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靠文书传递维系着的汉帝国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秦汉帝国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管理体系和管理体制的。

我们可以说，汉代是一个文牍国家，就是通过信息的传递与行政的管理这种文书化的形式，将庞大的帝国管理起来。那么汉代有多少个郡国呢？汉代有13个大的省级行政区划，叫作“州”，加上中央的所在地司隶校尉部，一共是14个这种省级的监察区；然后有103或105个左右的郡，每个郡又有若干个(小的有七八个，多的有三十几个)县级的行政单位。

汉代的官员有多少呢？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定编的官员从最低级的左使到中央的丞相，一共是12万人上下。这12万人如何管理，如何让他们知晓皇帝的意志和中央的政令，以及这12万人又如何把国家的政令传递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它如何实现这种管理方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公文、文件、文书，由上而下地把中央的政令贯彻下去；再一个，就是由下而上地把地方的情况向中央汇报。

除了每年底例行的“上计”之外，像是地方的行政案件，尤其是像死刑案件，也要以文书的形式向中央报备。遇到了疑难，不知道该如何判理的案件，要向中央奏谳，由中央批复。所以，通过文书就实现了这种上传、下达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文书是一种信息交换的机制，中国古人很早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文书系统来管理国家。

也就是说从中央(咸阳、长安、洛阳)，到地方的州(刺史)、郡(郡守)、县(县令、县长)，乃至到普通的乡、亭，这样一个庞大的、有着若干层级的帝国，它一层一层地进行管理和控制，依靠的是文书来传递信息、下达管理指令，通过庞大的公文交换系统，联系着帝国的管理命脉。

这个文书传递系统，它依赖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交通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文字的使用，第三个因素是文书的传达和管理的体制。那么我们就来一一分析秦汉帝国这个文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在《史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秦始皇是非常勤政的，他每天批的公文要重达一百二十石(这个“石”是一个重量单位)，可见这个公文来往是非常复杂和繁多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么多的公文是如何传递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战国以来的交通系统。战国以来，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为了调动军队、运输补给而修建了各种各样的交通设施。比如说在中原的黄土大道上，大家夯筑、打筑了道路；在相对偏远的山区，或者是道路不太方便的地方，人们沿着山谷和峡谷修建了栈道。可以说自战国以来，这种道路的修筑已经成了联系各国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秦统一以后，修筑了很多驰道。这个驰道是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根据史书记载，秦的驰道有50步宽——这个“步”不是我们今天一步两步这个步子的意思，它这个“步”指的是一种计量的宽度——两边还要种上树。为什么要种树呢？一个是标志道路和一般的农田、其他设施的界限，最关键的是，国家遇有重大的事故可以直接砍伐驰道两边的树木，作为战略物资，同时叫“隐以木椎”。

这个“木椎”，有的学者把它解读成为一种武器。我想，这个木椎大概就相当于削尖了的栅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旁边的防护和隔离的设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秦汉时代规定，驰道的使用是由国家专控的，一般人是不可以使用驰道的。这个驰道皇帝的车马可以走，传达中央紧急文书的驿使也可以走。所以驰道是保证交通高速、实现文书传递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在驰道上，它要有管理驿递的一些机关和设施。秦汉时代建立了从中央到郡县普遍驿递的一个机构，我们把它叫作传(zhuàn)，有的学者把它读作传(chuán)。汉代的文书传递方式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种叫“以驿行”，所谓以驿行就是以驿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机要文书)传播；第二种叫“以邮行”，这个邮就是像发邮件一样，是民用的传播方式；第三种叫“以亭行”，所谓以亭行，就是一个一个政治单位、政治单元之间相互传递。

而其中的“以驿行”这种形式又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个等级，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普通快车、特快车、动车和高铁。当时规定，四匹马拉的车，这是高速的传播工具。如果四匹马的腿比较长，就意味着这马跑得比较快，叫四马高足，称为置传；四马中足，四匹马，腿稍微短一点的，称为驰传；四马下足，四匹马，但是腿比较短，这个马匹比较矮小，这个称为乘传，这个“传”就是交通工具的意思；如果是一匹马、两匹马，它拉的车是比较轻的小车，被称为轺传。

不管是置传、驰传、乘传还是轺传，只要动用国家的公共交通工具来传递文书和物资，都要持有中央或地方专有的印信，被称为传信。如果是中央发公文，要由中央的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在公文上面加上御史大夫的印章，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密，另外也标志着公文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各级的驿传都要给予一定的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公文能够通过高速的公路系统，迅速地传播。

公文的传播，还有赖于各级官吏对于文字和文书的掌握，这里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新的小问题：汉代的人，识字多不多呢？或者普通的汉代民众认不认识字呢？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汉代的基层老百姓识字率是非常高的。这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有学者从汉代的简牍文书当中发现，在当时的边境上，沿着长城有所谓的烽燧。什么叫烽燧呢？就是在长城边上有若干的据点，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烽火台，在汉代叫烽燧。烽燧是戍守长城的一个单位，它相当于一个小队，里面有一个燧长，就是主管业务的一个小官，同时，底下有很多的屯卒(就是士兵)。这样一个烽燧，就是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堡垒，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单位。

一个烽燧居住着一支小队，他们驻扎下来戍守这样一个小的安全点。这个点上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识字的，因为这些士兵的来源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学者们就普遍判断，汉代的普通民众识字率是非常高的。汉代一般的民众，9至12岁之间，要利用冬天农闲的时候，和闾里(就是乡里)的认字的官吏学习文字。学多久呢？三个冬天。所以汉代的基层官吏，比如说三老，比如说相关的啬夫、有秩、里长，包括一些在县衙或者是在郡守府服务的小官吏，都是认字的，而且认字的年龄都比较低。

《陌上桑》里这样提到罗敷的丈夫的，说“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这个15岁的“府小吏”，要认多少字呢？根据汉代的法律规定，试史学童(就是担任书写的学童)要能讽诵，就是要能背诵9000字，当然这个背诵9000字也就意味着能够书写9000字。这个9000字不是说9000个生僻的汉字，而是说能够背诵9000字的文书，他就可以到县衙里面，或者是到郡守府，去担任一个下级的小官吏，或者是一个书办。

汉代民间流传着教一般民众识字的课本，叫《急就篇》。《急就篇》除了教大家认字之外，还包含了一般官僚文书的书写格套。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汉代的底层老百姓也是识字的，因为识字就可以接受国家的管理，同时也可以把民间的情况通过文书制度反馈到上一级。汉代的帝国通过文书规范民间生活，到了东汉时代，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叫“五曹诏书，题乡亭壁”。所谓“五曹诏书”，就是由中央的尚书台发布的诏令。普通的老百姓在哪里获知中央的诏令呢？这个诏令会专门抄写、悬挂在乡或者亭的办公衙署的墙上。所以老百姓就通过乡、亭墙壁上的文书，了解和认识国家法令。

而且汉代规定，这个法令要由乡官一点一点地讲给老百姓听，让老百姓能够明白意思。在甘肃省悬泉这个地方的一个驿站，出土了一块墙壁，这个墙壁上就书写着西汉末年的《月令诏条》，就是每个月农民要做什么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识字率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汉代的文书是什么样子。汉代的文书，一般都是以“简牍”的形式出现。所谓的“简”，就是把一根一根的竹片或者是木片编在一起。所谓的“牍”，就是单独的一片木板。简外面要用封套，就是用丝织品把它包起来打上结，在这个结上挂上封泥，把它封印起来；而这个牍，外面要有一个像信封一样的函套，叫检署，把检署卡在牍上，用绳把它扎起来，绳打结的地方用封泥把它贴起来，在上面盖上印章以示保密。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密文书。

汉代还有一种一边传播一边宣讲的文书，叫作“觚”，又叫作“露布”。它是一个六棱体的木牍。一根木棍，把它削成六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写上文书的内容，然后由负责传递文书的人拿在手上，一边传播，一边奔跑。他或者是嘴里喊，或者是每到一处，由所在官员抄写——这种传递的过程，也是宣传国家政令的过程。在今天甘肃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砖上有一个驿使图，画的就是一个驿使骑着马，手里拿着这样一个觚传递文书的形象。

而文书的传递是有制度的。根据出土的文献可以看到，要在落款上写明这个文书是由谁主发(就是谁起草)；同时，规定了这个文书要在什么时间内送达什么地点，它有传播的时间限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书制度，国家才能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汉代每个老百姓还有所谓的户板，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户口本。每年八月，由官员到县、乡去核查老百姓的户口，九月由县向郡汇报这一年这个郡、这个乡、这个县它的人口增减的相关情况。然后，由郡向中央上计(就是把一年的统计报表报到中央)。正是通过这种文书，中央朝廷实现了对广大地域上100多个郡国的管理。可以说，不但官员熟悉文书，就是民间的老百姓也非常熟悉文书，这种文书对于民间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后来的道教——道教萌芽于东汉末年，而道教的很多用语其实就来自汉代的文书——有一些咒语会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三句话就是汉代文书一般结尾的格套。“太上老君”是这个文书的颁发人。“急急”表示这个文书它传递的速度，汉代的文书有“急”和“急急”来标志这个文书的不同等级。“如律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文书所描绘的内容外，其他文书没有描绘的按照律令来执行。

不仅如此，人们也会用官文书的形式来描绘民间生活，甚至形成民间的一些风俗。举个例子，从汉代到明清时代，中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封建迷信的文书，一般叫作买地券、镇墓券或者叫作买地莂。它通常是刻在砖头上，或者是铅板上，有的是书写在木牍上，人下葬的时候就将其一起埋驻地中，这是告诉地下的这些鬼神，这块葬地已经有主了，你们就不要来侵犯了。这个买地券很多时候就是汉代文书的一种迷信的翻版。

比如说在出土的文献当中，有一个孙成的买地券。他是东汉建宁四年(171)过世的，安葬时在墓里放了一张券。这张买地券中就说，“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这是告诉大家他买下来这个墓地，四邻各是谁家的；“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就是说这个买地券当中所标明的地理位置上的填土，上面所生的任何物质都归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就是他买的这块地里面，如果还有其他的死人，男的就是孙成的奴隶，女的就是孙成的奴婢，都归他驱使；旁边还列了樊永、张义、孙龙等人作为他的见证人。

这样一张买地券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汉代的买地文书一样。其实根本就不是。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买地文书，好像是告诉死者，你只要带着这券，这个墓地你就永远拥有了。这是汉代的官文书在民间生活，乃至丧葬用品当中的一种翻版。

可以说，文书管理是汉代国家管理的一种普遍形式，这种信息的交流，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实现了国家意志对于民间的管控、民间的信息向中央的汇报，通过信息传递，通过驿站和驰道传播信息。所以说，古代中国这么庞大的幅员，这么辽阔的疆土，就是靠着这种形式把它管理了起来。我们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秦汉帝国是靠什么维系的呢？可以说它是靠文书来维系的，也可以说，秦汉帝国就是靠着“快递”在维系着这么庞大的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