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汉武帝：中国第一个“国企”的创造者

我们讲到汉代曾经拥有一个活泼泼的市场，这种市场是大市场，是流通的市场。而在这种市场的主导之下，有了不同的规模经营，甚至出现了千人工厂，出现了这种区域性的行业中心，甚至伴随着区域性的行业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即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活泼泼的市场被打压下去？后来的中国又为什么走向了农耕文明的道路呢？我们首先要来考虑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农业人口的问题。

汉朝初年，伴随着休养生息和战争的远去，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增长。汉朝初年，一个分封的列侯，他的侯国里面的老百姓也就是几百户人家，按照五口之家的规模，也就是几千人；但是到了西汉中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封邑大都变成了几千户的一个小城市。可以说，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短短的100余年时间当中，人口出现了一个爆发；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工商活动的发展，农业人口在迅速地向工商业转移。

上文提到，当时中国有区域性的、专门化的、工业生产的这种小中心的存在。比如说关于冶铁，汉代著名的冶铁家族有四川的卓氏、宛县的孔氏、济南的曹邴氏。还有比如说提供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物资的盐。汉代的盐分两种：一种是海盐，一种是池盐。从事盐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人工。此外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子钱家、从事畜牧生产以及流通业的这种大商人。这种大量的、专门化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农业人口大批量地转入工商业，这就引发了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对于这种现象的忧虑。

他们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人口激增会导致对粮食、口粮的需求的激增。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人口的激增，农业人口的数量在减少。由于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农产品的产量，以及每年新开垦的土地的垦田量始终没有增加。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经济思维：当农产品需求量增加，而相对生产不足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农业市场，这是一个经济的自然规律。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可是两千年前的中国的先贤们，他们更为紧张的是，如果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这种上涨背后，所暗含的是粮食生产的不足，那必将有一批人挨饿，而挨饿的显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所以他们带着这样一种关怀，就开始忧虑工商文明对于农业的剥夺和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经济活动就出现了另外的反向要求。这种反向要求首先体现在，经济活动要求资源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也就是生产各种手工业制品的原料和生产的货物，要自由地流通。当然这种自由的流通是以利益为旨归的。哪个地方价格高，我就卖到那个地方，它不会被特定的集团所把控。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力。可是我们会发现，在西汉中期，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国家对某些特定的资源又有依赖，这就造成了国家需求和商品流通的方向之间发生了差异。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由于大规模的工商活动和这种商品、资本的自由流通，豪强出现了。在有钱人的庇护之下，游离于国家组织之外的游侠、奴婢以及在各种有钱人之间串联、游说、互通有无的掮客(汉代把这种人叫作患御者)，大量地滋生。在西汉政府看来，这些人都是国家要重点打击的对象。

可以说，大规模的工商活动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和流通没有按照国家的需求走，而这种生产和流通又产生了一些不服国家管的人。于是国家就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工商活动实际上是在利用自由市场，挑战国家的权威。这种情况下，汉代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们看到，从西汉中期开始，一个活跃的市场被打压下去，工商文明开始向农耕文明回归。接下来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种回归的原因和形式。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汉代的分税制度。汉代的税收，种类非常繁多，主体上有这样几种，其中归中央政府管的，主要是田租和算赋。汉代的田租，它的税率比较低，通常是十五税一，就是收亩产量的1/15。很多时候国家为了表示对农民的关照，把税率降到三十税一，也就是说只收一个单位亩产量1/30的所得税。这是田租。

另外，从汉高祖四年(前203)开始，规定凡是15岁(15岁一般被称为使童，尽管没有完全成年，但是他已经可以从事一般的生产和劳动了)到56岁的成年男女，每年要向国家缴纳120个钱的算赋。这个算赋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国家要帮你组织军队、保家卫国，你这120个钱，是帮助国家养军队的，所以不论男女，只要是15到56岁的成年人，只要你活着，这一年你就要为国家缴120个钱。这是第一种，就是由政府掌控的税收。

第二种就是由皇帝私人掌控的税收，这一部分主要是特产和专有税。我们把汉代的山、林、沼泽，和不能用来耕种，但是大面积存在，可能产生物产的土地，叫作薮泽，这种山林薮泽尽管不能在上面从事农业生产，但是里面可能会有鱼、野兽、树木、竹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产。这种山林薮泽的税收归皇帝私人所有。同时，由于皇帝的钱不够用，于是再加收一部分人口税。汉代规定，7岁到15岁的未成年儿童，每年减半或者打四折收口赋，这一部分钱也归皇帝私人所有。

管着国家钱的机构叫作“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门；管着皇帝私人荷包的机构，叫作“少府”。所以，秦汉时代的大司农和少府有点像大家都了解的清代的户部和内务府的关系。大司农管着国家的常规开支，比如说官员的工资，还维系着各种国家权力——比如说驿站，乡、亭里面的治安等；而少府则管着皇帝个人的消费，这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军费，打仗了，就要赏赐那些军功贵族，这些赏赐的钱往往要从皇帝私人的荷包里面掏出来。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在位50余年，他发动了长期的对外战争，同时他有很多“形象工程”，比如说去巡狩，举行泰山封禅(这是一种古代帝王祭天的仪式)；他还搞了很多国家工程，比如说修建离宫别馆，进行不同地域的祭祀，赏赐军功贵族。当然，汉武帝本人还十分奢侈，挥霍无度，这种情况都造成了汉代的资源相对匮乏。这里的资源匮乏，主要指的是皇帝私人荷包的匮乏，因为政府每年花的钱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知道，当皇帝个人财政吃紧的时候，有两种形式来获得资源。一种是直接积累财富。在西汉中期就发生了卖官鬻爵的现象，国家把官拿出来卖，卖了之后，钱归皇帝。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增加赋税的方式，垄断社会资源。第二种是间接的形式，就是进行资源开发，找到更多的赚钱的门路，比如说开发农田、山林。国家通过设立一些工商部门，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以达到赚钱的目的。

汉武帝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为国家(其实就是为他自己)赚钱。首先他发现，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有两种物资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农具，关键在于冶铁；另一个就是食盐，人活着就得吃盐。所以汉武帝规定盐、铁专卖，私人不得从事盐、铁的经营。他把南阳孔氏家族的大冶孔仅和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任命为大农丞(大司农的副手)，专门负责管理盐、铁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盐、铁的生产就完全被国家垄断了。

除了进行国家垄断的经营之外，他还通过开征商业税和财产税的形式增加税收，摧毁工商阶层。比如说，他对商人的奴婢、牲畜、用来运输的车船以及他们占有的田宅，都开征税赋，目的是打垮一部分商人。汉武帝还专门设计了针对商人的财产税，他要求商人对自己的资产进行估值，然后按照估值缴纳一定比例的税赋。大家知道，土地比较容易估值，可是房产有的时候不容易估值。另外，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依附于房产的一些牲畜的估值会不准。

这个时候，一个叫杨可的人向汉武帝建议实行一种叫《告缗法》的法令。这个“缗”是汉代铜钱的计量单位，一千钱叫一缗，叫缗钱。那么这个“告缗”是什么意思呢？告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财产估值不准——这个不准主要是把自己拥有的高额财产低估，从而逃避国家税收。其他人去告发他，这个时候这个告发的人就可以获得被告发的人的一半财产，而这个被告发的人的所有财产将被充公。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杨可《告缗法》行，中产以上，大抵遇告皆破家”。

汉代的“中产”的资产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估产在20到30万钱的财富水平以上。这样一个中产之家，会有几十亩到一百亩地，有一个大的牲口，比如说牛，或者是马，然后还有一座宅院，以及一些奴婢，这样一个家庭就是中产家庭。而超过这种规模的很多的富裕家庭，都因为《告缗法》而被摧毁，然后回到了贫、雇农的水平上去。

通过盐、铁专卖，和开征商业税、财产税等手段，这个国家把工商业的大户摧毁掉了。这是秦汉以来重申政府的权威，展示“兼覆无遗”的基本国策。所谓“兼覆无遗”，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汉代人管这叫“覆盂”。那么通过这种经济手段，重申了国家的权威，修正了战国和秦汉早期“休养生息”以及自由经济过程中，社会上非政府力量坐大的事实，也通过摧毁工商业，实现了政府对于社会的全面管控。

这个时候，更多的资产就从市场和流通领域转入了对于土地的投资，而更多的原来从事工业生产和流通的人口就转入了农业生产。当单位农业人口更多地从事生产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个新的发明被创造出来了，那就是“精耕农业”。“精耕农业”就是本来一亩地投入一个人，现在一亩地投入两个人，这个时候草就除得更多，虫就抓得更多，种植和管理就更加精心。

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走的是农业社会的道路，也不是每个农业国家都有精耕农业。在东亚地区，只有中国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从事的是精耕农业，这和秦汉社会的工商文明转向有很大关系。那么，最后我要说，当大量的工商业被摧毁之后，人们还是有工商需求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个补充性的政策，就是由国家设置工官。

所谓的“工官”，它是一种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官僚机构，它的主管官员都是有品级的，比如说令、长、丞。而它所管理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自由民(就是工人)，一种是官奴婢，就是由国家负责养活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官奴。比如说在四川的蜀和广汉(汉代有蜀郡、广汉郡)，这个地方就设置了生产金银器和漆器的西工官。

在《盐铁论》中就提出，一个漆器的茶杯，它的生产需要一百个人工单位；而一件漆器的屏风，要费一万个人工单位。四川一个错金的漆器茶杯，可以换五个青铜的茶杯。可见，这些手工产品是非常奢侈的。而大家知道，由官府设置的这种生产部门生产出的手工产品，除了少量进入流通领域之外，大都是为了官员和君主，以及各级官吏服务的。

所以，汉代尽管有了国有的生产部门，但是这种国有的生产部门的工官，主要是为君主和官吏服务的，它不是针对市场的。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工官的管理模式，其实是模仿战国、秦汉以来大的“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式。

1924年在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墓，出土了永始元年的一个漆器的饭盘。这个饭盘是朱底黑彩，底部涂着红色的漆，上面有黑色的画，绘有三组云气纹环绕的熊形，口沿部有镏金的铜扣。而要生产这样一个漆器，需要髹工(上漆的工)、上工(绘画的工)、铜扣黄涂工(专门生产镏金的铜扣)、画工、洀公、清工、造工(分别负责漆器外面刷表层漆、最后整形，以及生产制造的工)、护工(相当于今天的生产“检验员”)，还有管理生产事务的长、丞、掾、令史。一个漆盘的生产，往往要经过七八道乃至十几道工人的程序，它符合《盐铁论》里面讲的，一个漆器的杯子，要用上百个人工单位的描绘。

可以说，那个时代生产管理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可是这种高水平的管理，并不是用在民用的工业上，而是用在了国有的工业上。可以说，汉武帝因为暂时的经济紧张，而通过盐、铁生产国有化的手段垄断了利源，同时，将最关切百姓生活的盐、铁、酒等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管理权收归国家所有，通过各种手段摧毁民间经济当中的规模经济生产。这是一种战时搜刮民财的政策，尽管它保证了汉武帝时代对外作战的胜利，但是完全地摧毁了一个活泼泼的自由市场，摧毁了民间工商业，也消灭了附着在工商业上的游侠、游士等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它使得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更加严密，当老百姓成为附着到土地上的农民之后，这就更便于国家获得稳定的税收和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