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我们讲一个小笑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家庭，我们有56个民族。可是大家会发现，56个民族中有55个民族能歌善舞，只有一个民族，提到它的时候不能歌也不善舞——这就是汉族。为什么汉族不能歌善舞？这和汉族是一个风俗划一，而缺乏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有关。

我们很难想象，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北到长城，南到南海，东到东海，西到流沙的庞大国度里，大家过着同样的节日，说着同样的话，行着同样的礼仪。汉代人把这样的生活，称之为春秋大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就是《春秋》经上尊崇的“大一统”。这里的“六合”指的是天地、上下、左右，六合刮一样的风，九州大地像被一根绳穿起来一样。这种整齐划一的风俗，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有意被建构出来的？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今天仍然是大学里面中文系的必读作品，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相对于《楚辞》——它描绘的只是南方的一小块地——《诗经》里面所描绘的，虽然是中原地区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里面所蕴含的价值观、文化、风俗是一致的。而我们从《楚辞》当中可以读出非常多样化、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

所以，我们要讲一讲汉代的民间风俗。在西汉，我们还能看到齐、赵、楚、梁这样的称呼，这些都是战国时期国家的名字。然而经过了200多年，经过了帝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这种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自我主体就被消解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东汉，大家再也不说齐、赵、楚、梁这种国家的称呼，而开始用济南郡、彭城郡、广川郡，这样统一帝国下的郡县作为称呼。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帝国内部已经开始高度地同构化了。

在《楚辞》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山鬼》。《山鬼》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里的“辛夷”，指的是用一种花或者一种树木做的车子。这辆车上面有一个桂树的旗帜，而这个车是由“文狸”(大概是一种像猫的动物)和“赤豹”(也是一种猫科动物)拉的。

这一句就很有意思，很有南方文化想象的空间。《山鬼》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山中之鬼等待自己心上人来与她幽会的故事。它描绘的山鬼，是一个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象征、描绘和想象，这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不太常见。

我们发现，《楚辞》当中充斥着想象力丰富的地域文化，比如说屈原后来写的《湘君》《湘夫人》，《天问》里面写的楚国的庙里面各种各样的神仙鬼怪，这些在后来的文化当中逐渐淡出，从中国的“大文化”就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变为了“小传统”，即一种小的民间文化。那么这种风俗的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要来讲讲汉代的风俗统一和地域文化消亡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会发现，汉代的士大夫特别注重风气的引领和培植。汉光武帝他本人就特别节俭，他用节俭的风俗教育臣下，他经常讲论儒家经典，到半夜里还在跟功臣、士大夫们讨论经典；汉光武帝的臣子邓禹有13个儿子，让他每个儿子选一门经典，作为自己立身及教育子弟的文本，所以邓禹的家庭就闺门修整，看起来是家风、家教非常好的一个门庭。所以东汉虽然不像西汉，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公孙弘、萧望之这些非常厉害的人才，但是士大夫的士风和家法之良好，似乎还要超过西汉时代。

民间又怎么样呢？汉代有所谓的酷吏，还有所谓的循吏。所谓的酷吏，就是以严、以猛、以苛来治理地方。汉代的酷吏喜欢以杀人立威，整肃地方环境；循吏则不讲求苛，他们讲求宽，讲求风尚的培植和风气的引领，讲究敦风化俗。

举一个人物作为例子，这个人物是今天的安徽舒城县人，当时属于庐江郡，叫庐江舒人。这个人姓文，因为他的民间声誉很高，大家尊称他为“文翁”，“翁”就是老人的意思。文翁做的是蜀郡太守，就是四川地区的行政长官。

文翁在四川，看到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又和不开化的蛮夷接触比较多，民风不够好，他就选拔自己官署里年轻的小官吏张叔等十几个人，亲自给他们上课，教育他们，又把他们派到京城长安。这个时候是汉景帝时代，这些人被派到长安后，跟博士弟子学习经学，或者到中央机关学习律令；同时文翁减少自己的开支，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四川的特产，赠送给长安那些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每年，儒生从长安学习回来，文翁就把这些学行高尚的人推荐为地方上的主官。同时他又在蜀郡的郡治成都县，招收县以下的子弟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学习，学习完之后，到地方上去补这些郡县的基层官吏。

做完这些之后，整个四川地区的风尚为之一变。人们就说，蜀地的学问学风比齐鲁还要高、还要好。正是在这个蜀郡太守文翁的倡导之下，这个郡国开始设立基层学校，开始进行教学。

我想说的是，文翁他只是一个地方官，他本只需要治理好这个地方，保持地方的稳定，他不需要有其他的作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官，他通过选拔官吏、选拔人才到中央去学习，然后这些官吏再回到地方来从事教育、从事管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风俗。这种办法后来在汉代铺开。直到今天，成都还有一个石室中学，传说就是文翁所建的最早的学校的所在地。

和文翁行为相似的还有一个人，是河北的燕人(今天的北京人)，他的名字叫韩延寿。韩延寿活跃在汉昭帝时代，被魏相推荐给霍光，从而担任官员的一个人物。他后来担任淮阳太守，以治绩卓著而闻名天下。再后来他就迁为颍川太守。颍川这个地方在河南，向来难以治理。

我们知道颍川这个地方，在过去是颍阴侯灌婴家的封地。《史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魏其武安侯列传》，里面就记载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叫“颍水清，灌氏宁”，颍水如果是清清的，这个灌家就会安定；“颍水浊，灌氏族”，如果颍水哪一天变浊了，这个灌家应该一个一个被诛杀。可见这个灌家在当地是横行乡里，被老百姓忌恨。

正因为这个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国家就想选比较好的官吏来治理。韩延寿这个人就被选来担任颍川太守。韩延寿到了颍川之后，就先把郡中年长有威望的、素为大家所信任的几十个人请过来，给他们设宴，亲自礼遇他们，请他们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当地的谣俗。“谣俗”是什么呢？“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舆论，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舆论条件，那么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就通过编一些歌谣，通过传唱歌谣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俗”就是当地人的一些风俗。

通过这些长老了解谣俗，了解颍川地区的人们的疾苦之后，他就一一地做了改革，使得当地和睦亲爱，消除怨恨。更为重要的是，韩延寿还要求，颍川地区的这些校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在校学生)要穿着礼服，拿着祭器，到老百姓家里，挨家挨户地帮助老百姓，如果发生了婚丧嫁娶的礼仪，就由这些儒生帮助他们行礼。所以老百姓就接受了这些儒生所习的礼仪规范。这样一来，私自造偶人、偶马的这种民间风俗就被改变了。

通过韩延寿、文翁主动改革社会风俗，使得过去人们对于社会上的不同信仰、多元的想象，逐渐地统一起来了，回归了儒家经典的规范。所以，东汉时代以后，我们就看到，伴随着这种移风易俗、敦风化俗的行为，过去那种地方上纷繁复杂的信仰就不再有了。我们可以说，汉代的这种信仰风俗，尤其是丧葬风俗，经历了周代的礼制，演变成为汉代的制度。而汉代的制度最终所展示出来的丧葬制度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展现，就失去了信仰和宗教的意味。汉代人“大象其生”，像他生前的样子一样，安排自己死后的灵魂世界。

在文化上的统一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复杂纷繁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楚辞》有一篇文章叫《招魂》，里面有这样一句，它说“天地四方，多贼奸所；像设君室，静闲安所”，这句话的大意就是天地四方，有各种各样的鬼神；把你的像，画在你的墓葬里面，让你的魂灵获得安息。这中间蕴含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想象空间，对人们的魂灵有某种期许、某种期待。而伴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这种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逐渐都消亡了。对于鬼怪的想象，到了汉代之后逐渐扁平化，逐渐减少，甚至逐渐统一。

在汉代，除了有这种地域性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外来文化会渗入中国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汉代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就是关于西王母的故事。传说这个西王母要见汉武帝，还专门派了一只青色的鸟作为使者，跟汉武帝相见。所以汉代的文化当中，西王母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中、西的文化交流。随后这种西王母的信仰很快就中国化了。比如说中国文化里面讲求阴阳，于是东汉的人就发明了一个和西王母相对应的神祇，叫“东王公”。所以我们会从东汉的画像石中看到，左边坐着西王母，右面坐着东王公。之后，这两位神很快从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汉代人现实生活当中有社会地位的老年男性和女性融合在了一起。

这一外来文化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当中迅速本土化，即“本土”成中国文化。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总有一种对异域空间的想象，这种想象里面，往往寄托了我们现实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会想象西王母有某种法力，西王母有某种神药，可是伴随着这种风俗的变迁，这种异域空间的想象又会逐渐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而我们发现，两汉时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在不断地扩展，而我们的想象世界在不断地被压缩的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在汉代这样一个社会，两家人相隔数千里，但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代的信仰开始扁平化了。这种扁平化最终就成了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在经历了从西汉到东汉这一过程后，真的实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这一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希望抵抗这种同质化、同构化的社会倾向呢？有的。比如说，在西汉时代，江淮之间有一个诸侯国叫淮南国，淮南国的国王叫刘安，刘安聘请江淮之间的儒生，编撰了一部书，叫《淮南子》。

《淮南子》当中有一篇文章叫《齐俗训》。《齐俗训》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讲，天生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差别。这种差别、这种多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消灭这种差异呢？《淮南子》的《齐俗训》正是想通过这种抗争来改变两汉时代儒生希望敦风化俗、统一风俗的理念。

可是我们知道《淮南子》的这种抗争是非常无力的。到了东汉时代，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终于到来了。我们可以想见，东汉时代，无论是居住在渤海郡的人，还是居住在颍川郡的人，抑或是居住在长沙郡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习俗都已经接近，甚至相同了。这是我们理解的从战国到秦汉的一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讲的，从政治上的统一、军事上的统一，终于走向了文化上的统一——秦汉帝国终于在帝国内部实现了文化上的同构。

我经常讲，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的时候你去做一些民俗志的社会调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从任何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农村里面调查出来的婚俗、礼俗、葬俗，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古代中国儒家伦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儒家的这种敦风化俗、整齐风俗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制造了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延伸、不断同构化的巨大的国家。所以说，正是这种敦风化俗，使得两千年前生活在一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价值尺度、共同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汉族。就是这样一个族群，在这样一种刻意的构建下，他们在文化上终于统一了。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统一？这种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种统一也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很多多元的、繁复的、有趣的东西。所以秦汉以后，我们很难看到一些地方性的、地域性的文化。尽管有《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这样记载一个都市、一块地域的风俗人物的文献，可是它们远远不能和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二十五史”相抗衡。所以你们会发现，中国的地方志大同小异，每个地方的景色、每个地方的人物，甚至连每个地方的事件，多多少少都带有相同的味道，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统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