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五蠹”与“七科谪”——什么职业会成为秦皇汉武的打击对象

我们知道，秦朝开启了大一统的模式。大一统的模式下，有一种政治理念，叫作“兼覆无遗”。国家为了捍卫公权力，要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全面的压制和管控，以实现步调一致。为了构建秦汉的这种“兼覆无遗”的政治理念，曾经有四位思想家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分别是：商鞅、荀子以及荀子的两个学生——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实践家李斯。我们可以说，秦汉的政治框架，从最终的理念上都强调“兼覆无遗”。兼覆无遗就是国家权力要全方位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荀子在他的作品《王制篇》开篇就表达了这个主张。荀子说，对于“奸言、奸说、奸事、奸能”——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学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物、能力，以及不服从法律管理的人——如果他们听从国家的教诲，那么国家就教育他们；如果不听从，国家就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和国家总是唱反调，那么国家就要消灭他们。所谓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一样，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观点，叫“兼覆无遗”。

换句话说，所谓的“兼覆无遗”，就是让你茫茫四海无路可逃。秦汉时代的中国，尤其是秦代，强调“国无异俗”，也就是说国家要一元化地治理。商鞅在他的《商君书·刑赏》中提出，一个好的国家，它的赏赐原则要统一，它的惩罚原则要统一，甚至连它的教育原则也要统一。他解释说，你的赏赐原则统一了，你的军队就所向披靡；你的刑罚原则统一了，你就能够令行禁止；你的教育原则统一了，你的国家里才能步调一致。

我们知道商鞅的这种观点，最后给他自己下了一个巨大的套。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他把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因而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死后，太子上位，商鞅不得不逃亡。可是当商鞅逃亡到秦国边境的关口的时候，半夜里他要出关，而守关的士兵对商鞅说：“商君定下了法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出关。”商鞅十分感慨：“正是我定下了这样严明的法令，最终让我自己也无路可逃。”

秦汉的这种严刑苛法的治理，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出一种反智的倾向。什么是反智？反智就是对知识的憎恨、对知识的怀疑，认为知识和由知识所带来的智信，对人有害无益，对社会管理有害无益。所以无论是韩非，还是韩非所秉承的老子学说，都对知识和人的智慧采取一种蔑视和反对的态度。韩非在《韩非子》一书里，引用老子的话说，一个好的社会治理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就是说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肚子吃得饱饱的；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志向，只听从国家的安排，但是他们的体格要非常强壮。

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秦设想了一种政教合一、万众一心的未来社会的远景。《商君书》在《算地》篇里就提出，秦的老百姓没有事的时候不要读书，尤其不要与外国的知识分子交通。而且商君把社会上动用《诗》《书》和其他文化资源，蛊惑老百姓，让老百姓对国家的法令予以议论、予以非议的人，叫作“六虱”——就是六种虱子，有的人把它说成“六蝎”——就是六种蝎子，这些都是试图利用文化资源，利用其他资源，动摇政治基础的群类。对于这些群类，商鞅认为要用武力予以镇压。

同时，国家通过垄断所有的渠道，达到举国自下而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的效果。这并不只是单纯的理想，秦汉的帝国，尤其是秦帝国，也切切实实做到了。秦帝国治下的老百姓，个个没有什么独特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好好种田，一个是好好为国家打仗。通过种田获得财产，通过打仗获得社会地位。所以在战国时候，秦国的士兵无不以一当十，无不斗勇成狠。当时东方六国人把秦国的士兵称为“虎狼”。

那么这样一支“虎狼之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秦帝国为了塑造这群虎狼，他们要精准地打击社会上的其他对象。比如说韩非子就在自己的文章《五蠹》篇当中提出有五种人，要着力打击。第一种人是学者，也就是儒生。因为学者会引用《诗》《书》等古代经典来非议政治、来议论政治。第二种人是言谈者，就是我们说的纵横家。他们会游说君王，他们会互相串联，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第三种人叫带剑者，这指的是游侠，他们会凭借武力，除暴安良，武断乡曲。当政府无法管的事情由这些游侠来管，任由他们私下里复仇、报复的时候，国家的公权力就被游侠侵害了。第四种人叫患御者。用今天的话说，叫掮客，他们在不同需求的人——有人需求富贵，有人需求财产，有人需求政治地位——之间拉皮条，让他们相互交易，获得满足，这是所谓的患御者。第五种，韩非认为是所谓的工商之民。所谓的工，是指从事生产的人；所谓的商，是指从事贸易和流通的人。韩非认为工商之民，他们有强大的经济资本，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本，调动很多的社会资源，最终可以妨害官府的行政。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

而这五蠹之中，除了学者和带剑者，也就是儒家和游侠，要重点打击之外，韩非子认为，还要重点打击的是商人。秦和汉都有所谓的“七科谪”。什么叫七科谪呢？就是每当国家遇到挖河、修长城、移民、修建陵墓之类大的徭役工程的时候，要首先征发七种人来为国家服务。哪七种人呢？第一种人是所谓的赃吏，就是你替国家服务，可是你贪赃枉法的。第二种人叫逋亡人，就是犯了罪逃跑的。第三种人叫赘婿，就是自己已经穷得养活不了自己，要倒插门到别人家里的人，国家说你这种人国家把你养起来，你要替国家服徭役。从第四种人开始，就是本人有市籍的，然后父母有市籍的，以及祖父母有市籍的，你就属于国家“优先”，这个优先是打引号的，就是国家要先征发你来服徭役。以上是六种。加上最后一种叫闾左之民，就是穷人。合起来一共是七种人。

这七种人当中我们会发现，秦汉帝国既打击穷人(就是那些贫穷到无法自谋生路的人)，又打击商人。为什么？因为秦汉帝国认为，商人可以利用资本来撬动社会。所以，秦汉“七科谪”的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固定在了土地上，成为农民，成为国家的兵源，成为为国家缴纳税赋的稳定的财政提供者。

秦汉时代的知识界对于专制的皇权具有普遍的压力感。所以我经常在课上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想要穿越，一定要看好时代，不要轻易穿越，万一穿越到了秦代和汉代，或许你就成了“五蠹”，或许你就被“七科谪”了。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大一统，因为一人专制，而对政治有普遍的压力感，这是一种全面的感受。《战国策》上记载，齐宣王见到一个叫颜斶的大臣，齐宣王对颜斶说：“你到我跟前来。”而颜斶也对齐宣王说：“王，你到我面前来。”这是战国时代的知识人，是自由时代的写照。君主和知识人是平等的关系，知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向君主叫板。可是当秦汉大帝国时代到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向秦始皇、汉武帝叫板呢？有的只是东方朔这样的，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婉转地向君王提一提建议而已。汉代楚辞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的军功集团都是楚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离骚》当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恨心态凸显出来。人们对专制皇权，对知识人被戕害，对独立的人格被扭曲，发自内心地表示怨恨和憎恶。

《晋书·庾峻传》这样描绘秦朝，它说“秦塞斯路，利出一官”，秦把人们上升的路途全部堵起来了，人要想获得认可，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和国家、政府、皇帝合作，得到皇权的认可；“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在民间有名声，可是得不到国家认可的人，商鞅说这就是六种蝎子，韩非说这就是五种蛀虫。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韩非到底算不算是五蠹呢？他自己算不算是言谈者，算不算是学者呢？各位，在专制皇权之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韩非同样被专制皇权碾得粉碎。他和他的同学李斯都死于秦的强权。所以秦汉帝国对于社会阶层的全面压制，导致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体制当中幸免，即使是提出“五蠹”的韩非，最终也难逃“五蠹”之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