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崇祯之渊

现在我们将目光从崇祯朝舞台上的演员们身上，转向舞台本身——生态环境。元明两代没有哪个皇帝像崇祯这样，不幸地遭遇了如此反常且恶劣的气候条件。在其统治初年，自然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北，特别是陕西。干旱与饥荒到处肆虐，崇祯元年（1628）末，一位御史上奏，全省已变成了一个灾区。次年，气温骤降，这次寒潮一直持续到17世纪40年代。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明朝人。在17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在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至少要经历一个月的严寒。然而，在17世纪40年代，据记载，冬季的每个月都要经历严寒，使之成为自12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冷的10年。位于中俄之间的满洲也经受了同样的极端气候。女真人也许是受到明朝财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动他们南进的因素也包括寒潮。

崇祯朝的首次大饥荒发生在1632年，即皇帝登基后的第五年。这一年，朝堂上的奏疏一封接一封递上来，满纸都是全国各地的极端气候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紊乱。一位派往西北的巡抚写道：“不意天未悔祸，荒旱五年，致彼遍地皆贼，日甚一日。”而一位被派往京杭运河中段地区视察灾情的巡按回报的情况是：“南北往来几于断绝。”有关该地区另一次大灾的一封奏疏中则写道：“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商贾不通，道路梗塞。”

崇祯五年（1632）以后，灾情不断恶化。到了崇祯八年（1635），蝗虫开始大量出现。最终，在崇祯十年（1637），干燥的天气导致了大规模的旱灾。明朝遭受了长达7年的史无前例的大旱。最严重的灾情发生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的山东西部，饥民剥食树皮，最后不得不吃腐尸而活命。在山东西北部的商业城市临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烈情况。次年夏，饥荒向南蔓延至长江三角洲。《上海县志》中收录的一条记录扼要地描述了此次饥荒的规模：

大旱。

蝗。

米粟泳贵。

饿殍载道。

……

斗米银三四钱。

干旱又持续了两年。崇祯十六年五月九日（1643年6月24日），束手无策的皇帝降旨，要求所有臣民，上至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都要洗心革面，禳除干旱的天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

干旱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手段，控制了这种疾病，但是满族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竭力回避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的数次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从回报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是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皇太极终止对华北进军的原因之一。崇祯八年（1635）山海关附近肆虐的疾疫很可能是天花。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其规模之大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

疫疠也在全国其他地区爆发，西北部尤其严重。崇祯年间，山西省的首次大规模疫情发生在崇祯六年（1633）。三年后传到了陕西和蒙古南部。崇祯十三年（1640），整个陕西省都遭受感染。等疫情结束时，据该省官员估计，人口死亡率高达80%——90%。尽管这一统计比率显然夸大了事实，却反映了疫情的严重性，至少在该省的部分地区情况确乎如此。关于这一次疫情是否鼠疫，还存在大量争议。崇祯七年（1634），西北边境地区的老鼠数量突然急剧增长。据《明史》记载，宁夏的乡村地区突现10万只老鼠，所经之处，寸草不留。一些历史学家据此将鼠患与疫情爆发联系起来。无论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无论老鼠的身上是否携带了感染淋巴腺瘟疫的跳蚤，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崇祯十二年（1639），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疫情。同年发生的长江中游地区的鼠患，再次使人们怀疑这是一场瘟疫。疫情在两年间愈演愈烈，不仅是长江流域，整个明帝国的东半部都受到影响。据称，山东某州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于疫疠。地方志编纂者在评价此次疫情时写道：“历代灾异叛乱，为害无甚于此者。”在山东的另一个黄河以南的州，疫疠使数个村庄人迹灭绝，70%的人口死亡；同样的死亡率也出现在河南省境内的黄河流域地区。当年夏末，蝗食苗尽，一点可以吃的都没有留下。

疫情在崇祯十五年（1642）似乎出现了短暂的中止，随后，继续年年爆发，从江南直到北方边境，无处幸免。当时，北京是这一波波疫情的感染源，而曾经的全国财富流动通道——京杭大运河，则成为由北向南传播疫情的直通通道。饥荒加上疫疠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死者泰半”是这些年地方志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词，而“十室九空”是另一个。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山西省北部的所有州县都已出现疫情。

这就是“崇祯之渊”——自14世纪20年代的“泰定之渊”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灾害期。粮食歉收，食物供应缩减，商品交易停止，导致粮食价格的通胀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人们两手空空，没有缴纳赋税的能力。人民生计维艰，而政府的处境更加糟糕——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军饷，以维持边防和驿递。早在天启三年（1623），就有兵部尚书反映驿递庋困、疲累已极的情况，恳请皇帝下旨严申驰驿条件，以免国家通信体系崩坏。但是，这一举措尚不足以减轻驿递的沉重负担，于是兵部在崇祯二年（1629）索性关闭了数个驿站，以降低运营成本。现实地来看，任何财政紧缩的做法都不足以弥补在满洲连年用兵的巨大耗费。国家为应对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唯有不断加重赋税。人们用“崇祯”等于“重征”的调侃，一语双关地道出了崇祯年间税赋沉重的窘境。当1644年——崇祯朝的最后一年到来时，80%的州县已停止缴纳赋税，国库已经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