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千人大工厂”的出现

本节我们来谈一下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中国的秦汉时代，就有千人的大工厂，这种周流天下的商业活动，是战国以来的工商传统，它呈现出的是繁荣的商品经济。秦汉时代的中国，由于战国以来不同地域间的贸易，形成了地域化的生产中心和周流天下的大市场。可以说，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以及促进商品流通的商人之间的分工与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甚至会不自觉产生这样一种怀疑：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一条通往工商文明的道路，可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它，仍然选择了农耕帝国。首先，战国到秦汉时代，是一个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大比拼的时代。自然经济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的、一种区域化、封闭的经济形态。老子在《道德经》里这样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好的社会，邻国之间的老百姓都互相能够看得见，鸡叫了，狗叫了，相互都能听得到。人们乐于待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穿着自己的衣服，吃着自己的食品，安享着自己的风俗，从事着自己的职业，老死也不相往来。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到了汉代，司马迁就说，老子这种理想在汉代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人们对物质有着某种欲望，这种欲望刺激着生产和流通。司马迁这样形容，说人啊，嘴里想吃小猪和鲜嫩肥美的蔬菜，耳朵想听美好的音乐，眼睛想看美好的事物，而内心又希望能够获得荣誉感，正是这些欲望刺激着生产，刺激着流通。老百姓已经浸染于这种大规模的市场活动很久了，哪怕你去一家一户轮流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老百姓也是不乐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汉的国家统一给市场的广泛流通带来了某种可能。而由于汉朝初年“清静无为”的政策——从上到下，官员们都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维护一般的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官员们不太去干涉民间的行为，这使得民间自发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

汉代，全国性的流动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在今天的东北地区、靠近朝鲜这一带，这个地方是汉代的辽东四郡(所谓辽东四郡，即在辽河以东，汉代设置了四个郡一级的地方单位，包括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和临屯郡)。在辽东四郡有一些汉代的墓葬，在这些墓葬里面，就出土了西工官所制造的黄金扣器和白银扣器。什么叫漆器？就是汉代人使用的碗、盘子、杯子，为了清洁雅致，尤其是轻便，他们用麻、竹、木做胎，外面大量地髹漆。另外，为了让它的使用期尽可能延长，还在这个漆器的边沿，用薄薄的金皮或者是银皮把它包边，这种漆器被称为扣器。一个四川生产的漆器扣器，最终出现在了东北地区鸭绿江的两岸，可见汉代的这种经济活动是多么发达。

经济活动的发达也带来了经济思想的开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这样提到，说汉代的西部地区(主要是指关中地区)多树木、竹、牛毛、玉石；而汉代的东部地区，主要是今天的山东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多的是鱼、盐、生丝、漆器，以及能够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声色(声是声音，色是表演)；而江南地区，多出产一些基本的金、锡、丹砂等矿产资源，犀牛角、玳瑁、珠玑之类的珠宝，以及一些姜、桂之类的基本调料；而龙门、碣石以北的北方地区，主要是山西、河北这些地区，多马、牛、羊、筋角。

所以可以说，各地不同的物产，都是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通过生产、商业流通实现了共享。司马迁相信，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所以他在《货殖列传》里面表达了对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下，它有自发的运转原则。统治者对于经济的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根据经济的客观规律而行动；其次一等，是用引导的方式来对待经济规律；再差一点的态度，就是用一种教育的态度扭曲经济规律；再差一点的是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最差的态度是统治者直接利用强权干涉经济活动，与民争利。可以说，汉代的经济思想已经是非常开放了。

在汉代，追求财富是否能够得到认可呢？我们一直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当中，追求财富，获得美满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的事。我们知道很多古代的商人，尽管拥资巨万，可是他们对商人这个身份却不认同，而更想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读书人，或者是一个官僚。他们更认可的是一种道德的文化，而不是商业这种追求利益的文化。

可是我们知道，在汉代，人们是认可这种追求财富的倾向的，认为生活的富足是建立道德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引用《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人的精神建设要植根于深厚的物质基础之上。他说礼仪这种东西，是在人们有了富足的生活之后才开始讲究的；生活如果不富足，人们就会变得穷困潦倒；穷困潦倒的人，哪还有心思讲究礼仪呢？所以在汉代，人们认为贫困是值得羞耻的事情，而没有本事让自己致富，则被人们看不起。

在汉代，一度很多人都来追求财富，用各种办法致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汉代形成了很多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当中，商业文明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关中地区。关中地区是西汉和秦的王畿，就是中央政权所在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就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关中这个地方，它的人口只占全国的30%，土地也只占全国的1/3，可是关中地区聚集了天下60%的财富，所以关中地区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

在汉代出现了很多中心城市，像邯郸(今河北邯郸)、燕(今北京)、洛阳(今河南洛阳)、临淄(今山东淄博)、睢阳(今河南商丘)、彭城(今湖北荆州)、寿春(今安徽淮南)等。这些地方在汉代都是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存在都有赖于商业文明和手工业生产。

这种中心城市周围，还有着地域化的农业生产中心，比如在山西的西南部安邑就有大量的枣树；在关中和河北就有栗树；在蜀汉、江陵，也就是在今天的四川和湖北的西部，种着橘树——汉代专门设置了负责收购和转运橘子的“橘官”，屈原也曾经写过《橘颂》。可以想见，橘在汉代人们的生活消费当中是十分重要的水果。再比如，在河南的南部有漆树，通过漆树生产生漆；在齐鲁有桑树和麻，这个主要是保障人们的穿衣；在关中的南部，在渭川平原上有竹，汉代的人们用竹子做一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工制品，比如说竹筐、箧(就是小箱子)，以及书写用的简牍，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地域化的农业生产中心，反过来支持着大都会的商业活动。同时，汉代还有规模性的手工业生产。比如说在这些大的都市当中，有酿酒、制造酱、制造浆(浆就是饮料)、制造皮革的作坊；同时，有粮食、生活日用的柴、竹器、马、铜器、木器、铁器的贩运；还有僮，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劳动力市场等。这种规模性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同时也激发了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我们举几个汉代典型人物的例子。

汉代有一家人姓卓。卓氏本来是赵地人，秦灭六国之后，被强行迁入蜀地。夫妻两个到了迁徙地，结果发现这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比较便宜。于是他们就到了临邛(今天四川的邛崃这一带)，靠着这一带的矿石冶铁，成为四川地区远近闻名的冶铁致富的手工业大业主。《史记》里面记载说卓氏“用铁冶富”，他们是依靠铸铁炼铁致富的，“富至僮千人”，他们这个家族控制着上千手工业生产的工人；说他们家“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也就是说，他们有了钱之后修筑一些园林，从事一些娱乐活动，比一些封建君主还要奢侈。

再比如河南南阳的宛县(今南阳市)有一户姓孔的人家，他们同样也是靠冶铁致富的。他们致富之后，说“家致富数千金”，他们家致富之后资产有数千金。汉代一金相当于一万铜钱，数千金就是有数千万的家产。坐拥如此家产，他们就引领了河南南阳这一带的社会流行文化。说当时“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当时这些做生意的人，连生活方式都模仿这个宛县孔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汉代这种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已经有点现代“千人工厂”的味道，也正是因为这些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催生了汉代原始的金融业。

我们只知道，明清时代有所谓的钱庄、票号、当铺。但其实在汉代，也有了这种通过炒作资本而形成的金融行业。汉代把这种行业叫作“子钱家”(把钱作为“母亲”，用钱来生钱)。汉代中央政府规定，子钱家最高的利润，不得超过20%，也就是说汉代的放贷，它的利息不能超过20%。但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人们需要钱的时候，在子钱家里借贷，有的时候付给的利息可能是100%、200%，甚至300%，所以汉代也有专门用金融业致富的人家。

《史记》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子钱家的小故事。在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当中这些列侯是以军功封的侯爵，国家一旦遇到大的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是军官，要去带兵打仗。“七国之乱”爆发，战争打起来了，这些列侯准备出征了，他们要准备一些衣装、行具，还有一些川资，包括自己的口粮。可是仓促之间哪有这么多钱呢？他们就跑去子钱家里，相当于我们讲的可以贷款的人家里去借钱。汉代有很多子钱家在关中，因为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而七国之乱的战场恰恰是在关东，所以这些子钱家都不敢把钱借给列侯们，生怕这一仗打输了，他们还不上。

这时候有一个叫无盐氏的子钱家，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借给这些列侯，要求获得10倍于政府规定的利息。我们知道汉代规定利息最高不超过20%， 10倍就是200%的利息。所以三四个月之后，“七国之乱”平息了，无盐氏的千金一下子变成了三千金，成为关中的首富。这是汉代利用资本致富的情况。

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代，追求致富是当时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那么人们如何致富，以及致富之后如何保持这种财产的升值呢？

汉代的致富，有所谓的“本末”，所谓的“本”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如说农业或者是手工业；而“末”呢，是从事一些比较卑贱或者是流通领域的行业。“本”是树干，“末”相当于树梢。

汉代有一种说法叫“用末致富”。司马迁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你从事农业生产致富，不如从事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生产致富，不如从事商业的流通；你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刺绣，不如站在市场上去叫卖货品。

可是致富之后，如何使这些资产保值和稳固地升值呢？汉代人又说，“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所谓的“本”就是通过购置农田、购置田产，让这些资产获得保值和增值。而汉代，对于致富，人们又有着一个精神，就是所谓的“诚一之道”。只要你专注地、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富起来。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的结尾，列举了各种致富的形式，他说有的人靠农耕致富；有的人靠博戏(就是开赌场)这种很恶劣的行业致富；有的人靠挑着货郎担子行贾致富；有的人靠贩脂(贩猪油)来致富；有的人靠卖浆(卖酒水卖饮料)致富；有的人靠做竹器来致富；有的人靠做胃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做卤菜)来致富；有的人靠做马医致富，这个马医不是我们今天的兽医，有点像专门维修汽车的4S店。司马迁说，致富的方法有许许多多，只要你能在一个行当里面做到极致，都可以富起来，而富起来的根本缘由就是你专注、诚一。

司马迁又说，致富是没有可以复制和模仿的方式的。他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范、统一的渠道。而这些货品又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你只有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注才能获得财富。同时，也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能力差而丢失财富。有了财富的人，获得和封建君主一样富足的生活，这在汉代被称为“素封”。

我们曾经拥有如此活跃的大市场、大流通的时代。可是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就是从战国的早中期开始，到西汉中期就被消灭掉了；我们也曾经有机会走工商文明的路径，甚至我们都有了工商文明的这种理念，可是最终，我们这个民族还是选择了农耕文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原因就在于汉帝国对经济利益的争夺和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