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明朝纪事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23 13:24:42 0

从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的二百七十六年，明王朝统治着中国。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是元末濠州（今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元朝末期，政治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再加上灾荒连年，使得社会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元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定远人郭子兴于濠州率众起义。朱元璋于这年的闰二月奔向濠州城，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受到郭子兴的赏识和重用。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红巾军领导人刘福通把韩林儿迎来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统领其部众，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被任命为左副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下集庆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小明王升任其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

朱元璋建立江南政权的时候，张士诚也于同年二月攻下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建为国都，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自立为吴王。徐寿辉的蕲黄红巾军也迁都于汉阳。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挟持徐寿辉东下攻应天，一直攻到采石矶，杀徐寿辉自立，国号汉，改元大义，结果被朱元璋大败于龙湾。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复率大军攻打洪都（今江西南昌），围八十五日没有攻下。朱元璋撤援安丰军急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死，其子陈理奔还武昌。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仍用龙凤年号。二月，朱元璋亲往武昌督师，受陈理降，汉亡。朱元璋于其地置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辖。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传檄声讨张士诚的罪状，斥骂白莲教以“妖言”、“妖术”惑众，并命徐达、常遇春率军进攻平江。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迎小明王，至瓜州沉舟于江，小明王溺死，宋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徐达、常遇春攻破平江，俘张士诚，吴亡。十月，在攻克平江后未及一月，朱元璋即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二十五万大军，由淮入河北取中原。

朱元璋在派兵北伐中原期间，于1368年正月正式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定都于南京，历史上称为明太祖。明朝历经十六个皇帝，到崇祯十七年（1644）大顺军进京，思宗自尽为止，前后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算上后继的南明政权，直到桂王朱由榔于永历十五年（1661）被缢杀，又延续了十七年。

明朝刚建立时，中原、江南、闽广等地虽已属明朝管辖，但四川仍有夏（明昇）政权统治着；云南受元宗室梁王所控制；秦晋关陇地区还有军阀零星割据；元顺帝虽已从大都退到上都，但还保存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和一定的军事力量；东北地区则有元丞相纳哈出率领着二十万元军屯驻在金山一带。面对上述割据形势，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徐达自攻下元大都后，即率师西征秦晋，到洪武二年（1369）三月，先后攻下了奉元路及临洮等地，秦晋平定，置陕西、山西两行省。洪武二年二月，常遇春攻克了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洪武三年正月，朱元璋又命徐达等统领大军征伐蒙古。这时元顺帝已死，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弃开平奔和林旧都。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比较稳定。洪武四年，朱元璋部署南北两路大军向四川进军，南路军由汤和率领，北路军由傅友德率领。六月二十二日，明军至重庆，明昇降，夏亡。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征云南，到十二月攻下昆明，元梁王逃到普宁州忽纳砦自杀。第二年闰二月攻下了大理，平定了云南全境，置云南布政使司。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军二十万征讨纳哈出。纳哈出孤军无援，同年六月投降了明军，所部二十万众也陆续降明。就这样，朱元璋自建立明朝后，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朱元璋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立即建立各级行政机构。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除南京为直辖区以外，全国分为十二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人，掌管刑法；设都指挥司，置都指挥使一人掌管军事；都、布、按并称三司。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阴谋政变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并乘机废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归属六部，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并充实了机构，加强了职权。中央还设立了大理寺，其长官为大理寺卿。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送案牍、引囚徒，由大理寺复审。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朱元璋为了加强其专制统治，于洪武十五年（1382），特别设置了锦衣卫，它与后来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所设置的“东厂”一样，都是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特务机构，故人们并称为“厂卫”。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订，吴元年（1367）十月就命中书省定律令。洪武六年（1373）夏刊《律令宪纲》。这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直到洪武三十年才正式颁布。《大明律》共有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是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的法律条文。

明朝建立后立即制定了户籍和赋役制度。洪武元年（1368）制订了“均工夫”的役民办法。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所订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也叫户口黄册或赋役黄册）。和黄册制度同时产生的还有里甲制度，政府就根据黄册所载人户情况，通过里甲制度来征收赋役。为了打击隐瞒土地的行为，洪武二十年（1387），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田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的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为“鱼鳞图册”。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组织生产，曾大规模实行屯田，计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

朱元璋自建立明王朝后，亟需大量人才来充实官僚机构，当时明朝政府除了任用元朝原来的一些官吏以外，主要采用学校和科举来选用官吏。学校，在中央的称“国子学”，在地方的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国子监才能作官。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作官，或通过科举考试作官。这仅是洪武时的情况，以后就主要以科举考试取士。明朝于洪武三年（1370）正式建立科举制度。洪武六年一度停罢，洪武十五年（1382）又复设科举，后遂以为永制。

明朝统治初步巩固后，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烜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有些功臣的骄纵违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显得更突出了。洪武十三年（139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被杀的有陈宁、涂节等人。十年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兴大狱，于是李善长、陆仲亨等，都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罪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简明正史——明朝纪事告凉国公蓝玉谋反，于是又牵连一大批武将及朝廷官员，“族诛者万五千余”。胡惟庸与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从此“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朱元璋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远统治，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把他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当时朱元璋从制度上规定，“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死，因其长子朱标已于六年前去世，就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即惠帝，年号建文。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已感到“诸叔各拥重兵”的威胁，即皇帝位后即行削藩。当年七月，燕王朱棣援“祖训”起兵反抗，号称“靖难”。经过四年战争，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军进抵南京城下。守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橞开门迎降，朱允炆于宫中自焚死。朱棣便于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成祖，也称太宗，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所称的“靖难之役”。

朱棣即位后，继续执行洪武时期的内外政策。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明朝政府从永乐元年（1403）到永乐七年（1409）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和一百三十二个卫。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顺黑龙江而下，护送康旺、王肇舟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前去赴任，直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成为明朝政府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亦失哈和康旺等人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特林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树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1413）时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人、蒙古人、女真人等，充分反映了这个多民族地方政权的特点。

永乐元年（1403），明朝政府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交往。除了使臣与商队以外，暹罗、琉球、日本、中山、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苏禄等国王都曾来中国进行访问。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剌来访时，其随员多达五百四十多人。朱棣还派宦官郑和远航海外，其目的是要维护明朝在亚非各国的地位，“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第一次远航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他与副使王景弘等从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返回南京，历时两年三个月。以后从永乐六年（1408）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又六次率领船队远航。前后七次，历时二十余年，共经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

朱棣早就有意将首都迁往自己的发祥地北平，所以他即位后即把北平改为北京。永乐七年（1409）于北京建五府六部官署，称为行在。永乐十五年开始在北京营建都城。同时，朱棣从永乐九年开始命工部尚书宋礼和漕运总督陈瑄，先后治理了会通河和运河的淮南地区的水道，使得运河真正贯通南北，“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解决了南粮北运问题。北京作为首都的物质条件具备了，所以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

永乐初，蒙古鞑靼部对明朝边地仍不断袭扰。永乐七年（1409）六月，朱棣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竟被杀。明朝政府于这年七月派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前去征讨。丘福孤军深入，直抵胪朐河，遭到鞑靼部骑兵包围袭击，全军覆灭。朱棣遂于永乐八年，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征鞑靼，直到斡难河，取得了胜利。以后又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先后三次亲征蒙古，他本人也于最后出征回师途中，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九日病死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

成祖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但仁宗在位仅十个月，于洪熙元年五月染病去世，即由其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在位十年。

仁、宣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明朝的治国政策，由洪、永时的严急而趋向平稳，史称“仁宣之治”。明朝的内阁制度也于这时得到确立。

内阁制的最早雏形始于太祖时，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当时朱元璋对国家政务皆“自操威柄”，这些大学士并无多大的实际作用。到永乐时，成祖明确规定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制才基本形成。但当时阁臣的阶秩不高，“各赐五品服”，只是中级官员，还没有摆脱“备顾问”的限制。到仁宣时就打破了这一限制，一方面提高阁臣的官阶，实授他们为尚书之职；同时赋予阁臣“票拟”的权力。“票拟”，即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阁臣获得票拟权，这就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

仁宣时周边形势也比较稳定，戒边将“毋贪功”，对蒙古内部瓦剌与鞑靼的相互争战不予介入。所以当时明朝边境保持稳定，没有大的动乱。尤其是对安南实行复封，为当时绥边政策的一大举措。自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张辅率大军征讨安南，于其地按照内地制度设置交阯布政使司后，一直遭到安南人的反抗。明朝政府多次派兵前去平定，历时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宣宗即位后，毅然决定放弃交阯，结束对安南的长期战争，这对明朝统治的稳固、军费的节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在位共二十二年。这时朱祁镇刚九岁，太皇太后张氏（朱祁镇祖母）委任“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因此，正统初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的各项政策，但宦官王振已在渐渐窃取权力干预政事了。后来张太后病死，“三杨”也或死或老。王振便控制了英宗，把持朝政，去掉了明太祖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碑。从此王振大权独揽，广植私党，连年用兵。

正统二年（1437）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变，在正统五年被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昂所平服。但王振却要“示威荒服”，于正统六年（1441）、七年和十三年三次征讨麓川。每次派兵都在十万人以上，却没有解决问题。虽然思任发后为缅人所擒，押解给明军，但当地部落复拥其子思禄为乱，最后仍然只好同意他“得部勒诸夷”。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统率所部向明朝进攻，大同参将吴浩战死。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与挟持下，于七月十六日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征讨。八月初一日明军到达大同，初二日，王振的同党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振始惧”，第二天即下令班师。八月十三日明军撤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十五日瓦剌军乘明军移营就水之机进行袭击，明军大败，英宗被俘，随从英宗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十余人皆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捶击而死，说：“吾为天下诛此贼！”英宗所率五十余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精锐，“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称为“土木之败”，从此明朝由盛转衰。

明廷知道“土木之败”皇帝被俘的情况后，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祈钰监国。因当时新立的太子（朱祁镇子朱见深）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皇太后又于九月间同意了群臣的奏请，朱祈钰遂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在位八年。郕王监国后即把战守的重任付托给兵部尚书于谦。于谦从八月十八日受命到十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改变了官员军民惊慌混乱的局面。当年十月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十月十一日抵北京城下，妄想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明军在于谦的部署与指挥下，击败瓦剌军，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

瓦剌军在北京城下遭到挫败后，瓦剌内部又产生矛盾，也先只得和明朝讲和。经过使臣的数次往回，景泰元年（1450）八月二日也先终于将英宗放回，十五日朱祁镇等回到北京。景帝于东安门谒见英宗，双方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后，英宗朱祁镇即被送进南宫。

英宗在土木之败以前做了十四年皇帝，朝廷内外有他的一批心腹，有雄厚的势力。景帝这时被推戴做皇帝才一年，生怕皇帝的宝座被他哥哥夺回去，所以他把英宗送入南宫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防范，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杜绝了英宗和群臣的交往。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十六日，于谦、王直、商辂等商议奏请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当疏稿写成时已日暮，尚未上奏，当天晚就发生了由石亨、徐有贞等发动的拥戴“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英宗重登皇位后，当月就改元天顺。徐有贞、石亨等嗾使其同党劾于谦、王文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作皇帝，判谋逆罪而处以死刑。二月初一日，以皇太后诰谕，废景帝仍为郕王，迁西内，过了十多天死于西宫。

英宗复辟后，参加夺门事件的主要人物都得到了封赏和重用，徐有贞于夺门之变的当天入阁并升为兵部尚书，石亨晋封为忠国公，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太监。不久，他们互相之间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先是石亨和曹吉祥联合攻击徐有贞，徐被下诏狱，后谪戍金齿卫，于是石亨和曹吉祥更加专横跋扈，使英宗也感到难堪。英宗听了大学士李贤的主意，逐渐疏远曹、石，抑制他们的权力。石亨觉察了英宗的用意，便想学“陈桥兵变”来夺取明朝的天下，结果于天顺三年（1459）被人揭发关入诏狱。第二年二月，石亨死于狱中。石亨事败以后，曹吉祥及其侄曹钦非常恐慌，怀着侥幸心理发动军事政变。结果曹吉祥被逮捕凌迟处死，曹钦投井死。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年号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宪宗仍然信用宦官，继续让他们担任提督京营、监军统兵以及镇守等军事要职。宦官还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吏科给事中李俊等上疏中指出：“今之大臣，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非依倚内臣则不得安。”当时宦官还利用厂卫打击正直官员。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宪宗又增设了一个特务机构“西厂”，由宦官汪直领其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其权势远远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不用向皇帝奏报，也不用通过其他司法部门，可以直接任意逮捕朝臣，下至一般民间争吵的琐屑小事，往往判以重刑。西厂成立后屡兴大狱，“冤死相属”，引起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西厂终于被罢撤。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病死。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年号弘治，在位十八年。孝宗加以大力整顿内廷与吏治，即位后的第六天即把作恶多端的宦官梁芳和奸佞李孜省罢黜，并把他们关入监狱。接着罢免了宪宗时投靠宦官的阁臣万安，并裁撤传奉官达一千数百人。与此同时，孝宗任用了一批贤能正直的官员，如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都御史刘大夏等。孝宗又勤于政事，听纳臣僚的忠言谠论，改良国家政治。孝宗时期的政治，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明的，因此有人称誉这时有“中兴”气象。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病死。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在位十六年。朱厚照本是一个“好逸乐”而又好勇逞强的人，一旦当上了皇帝，权力在握，又在一批宦官奸邪之徒的阿谀奉迎下，胡作非为，孝宗时的“中兴”气象一扫而光。

武宗宠用宦官刘瑾和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人称“八虎”。他们日夜引导武宗游戏取乐，国家大权完全被刘瑾所把持。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叫内阁撰敕，“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事无大小，任意判断，悉传旨行之”。朝臣章奏要写两份，“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刘瑾又设立了内行厂，归自己掌管，打击正直官员。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安化王朱寘简明正史——明朝纪事以诛刘瑾为名起兵反叛，被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都御史杨一清借安化王之乱说服宦官张永揭发刘瑾“不法十七事”。武宗遂逮捕刘瑾，处以死刑。正德十四年（1517）七月初一日，江西南昌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要夺取帝位。很快被汀赣巡抚王守仁平定。武宗为了南巡游乐，八月二十二日出发亲征，行至涿州，接到王守仁已擒朱宸濠的奏疏，秘而不宣，继续南下。正德十五年七月到南京受俘。接着武宗自南京北返，九月至清江浦。武宗在积水池捕鱼玩乐，舟覆被溺，从此生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死于豹房。

从英宗正统到武宗正德时，由于政治腐朽，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义不断。正统十三年（1448）四月，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因不堪官府地主的压迫剥削，起而反抗。他禁止地主向农民收取“冬牲”，并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租，得到农民的拥护，纷纷参加起义军。邓茂七与尤溪县蒋福成带领的起义军一起占领沙县，建立了农民政权，设官署，立总甲里长。邓茂七称“铲平王”。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攻占二十余县。后因内部出了叛徒，削弱了起义力量，最后被镇压。

成化元年（1465）爆发了荆襄流民起义。明中叶时，由于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迫使大批流民聚集在荆襄一带开垦。成化时，流民已聚集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明朝政府用“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等来限制与压迫流民。刘通、石龙等人奋起反抗，在荆襄附近的万山之中，分为七屯，建立了汉王政权，年号“德胜”。大败前来镇压的明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但终因众寡悬殊，第二年起义被镇压。成化六年（1470）原在刘通部下的李原又再次举起反抗的大旗，建号“太平王”。明朝政府派都御史项忠前往镇压。项忠采取野蛮的屠杀手段，对流民不分老幼“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但许多农民为了争取生存，依然在山区坚持斗争。明朝政府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决定设立郧阳府，下辖竹溪、郧西等七县管辖流民，于是九万余户数十万人定居在郧阳地区。

正德五年（1510）河北爆发了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刘六、刘七是河北文安县人，当时明朝政府在河北实行牧马制度，将官马交给农民放牧，称为马户。马户向政府交纳孳生马驹，若种马或马驹死亡，马户就要赔纳。当时人就认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起义农民树起两面大旗，上写：“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表示要推翻明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持续三年，转战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等地，最后失败于南通。

武宗死后，因其无子，首辅杨廷和提议，迎立封国于安陆的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皇太后张氏也同意这个主张，即派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等人去迎接。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至京师即皇帝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在位四十五年。

世宗朱厚熜是由藩王入承皇位的，这就有一个以谁为皇考的问题。首辅杨廷和等的意见“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再议。后经礼官反复斟酌，定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南京吏部主事桂萼与进士张璁上奏说，应去“本生”二字。世宗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宣布去掉其父母尊称中“本生”二字。因此引起一场风波，朝臣纷纷上疏反对。七月十五日，二百余名官员跪伏于左顺门力争。世宗大怒，遂命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四品以上官员俱夺俸，五品以下官员皆受杖责。世宗把其生身父亲的神主奉于观德殿，“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复言本生”。这就是嘉靖前期争吵激烈的“大礼仪”。凡是主张世宗“考孝宗”的官员杨廷和、蒋冕、毛纪、乔宇等皆受到削籍为民和夺职闲居的处分，而附和世宗的张璁、桂萼则提升为大学士，参预机务。

世宗还好方术鬼神之事，日事斋醮，求长生不老，希望成为神仙。世宗所崇信的方士有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及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世宗与这些方士成天鬼混在一起，和大臣却不见面，使得朝政荒废，为了斋醮耗费了大量财物，“嘉靖中岁用黄腊二十余万斤，白腊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这些物品大都为斋醮所用。

嘉靖二十一年（1542）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趁世宗熟睡时，用绳套住他的脖子，要把他勒死。正好皇后方氏走过，听到房间内异常声音，带人进去解救了快要断气的世宗。宫女造反要勒死皇帝，这在封建历史中是罕见的。

世宗时期官僚之间的争斗很激烈，而对内阁首辅的争夺更为突出。世宗朝出任首辅的先是杨廷和、费宏、杨一清，接着是张璁，后来又有夏言和严嵩。夏言担任首辅时，蒙古俺答汗从河套地区向内地袭扰，三边总督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上书请复河套，说：“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夏言极力支持他。严嵩却以此为借口，攻击夏言、曾铣开兵端。昏庸的世宗听信了严嵩的谗言，竟杀了夏言和曾铣。严嵩因而坐上首辅的交椅，从此任内阁首辅十五年。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儿子严世蕃任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赵文华、左副都御史鄢懋卿皆其徒党。曾铣被冤杀以后，明朝边防废弛，蒙古骑兵几乎年年进犯内地掳掠骚扰。尤其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时任大同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用金银财宝去贿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遂移兵由蓟镇攻古北口入犯，长驱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明军根本无力抵抗，任凭俺答所部掳掠京畿八天后退去，因这年为庚戌年，明史称为“庚戌之变”。

世宗时期，倭寇对我国的侵扰也猖獗起来。日本的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等，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看到当时明朝卫所军已十分腐败，毫无战斗力，就招募浙江义乌的农民和矿夫组成“戚家军”。戚家军备有火器，并经过南方沼泽地作战的训练，纪律严明，行动迅速，英勇善战。戚家军在广大人民的密切配合与支持下，与倭寇数十战，于嘉靖四十年（1561）平定浙江倭寇后就转入福建，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等合击倭寇于平海卫，消灭倭寇二千三百余。嘉靖四十三年，戚家军又大败倭寇于同安与漳浦。俞大猷又领导爱国军民消灭在广东的倭寇。至此，沿海的倭患才得以平定。

严嵩当政期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父子被劾，严世蕃被判处充军边远，严嵩被勒令致仕。查抄他的家产时，其历年搜刮的黄金达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除霸占其家乡江西袁州十分之七的土地外，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多至数十处。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因长期服用“仙丹”中毒死。由其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在位六年。穆宗虽不崇奉道教，但也仍是一个怠于政事，讲究玩乐的皇帝，朝政多倚赖内阁处理。这时，俺答仍不断进犯宣府、延绥、大同等地。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努力整顿军队，加强防御，多次击退俺答的骚扰。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关于封贡互市的八条意见，大臣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学士张居正等积极支持王崇古的封贡主张。于是，明朝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明确对俺答说：“汝是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是一家”，并封俺答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明朝政府东自辽东，西至甘肃设立了许多贸易场所。从此边地“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俺答和三娘子允许汉人筑板升（房屋）居住。到万历时俺答部落也筑建城郭，明朝政府赐名“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

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死去。他的第三子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此时朱翊钧才十岁，由穆宗陈皇后及其生母李贵妃主持政务。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合逐走了高拱，张居正出任首辅。

张居正从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十年（1582）担任首辅期间，成为明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是明代最有权威的首辅。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大力推行改革。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建立了官吏考成制度，层层督察，使得各级官员“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张居正大力加强边防，支持王崇古封贡俺答的意见，调戚继光到蓟镇整顿防务，用李成梁驻守辽东，使得明朝的边防得到稳固。张居正还起用治河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是在赋役制度上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在此基础上实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部分“摊丁入地”，赋役一律征银。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制，是中国赋役史上的大事。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改变了嘉隆以来财政恐慌的窘状，使得“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从此，神宗在一班官僚的谄谀下，深居后宫，纵欲玩乐。从万历十四年（1586）以后，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病死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几乎不接见朝臣。皇室的奢侈浪费更为惊人。神宗还拼命营造自己的坟墓，即今天可以看到的北京定陵的地下宫殿，动用数万工匠和民工，历时六年才建成。这个陵墓的建筑材料，用的是山东临清的“寿工砖”，房山的石材，湖广、川、贵的大木，共花费八百余万两银子，相当于万历时两年全国的田赋收入。

由于神宗长期怠政，在职的官员不能正常升迁，缺额的职位无人补充。万历二十九年（1601）地方上的布政使及提刑按察使共缺七十余员，几与现任官员相当，各占一半，形成许多政务无人处理，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随着政治的腐败，地主阶级更加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这时王公勋戚占田惊人，动辄百万亩以上。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地二百一十四万余亩，儿子福王朱常洵占河南田二百万亩。当时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王庄密布。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派太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有的到矿区，称为“矿监”，有的到工商业重镇和交通要道设税卡，称为“税使”。到广东去搜刮珍珠宝石的叫“珠监”，到两淮搜刮盐税的叫“盐监”。后来发展到连“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甚至拆屋掘坟，搜刮钱财，穷凶极恶地在全国各地进行公开的大掠夺。

万历后期，由于神宗怠政，形成朝中阁部科道官员，相互结纳，党同伐异，朋党之争非常激烈。万历三十三年（1605），在党争中失败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他的家乡无锡，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一批在政争中落职的官僚士大夫也会合拢来，“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并与在朝当官的同党“遥相应和”，结成当时的“东林党”。和东林党并存的还有浙、齐、宣、楚、昆等党派。他们多以其首领的乡里而得名，如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是浙江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

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病死，由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即位仅一月即死去，改这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由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在位七年。

熹宗即位后，朝廷中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东林党一度占过上风。但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的权势越来越大，其他党派中的一些成员纷纷投向魏忠贤，人们称他们为“阉党”。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受命执掌东厂以后，气势更为嚣张。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十二月，魏忠贤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致死，从此，魏忠贤大权独揽，明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阉党中人称他为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桢与宦官李实于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于是各地附和阉党的官员也都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供奉，以表示对他的效忠之心。他“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许多官僚认魏忠贤为义父干爷，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称。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民间有说魏忠贤坏话的，立即就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遗命由其五弟朱由检即位，是为思宗，年号崇祯，在位十七年。

思宗即皇帝位时十七岁，很想有所作为。他即位后即放逐魏忠贤去凤阳，魏于途中自杀，“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作恶多端的熹宗的乳母客氏；启用被魏忠贤斥逐的文武诸臣。思宗勤于政事，注意节俭，用人重实才，努力挽救明王朝的败亡。但这时的明朝已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了。

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名额，贪污军饷，已成普遍现象。通常一万兵额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粮饷。如锦州总兵吴襄所部，按册有八万名额，实际只有三万。

明朝统治者为了转嫁财政危机，一再重复加派赋税。因辽东战事，崇祯之前已加派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十年（1637），明朝政府为了围剿农民军又加派“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崇祯十二年，为了训练边兵，又增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共征银一千五百余万两，这些向人民“剥肤敲髓之脂膏”被达官贵人寻欢作乐肆意挥霍。

政治腐朽，贪污成风，是明末社会的一大痼疾。思宗曾向官员们提出“文官不爱钱”的要求。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中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用钱买官），安得不以钱偿。”

思宗面对千疮百孔的局面，急于求成，而他遇事往往刚愎自用，又因情况复杂而对臣僚产生疑忌。这就使得思宗用人不专，责罚太重。崇祯十七年中，内阁大学士更换至五十人，前后担任首辅的达十余人，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总督被诛七人，巡抚被诛十一人，阁臣被诛二人。结果因“求治太急，用法太严”，使得“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也”。

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全国到处烽烟四起。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下西安后，于第二年正月，以西安为西京，立国号大顺。张献忠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在谷城再起，转战于湖广、四川等地，屡败明军。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攻入四川，十月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正式称帝，年号大顺，后于西充被清军击败，张献忠中箭而亡。

东北地区的后金皇太极，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于盛京（今辽宁沈阳）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清。皇太极不断派兵袭击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军第四次进入关内，直到第二年三月退还辽东，历时六个月之久，蹂躏京畿、河北、山东，“转掠二千里，下州县七十余城”。

明王朝在这内外交困，四面包围的情势下，已完全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西安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发布征讨明王朝的檄文，痛斥朝中“公侯皆食肉纨袴”，“宦官悉龁糠犬豚”，鱼肉百姓，以致“闾左之脂膏殆尽”。并宣布大顺农民军“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贵贱均田”等政策。大顺军随即出发，进军山西，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迅速攻下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进围北京。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攻破彰义门，进入北京城。思宗见大势已去，在皇宫内逼周皇后自杀，用剑砍死了几个妃嫔、公主，又把太子及另两个皇子送到皇宫外躲藏。次日黎明前，思宗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又名煤山，今景山公园）上吊自杀。当天中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官兵开进宫城。李自成“毡笠、缥衣”，乘马进入承天门（天安门），登皇极殿。北京居民张灯结彩，焚香设案，贴上“大顺永昌皇帝万岁”，“顺天皇万万岁”等标语来欢迎李自成大顺军。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在西安建立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李自成派出大批官员赴河北、河南、山东诸州县建立大顺地方政权。大顺政权势力最盛时，占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的全部，甘肃、宁夏、青海以及江南等部分地区。大顺军在北京还镇压赃官和实行比饷。早在进北京前，大顺军所到之处，责令官僚和大地主交纳金银，称为“助饷”，违抗者处死。进京后，把这种做法定成正式制度，专门设立了“比饷镇抚司”，规定了镇反和追赃的总原则：“各官罪甚者杀之”。对于其他的贵族、官僚、大商人等，则按照他们占有财富的情况和官职的大小，规定应交赃银的数目。

正当大顺军在北京进行各项政权建设时，在山海关观望形势的军阀吴三桂，知道大顺政权追赃、镇压勋贵，便拒绝大顺军招降，杀大顺使者，决定投降清朝。当吴三桂向清朝送降书并勾结清军出兵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正统军出动，行至翁后所，得吴三桂降书，立即进军山海关。李自成因吴三桂拒降，亲率六万军队东征。至山海关一片石地方，正与吴三桂军队鏖战时，清军突然出击，大顺军失利，仓促撤离山海关。这时北京城内原明朝的一些官员大肆进行颠覆活动，清军和吴三桂的间谍也潜入北京城内张贴传单，攻击大顺军，社会很不稳定。李自成回军北京后，看到这些情况，感到固守北京有困难，决定撤出北京。临行前，于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离开北京，向陕西转移。

清军和吴三桂在山海关之战获胜后，即向北京进军，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在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下，清朝政府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九月，从奉天迁都北京。清朝统治全国从此开始。

大顺军撤出北京后，经由山西退入陕西。这时领导核心发生分裂。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死李岩和其弟弘将军李牟，宋献策被吓跑，刘宗敏对此也很不满，大顺军军心涣散，严重削弱了战斗力。李自成为抗击清军，组织了潼关保卫战，不幸失利，退出陕西，转至湖北襄阳。永昌二年（1645）四月，李自成退至武昌，旋南下至通山县九宫山，在查看地形时，遭受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而死，年三十九岁。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思宗自杀后，南京明朝官员于五月三日拥福王朱由崧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这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福王荒淫庸懦，朝政为阉党马士英等人所控制。弘光元年（1645）二月，清兵南下，四月打败了福王政权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抵抗，攻下扬州。五月二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随即俘虏了福王，福王政权覆灭。同年闰六月，在南方的明朝官员又建立了两个政权：一在福州，首领是唐王朱聿键，初七日称监国，二十七日即皇帝位，年号隆武；另一在绍兴，首领是鲁王朱以海，二十八日称监国。第二年清兵渡过钱塘江，攻取绍兴，鲁王败逃海上。八月，清兵攻占福州，唐王被俘。至此，鲁王与唐王政权也被消灭了。十月四日明朝在两广的官员又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十一月十八日即皇帝位，年号永历。桂王政权在南明的几个政权中持续时间最长。永历五年（1651），桂王在清兵的逼迫下，逃到广西边境。永历六年，张献忠大西军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迎桂王至贵州安隆所，后转至云南昆明。李定国率部对清军展开了大反攻，东出广西，克桂林，攻入湖南，南下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前后败清兵数十万人。但大西军的另一个部将孙可望，具有个人野心，大搞分裂活动。永历十一年（1657），孙可望向李定国发动内战，兵败降清，引导清军进攻李定国。李定国兵败，退到云南边界，桂王流亡缅甸。永历十五年（1661）四月，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成功从厦门率师渡海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十二月缅人执送桂王给清军，第二年（1662）桂王在昆明被杀。至此，南明政权最终结束。