，不过不像李邈那样“狂直”而已。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有这样两句“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李贤注：“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实际的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周是“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认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不但如此，由于“狂直”，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作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当时蜀中反对诸葛亮的舆论，必然盛传，而制造这类舆论的，应该是本为刘璋的属下，如李严、李邈。他们所反对的是诸葛的北伐，企图苟安益州，这完全符合于刘备取得益州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